汉文化的东传与中国式文教制度的建立
外来移民带到日本去的,除了做衣服的技术等以外,最重要的还是汉文化。中国和日本的文献,如《隋书·东夷·倭国传》、《古事记》、《日本书纪》、《宋史·外国·日本国传》等都记载,日本古代没有文字,至应神天皇时始自百济传入汉字。也就是285年,百济博士王仁把《论语》、《千字文》、《孝经》等带往日本。一般认为,这是汉字、汉文化正式传入日本之始,也是日本宫廷接受汉字、汉文化之始。
《日本书纪》记载:“十五年秋八月壬戌朔,丁卯,百济王遣阿直伎(岐)贡良马二匹……阿直岐亦能读经典,即太子菟道稚郎子师焉。于是天皇问阿直岐曰:‘如胜汝博士亦有耶?’对曰:‘有王仁者是秀也。’时遣上毛野君祖荒田别、巫别于百济,仍徵王仁也。其阿直岐者,阿直岐史之始祖也。十六年春二月,王仁来之。则太子菟道稚郎子师之,习诸典籍于王仁,莫不通达。所谓王仁者,是书首等之始祖也。”阿直岐本来是送马过去的,虽然也能够读一些经典,但天皇对他的水平不满意,阿直岐就介绍说,有个叫王仁的博士胜过我。然后天皇就派了两个使节,到百济去请王仁。第二年,王仁来了,教太子读各种经典。后来王仁就不走了,成了“书首”一族的始祖。
《古事记》中卷一条712年的记载说:“又科赐百济国:‘若有贤人者贡上。’故受命以贡上人名和迩吉师。即《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并十一卷,付是人,即贡进(注:此和迩吉师者,文首等祖)。”刚才《日本书纪》说的是“王仁”,这里《古事记》说的是“和迩”,其实就是同一个人,因为王仁当时的日语发音叫“ワニ”,用汉字来标音的话就成了“和迩”。关于“吉师”,他们的《广辞苑》里有两个解释,一个是新罗官名,十七等中的第十四等;另一个是对在大和政权中担任外交、记录等职务的外来移民的敬称。“吉师”后来成为日本的一个姓,现在还有姓“吉师”(或“吉士”)的。看《广辞苑》的这两个解释,也很有意思:官名是新罗的,人是从百济来的,从名字来看应该是中国人,担任的是日本的外交、文书工作。这真是一个国际化的时代呀!外交、文书工作要由外来移民担任,是因为当时东亚世界的国际通用语文,也即日本、朝鲜半岛的官方语文,既不是日文(当时还没有假名),也不是韩文(当时还没有韩字),而是中文,所以只有精通中文的人,才可以担任这样的工作。
《日本书纪》只说“诸典籍”,没说具体书名,《古事记》具体说《论语》、《千字文》,到了寺岛良安的《和汉三才图会》(1715),又加了一本《孝经》。这也是层累地造成历史说吧。《和汉三才图会》有关记载,最后加说了一句话:“于是儒教始行于本朝。”这句话加得很到位,算是一个评价和总结。也就是说,以王仁的东渡为契机,中国的儒家学说也传到日本去了。
但有些学者,特别是日本学者,觉得这个事情好像有点靠不住,因为285年时,《千字文》在中国还没有问世,它是5世纪左右才编出来的,那百济怎么会有呢?它又怎么会跑到日本去呢?但有一个日本学者,却把这件事情说通了:“一般认为雄略以前的‘记纪纪年’约有六百年左右的水分,那么周兴嗣《千字文》说得以成立的可能性也是意外地存在的。”(猪口笃志《日本汉文学史》)所谓“记纪纪年”,“记”指《古事记》,“纪”指《日本书纪》,也就是日本的早期纪年。“雄略(457-479在位)以前”的“记纪纪年”,一共也就一千一百余年,却有六百年左右的水分(如那珂通世的《上世纪年考》即认为,“神武纪年”应该缩短六百年),也就是说一半以上是虚构的。那么所谓285年的历史记载,完全有可能实际上发生在5世纪左右。另外,我们刚才介绍的早期东渡移民的情况,如果也相应地把它们看作是稍后的事情,也许会更符合历史事实一些。
日本早期的“大和(やまと)政权”,发足于纪伊半岛的奈良盆地,周围点缀着“大和(やまと)三山”。这也就是王仁他们过去的地方。其稍南是“飞鸟”,是奈良时代之前的古都。飞鸟有日本最古老的寺庙飞鸟寺(596),其大佛开眼(开光)于609年,说是受云岗石窟后期、龙门石窟前期风格影响之作。飞鸟寺的庭院里立了一块牌子,上面说,从这里望出去的风景,跟新罗的庆州、百济的扶余很像,所以新罗、百济来的工匠们,觉得风景跟故乡差不多,慰藉了他们的乡愁。日本从新罗、百济引进大量人才,其中很多其实又是从大陆过去的,就像刚才说的王仁,如果是大陆移民来到这里,应该感觉风景比较像江南吧?
根据《日本书纪》的记载,从403年开始,日本于各地“置国史”:“秋八月辛卯朔,戊戌,始之于诸国置国史,记言事,达四方志。”此后,458年,《日本书纪》又有置“史户”之记载,“史户”可能是为“史部”服务的。不仅设立了史官,也设立了学校,开始了儒教教育。但是儒教教育早期缺乏师资,所以他们从百济聘请五经博士。据《日本书纪》记载:继体天皇七年(513),百济派五经博士段杨尔渡日,担任教授之职,于是五经始传于日本,日本始设五经之学。继体天皇十年(516),百济派五经博士汉高安茂代段杨尔。钦明天皇十五年(554),百济又派五经博士王柳贵代马丁安。看这些五经博士的姓名,似乎都是中国人。每个五经博士都有一定的任期,定期轮换,做法颇类于今天的“外教”。五经博士轮番东渡以后,把儒家经典带入了日本,传播于日本上层贵族中间。
进入奈良时代,718年,元正天皇颁布《养老令》,在平城京(今奈良)设立大学寮。据《养老令》记载,在大学寮里,首先设立的是“明经道”,类似于唐朝的明经科,主要学习儒教经典。此外,考虑到培养学生汉文写作能力的需要,以便为通用汉文的公文和外交文书服务,所以于728年,增设“文章道”,类似于唐朝的进士科,置文章博士,以《文选》、《尔雅》为教科书。学《尔雅》是为了识字,学《文选》是为了学汉诗文的各种文体。嵯峨天皇曾提高文章博士的地位,使文章博士位居其他博士之上。文章道成为最受欢迎的一个科目,这跟唐朝一样,唐朝也是明经试不如进士试。文章博士后来成为日本汉文化的主要传承者,在《源氏物语》中则成了受嘲讽的书呆子。不久以后,又考虑到需要培养纂修国史的人才,所以又增设“纪传道”,类似于唐朝的史科,以“三史”(《史记》、《汉书》、《后汉书》)等为教材。也正因为这样,中国史书中的“三史”,开始成为奈良、平安时代的“显学”。
在《史记》传入一个多世纪后,到了奈良时代,终于催生出日本最早的“正史”《日本书纪》(720)。从《古事记》、《日本书纪》开始,确定了天皇的世系和日本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