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义

2017年初春，《日本新中产阶级》中文版即将付型，周晓虹教授也将近万字的长篇《导读》传给了傅高义（Ezra F. Vogel）先生，一切准备就绪，只等傅高义为这唯一的中文版本写点儿什么。毕竟，这是他的学术处女作，发表于1960年代初，所作观察也是1958-1960年的日本社会，对于半个世纪后姗姗来迟的译介出版，他怎样理解，如何评判，我们想听他自己对读者说。

很快，傅高义的中文版序来了：

这本书是根据1950-1960年间我以日本中产阶级家庭为对象所做的一项研究写成的，令我非常惊讶的是，中国的出版社会对这部半个世纪前出版的有关日本家庭的著作发生兴趣。

当然，近来许多中国家庭已经步入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他们中的一些人尤为关注日本中产阶级的现代生活方式，在文化的诸多面向上如何受到来自西方的影响。

他还简述了与第一任妻子苏珊娜到日本做田野调查，访问六户生活在东京郊区的“新中产阶级”（特指在大公司和公共机构就职的白领工薪族，迥异于以小农场主和独立商人为主体的“老中产阶级”）家庭，两年后回美国写成报告并发表的过程。随即笔头回转，再次关照中国读者，他知道中国家庭里的妻子，不是日本全职主妇型的，不需要牺牲社会角色，但“和中国的中产阶级家庭非常相似的是，日本的父母也都全力以赴支持孩子们备考，以便他们能够在学业考试中出类拔萃”。何其精准，又何等的切近。

21世纪是不是这部作品在中国出版的恰当时机，他没有说，但似乎他和我们一样心有答案。

《日本新中产阶级》

【美】傅高义著 周晓虹 周海燕 吕 斌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这本近30万字的专著，不夸张地说，是傅高义日本研究三部曲中最为扎实、奠基石般的作品，尽管从数量上看，无论他自己还是国内外读书界，远没有像《日本第一》那样被拿来一说再说，但它的重要性值得重视。这位求学期间对日本尚毫无了解的社会关系学博士，在28岁的年纪，带着同样受过社会学训练的妻子苏珊娜和一岁半的儿子，从哈佛大学飞赴东京再转去郊区的M町，一边学日语，一边与一些家庭形成亲密的熟知关系，设计了非常专业的调查问卷。在M町的上班族乘火车赶往市中心上班后，苏珊娜访问妻子/母亲，傅高义访谈丈夫/父亲，做了任何一个人类学家都很难不承认的深度“情境化的参与式田野调查”，从主角工薪族们的工作、与公司组织的关系，到子女的学校，到家庭关系，到性别分工与相处，最后到社区管理。他不仅发现了刚刚升起的日本新中产阶级，还将其引人入胜地描述成一种文化典范，同时又是经济范畴，诸如如何成为代表“光明新生活”的消费者等等。此一核心发现与生动细致的呈现，使得著作发表之后很快被认可，最终成为深刻影响美国的日本民族志研究的代表作、理解日本社会的“试金石”。尤为可贵的是，其后的二三十年，傅高义和苏珊娜与调查的家庭之间一直保持着联系，追踪、分析工薪族的生活与精神状态的变化轨迹。书中闪耀着的方法上的贡献与事业激情的光芒、预言新兴力量的前瞻性等，都是无可替代的。

2013年《日本新中产阶级》在美国出了增订版，补入后续几十年的研究成果，和一章含金量很高的附录：一份长达12页的“田野研究报告”（傅高义毫无保留地披露他们实践出来的民族志的做法，被耶鲁大学人类学教授威廉·赖·克里激赏为“卓越的讨论”，具有某种典范性）。如果了解这些，那么再看傅高义在增补版“后记”里坦承“对一个上了年纪的学者来说，很难想象还有什么事情能够比得上看到自己半个世纪之前写成的第一部纪实性著作的再版带来的专业性满足，这部在长达两年的田野研究基础上耗时一年多写成的著作，倾注了作者的心智、脑力和青春活力”，当能理解甚至认同他这份自信和怀恋。

时代是巧妙的，它自有安排

大多数中国人知晓傅高义，始于2013年他的《邓小平时代》席卷大江南北。百万册级别的发行量，令他从学术界迅速跃入中国公众的视野。而早在1979年，《日本第一》由美国至日本横扫书肆（1979年日本人口总数才1.1587亿，行销70万册，是他所有著述中，在日本受关注程度、传播率最高的），早已令傅高义在日本也享受了同样的、应该说更火箭式也更持久的关注待遇——就连傅高义不幸于当地时间2020年12月20日倏然辞世的消息，最早的公开报道也出自《朝日新闻》等几家东瀛媒体。

《日本第一》

【美】傅高义著 丹柳 张柯 谷英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日本对傅高义或者说《日本第一》的高度关注，我的记忆里还有一个旁证。2016年3月，经傅高义授权的中文版《日本第一》开机首印，到7月连印四刷，不仅开印前渠道方面对此书会不会引起某种不适的疑虑被打消，旋即还接连收到两家日本媒体的采访要求。其中一位见面先说，“我从上海书城来，看了排行榜”。《日本第一》的热销，唤起他还是少年时看到大小书店此书必在显著位置的记忆，他问，为什么时隔三四十年，日本已经不再到处买买买了，中国还有这么多读者想读这本书？

我猜测发问的他，正是经历了日本从奇迹般崛起的黄金时代走向“失落的30年”的一代。那也是傅高义《日本第一》在美国备受争议、在日本收获巨大声誉、随后质疑与赞誉一直伴随这本书的30余年。那恰好还是中国改革开放的30余年。

时代是巧妙的，它自有安排。有时，提问亦即回答。

也是在2016年，傅高义接受中国社科院日本所的邀请，参加7月在杭州的中华日本学会2016年年会。议程上的安排，第一天下午就是傅高义先生的特别讲演，题目是“东亚视阈下的日本研究”，众人自然十分期待。孰料傅高义的飞机途中周折，深夜才到杭州，直到第二天，老先生高高的身形才出现在早餐厅，蓝色暗印花短袖衬衫，见人微笑示意。他是当然的焦点，但没有人一拥而上，取餐时候碰到轻轻点头问个好，让他吃份安静的早饭。随后的报告是精彩的，傅高义从隋唐时期日本到长安学习讲起，那其实也是他正紧张写作的新著的开头——当时并不完全知道。一年半之后，因为加入《中国和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中文简体字出版权的竞争，我提前看到新著样稿，才有此回味。也只有到他中日两国研究集大成的著述完成，他在亚洲视阈下的“看日本”三部曲，仿佛才可以最终定位：坚实的《日本新中产阶级》是他日本研究乃至所有学术研究尤其是方法上的奠基之作，敏锐的《日本第一》最能代表其学术个性和写作风格，而写于2000年荣休之际的《日本还是第一吗》，无疑是在回应《日本第一》引发的众声质疑与巨大致敬，同时一步步回顾超过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随着他的辞世，竟成为他唯一的学术回忆录，那些坦率的个人经验之谈，显得弥足珍贵。

《日本还是第一吗》

【美】傅高义著 沙青青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这里想说说《日本还是第一吗》的写作背景。1980年代，很多美国人说傅高义说得对，日本果然第一，新加坡、韩国政经界都在看《日本第一》。但到了1990年代，很多人说傅高义还是错的呀，日本不行了，还是美国第一。甚至在不同场合都会有挑战的声音，傅高义你当年说日本第一，现在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了，你怎么看啊？你认为他们还是第一吗？时隔20年，傅高义觉得有必要系统地“吵一架”，把他的再思考整理成回应。妙就妙在，这一架他“吵”得坚定又温和，行文轻松，甚至写成了一本充满亲切人事的回忆录。一般的青年学子或者对社会科学有一点兴趣的人都可以看，因为他分分钟都在告诉你日本是怎么过来的，包括他说他在日本请女佣的费用，美国人看来好便宜，她开了价格之后他马上就OK，没有问题。可是当地人觉得这个米国人受骗了吧？又比如，讲到跟日本一些很有名的学者有趣的交往。在战后的日本，他当时是属于比较有钱的，在M町是第一个买电视机的人。两三年以后傅高义离开日本返回美国的时候，就把这个电视机打折卖给了土居健郎，土居健郎非常开心抱着电视机回去。土居健郎是谁？是日本赫赫有名的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他的名作《娇宠》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日本人的行为方式和文化，也是社会精英了。

他把自己对东亚的观察，做了一个系统性的追溯

用译者沙青青的话说：“在我看来他不仅仅是简单的自我辩护或者是回应，更多的是把他自己对日本的观察或者说对东亚的观察，做了一个系统性的追溯。”而傅高义自认他的这几部著作：“就像一个国家在某一时刻的照片，《日本新中产阶级》是聚焦1960年日本的一张照片，《日本第一》则是1979年日本的照片。当然也有不同阶段的中国广东和亚洲四小龙的照片。现在，我想更新这些照片。因为当《日本第一》在日本和美国引起轰动后，我愿意在今后几年内回答有关它的问题。”（《日本还是第一吗》傅高义序）

▲傅高义

2017年11月5日，傅高义接受华师大大夏论坛的邀请，以“中日关系与东亚的未来”为题，发表讲演。印象中，较之一年前在杭州，这次傅高义在台上显得更从容也谈兴更浓，甚至详细描述了1970年代到1990年代中日关系由密切合作交往转向摩擦对立的历史过程和社会心理分析。闻之不觉再次印证，他的中日关系史研究，仍然带有深深的社会学印记，有《日本新中产阶级》埋下的胎记，亦有《日本第一》成就的学术个性。报告后的互动也很热烈，不知是不是年轻面孔的刺激，傅高义的答问里的高频词是“未来”“交流”“学习”——两国之间的感情是复杂的，又是深度关联的，一定要抓住改善中日关系的好时机，尽其可能地交流往来和深入了解，相互学习，中日关系的未来，就是东亚的未来。

报告厅能容纳200多人，那天下午是挤满了的，都听到傅高义用中文缓和而坚定地说：刚刚这些话，我在日本也会同样说，我有这个责任，这是我作为学者的本分。

（作者为上海译文出版社副编审，《日本第一》《日本新中产阶级》《日本还是第一吗》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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