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去世后，治丧办公室的同志请邓大姐为周总理选骨灰盒，邓大姐就派我和张树迎同志(总理卫士长)代表她去选。我俩和治丧办的同志去了八宝山，八宝山的负责同志拿来两个样品，我们选中了其中花纹较好的，但不是最贵的。经仔细检查，发现盒的表面有一处摔了一块，于是又换了一个同样的，只是盒盖不好打开，要求再换一个。他们说同样的只有两个，我们就决定用后来这个。回来向邓大姐报告，她说：你们定了就可以了，我就不看了。人死了，装一下骨灰，没必要那么讲究。

给周总理用过的这个骨灰盒，邓大姐把它要来，保存在家里——西花厅。在那16年中，每年的清明节和秋高气爽的天气，我们工作人员都会把这骨灰盒拿出来晾一晾，擦拭擦拭，再包好存放在一个玻璃盒内。

1992年7月11日，邓大姐去世，第二天，我们拿出骨灰盒，保存得很好，像新的一样，就用这个盒子装上邓大姐的骨灰，供人们吊唁。7月17日晚上，我们把这装有邓大姐的骨灰盒，从吊唁大厅取回，安放在邓大姐的卧室，让她老人家在家住一晚上。第二天，7月18日，起灵赴天津，遵照邓大姐的遗嘱，把她的骨灰撒向海河。天津市党、政、军、民举行了隆重的迎送仪式，表示对邓大姐的深情悼念，也是对周总理的追思。1976年我撒周总理的骨灰时，可没有这个场面，当时的政治气候不同于今天，全国人民把对周总理的感情压在心里。今天，人们不受任何压制，放开胸怀，表达对两位的深厚感情。

邓大姐的骨灰就是用原有的骨灰盒装着上船的，撒放骨灰时是从盒里取出来，用手一点一点撒向海河。我一边撒着邓大姐的骨灰，一边想着当年撒周总理骨灰的情况：我和张树迎二人，还有长期在周总理办公室任副主任的罗青长同志，和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郭玉峰，乘一架撒放农药的飞机，没再惊动任何人，无声无息地把总理的骨灰撒掉。

1976年1月15日，我亲手撒了周总理的骨灰，16年后的1992年7月18日，我又与赵炜同志亲手撒了邓大姐的骨灰。对我来讲，这是我一生的荣幸，也很光荣吧，能为这两位不平凡的老人做最后一件事情，是得到了两位老人生前的认可。当然，应该看到这也是责任。

邓大姐在周总理去世后的这16年中，她不止一次地对赵炜和我讲，她死后就用总理的骨灰盒，不要买新的，为国家省点钱。还说，她用完以后，别人还可以用，你们俩还可以用。我俩当时就说，真到你用完的那一天，这个骨灰盒会收藏起来，我们哪有资格去用它。邓大姐曾说过，那有什么，节约国家的钱嘛。人死了，什么都不知道了，都是给活着的人看的。丧事应从简，要改革，去除旧习，包括告别仪式放的乐曲，也要改一改，不要总是那么悲伤。

今天，两位伟人用过的骨灰盒已由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保管起来。

(作者为周恩来总理卫士、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

——摘编自《你是这样的人——回忆周恩来口述实录》 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高振普
编辑：周怡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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