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广泛而全面的新闻调查，以时间为脉络，详细地讲述了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和获得性免疫综合征（AIDS）在美国从发现到扩散的故事，并在其中展现了影响艾滋病的事件及人物，尤其是政府部门、医疗及研究机构、同性恋组织、媒体中的个体。在以大量事实刻画人类的懦弱、绝望、自私、贪婪的同时，也以精彩的细节呈现了人类在死亡危机时的勇气、进取、无私、悲悯。
《世纪的哭泣：艾滋病的故事》
[美]兰迪·希尔茨 著
傅洁莹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6年7月4日，纽约港。
高大的船帆在深紫色的夜幕中飘扬，烟花射向天空、炸开，在肃穆的自由女神像上方散开，变成红色、白色和蓝色的烟花。似乎全世界都在观看，全世界的人都汇聚在此。来自55个国家的船只把水手们运到了曼哈 顿，与这里的百万人一起欣赏这史无前例的盛会。一切都是为了美国建国200周年的庆典。城里所有的酒吧，直到第二天凌晨依然挤满了水手，后来人们一致认为纽约市这次办了一个史上最大的派对，招待了来自全球各地的宾客。
后来，当流行病学家彻夜研究并讨论病毒是何时何地开始流行时，他们注意到了这次盛会，并忆起纽约港那个绚烂夺目的夜，还有那些水手；想起这些人是从世界各地汇聚到纽约的。
这一年的圣诞节，在位于赤道的扎伊尔首都金沙萨，格蕾特·拉斯克医生病倒了，过去两年里，她一直被疲惫缠绕，现在她觉得扛不住了。
她是来这里接替比利时医生的丹麦医生之一。她初次来此是1964年，随后回到欧洲接受学习腹部手术和热带疾病的治疗。过去4年，她一直生活在扎伊尔，尽管在非洲待了这么久，但她依然是那种典型的以来自峡湾北部为傲的丹麦人。
如果在哥本哈根的大型现代医院，她可能会是一名收入可观的外科医生，但是大都市的工作意味着要被人监督，听人命令。而她宁愿在扎伊尔北部偏远的阿布莫拜兹村的简陋医院里工作。在那儿她一个人说了算。
阿布莫拜兹的医院条件并不像这个国家的其他医院那么糟。这里出过一位著名的将军，他很有影响力，能把白人医生吸引到村里，而格蕾特正是在此与比利时修女一起用讨来或借来的设备开展工作。
这里毕竟是中非，即便受到优待的诊所也无法配备无菌橡胶手套或一次性针头这样的基础设备。针头得反复使用，直到完全磨损，手套破损以后，就得冒着风险把手伸进病人的血液中去，别无他法。基本设备匮乏，意味着外科医生必须面对的风险是发达国家的医生难以想象的，因为在落后地区，尤其是中非，新的疾病会如噩梦般有规律地滋生。这一年的上半年，在距离阿布莫拜兹不远的地方，扎伊尔-苏丹边界埃博拉河边的一个村庄，一种可怕的致命新疾病爆发，展示了落后的药物和新病毒带来的危险。恩扎拉村的一个小贩因为发烧和无法控制的大出血来到马里迪的护士教学医院就医。这个人的病显然是由性行为引发的。然而几天内，马里迪40%的学生护士都被感染并伴有发烧，不管是标准的护理程序还是意外被针头刺到，病毒都可以通过接触病人的血液传染。
吓坏了的非洲卫生部门官员收起自尊心向世界卫生组织求助，世卫组织派来了一位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当年轻的美国医生抵达时，39名护士及2名医生已经去世。疾控中心的医生迅速行动，隔离了所有的发烧病人。当地人对美国医生禁止用传统方式埋葬死者极为愤怒，但清洗尸体的仪式明显导致了疾病的进一步扩散。数周内，传染病得到了控制。最终，这个后来为人们所熟知的埃博拉病毒导致了53%的受感染者死亡，153人丧生，然后突然消失了，一如它当初神秘降临。性和血液，是传播新病毒的两条超高效途径。若干年后，当医生们谈及这个新的杀人病毒幸而是在地球最偏远的角落萌芽并且很快被消灭时，声音里带着些许安慰。假如发生地距离这个地区的交通要隘再近一点，势必引发可怕的瘟疫。有了现代化的道路和飞机，地球上没有哪个地方会遥不可及；也没有哪种疾病会像从前那样，找不到散播到地球各个角落的途径，只能在某个遥远的人群中流连几个世纪不为人知。
就在那里，在世界上最糟糕的医疗环境下，格蕾特·拉斯克前来救死扶伤。在阿布莫拜兹的3年里，她通过软硬兼施弄到了资源，建起了她的丛林医院，当地人敬爱她，视她为偶像。
自从她在北部那个贫困的村庄工作以来，这两来她一直有隐隐约约且持续不断的疲惫感。1975年，经过药物治疗，症状短期内有所缓解，但是过去一年来，任何治疗似乎都无济于事。她的体重越来越轻，每一天都消耗很大，衰弱不堪。
更让人担忧的是，46岁的她淋巴系统功能紊乱，而淋巴正是人体中发挥免疫功能抵制疾病的腺体。格蕾特所有的淋巴结都肿大，这种情况已持续两年。通常，淋巴结会在身体某处肿大，在脖子、腋窝或者腹股沟处出现小肿块，以抵御这样或那样的感染。但她的淋巴肿大似乎没有任何理由：身上没有哪里存在明确的感染，更没有迹象表明为何会引发如此大规模的全身性淋巴肿大。
尽管变得越来越萎靡不振，她又继续工作了一段时间，最终在7月初的时候到南非进行了短期休假。突然之间，她开始呼吸困难，她吓坏了，赶紧飞回哥本哈根，途中是靠瓶装氧气撑过来的。丹麦的顶级医疗专家为她做了检查，她的口腔出现酵母菌感染，葡萄球菌感染在血液中扩散。血清检测显示免疫系统异常，她的体内缺乏T细胞 ，它的作用是调节和引导身体抵御疾病。唯一能够解释T细胞缺失和身体无法击败感染的理由是淋巴癌，然而活体检查表明，她并没有罹患淋巴癌。医生只能心情沉重地告知，她患的是不明原因的渐进性肺病。并且在她直截了当地提问之后，得到的肯定回答是：是的，她要死了。
1977年12月12日，格蕾特·拉斯克去世，享年47岁。尸检表明，她的肺部充满了千百万被称为肺囊虫的微生物，正是它导致了这种令她呼吸困难的罕见肺炎。这次调查没有得到答案，却引发了更多问题——没有人会死于肺囊虫肺炎。拜博耶格深感困惑，他打算着手研究此病，却被年长的教授们劝阻了，他们建议他研究疟疾，不要去研究肺囊虫肺炎，说这种病太少见了，研究它是不会有前途的。
旧金山：美国人生活的分水岭
1980年6月29日，清晨，太阳驱散了旧金山的薄雾，远景如此清晰、澄澈，让人担心凝望得太久它可能会碎。泛美金字塔高耸于城市天际线之上，延伸至山丘的桥梁在初夏的阳光下闪着淡淡的金光。彩虹旗在微风中飘扬。
有7个人刚刚起床。比尔·克劳斯刚刚在华盛顿特区取得了政治胜利，这会儿他迫不及待想去市场街引领旧金山最大规模的游行。有不少事值得庆祝。
在旧金山同性恋聚集区核心地带的卡斯特罗街边公寓里，克里夫·琼斯正焦急地等着他的情人起床。克里夫反复念叨今天是游行日。他爱看同性恋成百上千地聚集在一起的场景。就在一年前，他带领一大群同性恋冲击了市议会，当然，他现在的身份转换得相当体面，是加州最有权势的一个政客的助手。
几个街区外，丹·威廉在等着与大卫·奥斯特罗会合。这两位医生是为了同性恋医生在旧金山州立大学的研讨会而来的。在丹·威廉的家乡纽约，同性恋游行只能吸引到3万人左右，他试图想象数十万人的游行会是什么样子。
在加州大街，空少盖坦·杜加斯认真检视着镜子里自己的容貌。耳朵下的疤痕只是隐约可见，脸蛋很快就会干净无瑕。他特地从多伦多赶来参加这一天的活动，此时此刻他打算不去想医生几周前告诉他的坏消息。
在教会区，22岁的基科·戈凡特斯过去五周一直待在旧金山等待同性恋自由日大游行的到来。从前他在威斯康星的一座小型院校谨慎地试探着自己的同性性取向，而在这里他可以大步前进了。也许在涌入这城市的千万人之中，基科能寻找到他的爱人。
以前。
这个词将永远成为数百万美国人——尤其是美国同性恋公民——的人生分水岭。一边是患病后的生活，一边是患病前的美好记忆。
以前和以后。这种疾病把患者的人生分割成两部分，就好像大型战争或经济大萧条通常被作为理解一个社会的分界点。
“以前”将承载着无数的细节记忆和旧日情怀。“以前”意味着天真和任性、理想主义和目中无人。最重要的是，这是死亡来临前的时光。准确来说，在那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死神已在人潮中推搡着前进，如同一个粗鲁的游客想要占据游行队伍的领头位置。然而，它的存在还尚未被察觉，仅有20或30名男同性恋明显感到身体有莫名的不舒服。而这一小群人将在这一天成为未来和过去的连接点。
像比尔·克劳斯、克里夫·琼斯、丹·威廉以及大卫·奥斯特罗这样的人，他们最近取得的胜利已经超乎他们的期待；而未来的挑战也会超乎他们所有的恐惧。对他们以及其他数百万人——包括那些自以为与旧金山的这种生活方式毫无关联的人——而言，这一年将会是关于“以前”的最后一段清晰记忆。一切都将改变。
比尔·克劳斯从市场街望向卡斯特罗街区，同性恋自由日大游行的人潮五色斑斓，挤满了旧金山市中心，看不到尽头。比尔摩挲着自己浓密的棕色卷发，再一次感到身为同性恋，再没有什么比此时此地更美好的了。在这美好的一天，所有的同性恋聚集在这美丽的城市，尽管他们形形色色，表达的却是同一个想法：我们无需再隐藏自己。
伴随着乐队高声演奏的《加利福尼亚我来了》 ，同性恋自由日游行的队伍开始从市场街向着两英里外的旧金山市政厅前进。3万多人组成了240个方阵，从20多万名围观者面前缓缓经过。尽管路程只有2英里，但是全部游行队伍通过花了4小时。
“我们觉得现在绝对不是庆祝的时候。”阿尔伯塔·马吉德向一家报纸的记者抱怨道。许多强硬的激进分子回想起同性恋解放运动尚未流行的年代，都同意这个观点。继席卷全美的各种解放组织之后，同性恋解放运动的登场令1970年代初刻板得令人窒息的美国尝到了甜头。
然而到了80年代，这场运动却成为其自身成功的牺牲品。尤其是在旧金山，在大规模的性革命浪潮中，同性恋话题渐渐不再是禁忌。在“淘金热”之后，史上最大规模的移民怀着对自由的向往来到旧金山。1969年至1973年间，至少有9000名男同性恋移居旧金山，而在1974年至1978年间，移居者达到2万人。到1980年，每年大约有5000名男同性恋移居金门海峡 。移民的涌入使得这个城市每5名成年男子中就有2人是出柜的同性恋。这些移居此地的同性恋，无疑构成了美国选举人口中最稳固的自由派选民群体，而个中原因主要在于，自由派候选人承诺不干涉同性恋事务。不干涉就行了。重构全社会的性别角色观念是将来的事，也许自然而然就会发生。
对于谙熟对抗式政治的人而言，1980年的游行是一个转折点，因为它表明他们的理想开始得到尊重。看起来，成功正在使同性恋解放运动变质。加州州长小埃德蒙·G·布朗发表声明，向全州各地的“同性恋自由周”活动致敬，州议员和市政府官员纷纷在同性恋集会上演讲。在他们看来，同性恋急于表明自己是值得尊重的。比如，当地血库很早就发现，把移动采血车开到大批同性恋集结的活动场所会收获颇丰。这群人很有公民意识。据血库负责人估算，1980年旧金山5%到7%的血都是他们献的。
一种新的疾病
它从未成为正式讨论的话题，但那个周末，当全国的同性恋医生聚集在旧金山时，偶尔会在过道上或就餐时提起它。假如有一种新的疾病悄悄潜入这个群体中少数几个男人的身体，究竟会发生什么？这个想法让大卫·奥斯特罗医生感到恐慌。他试着不去想这个，和参加研讨会的另外两位医生一起，穿过各种游乐设施，在拥挤的集会地带漫步，那两位医生是来自曼哈顿的丹·威廉和来自旧金山的罗伯特·博兰。
当克里夫·琼斯这样的街头活动家在响亮有力的演讲中听取同性恋群体的未来时，同性恋医生们则在那个周末根据病历诊断同性恋社群的病情。由于游行，研讨会推迟了，和许多内科医生一样，奥斯特罗医生离开时忧心忡忡。
性病治疗日渐证明是一场西西弗斯式的任务。奥斯特罗是霍华德·布朗纪念医院的主任，他所在诊室的筛查表明，进入该院的每10名患者中有1人患乙肝。有证据表明，在该院接受检查的男同性恋至少有一半患过乙肝。在旧金山，三分之二的男同性恋患有这种衰竭性疾病。另一个问题是肠道疾病，例如阿米巴病和贾弟虫病，这些病由寄生在肠道内的微生物引发，在男同性恋中发病率高得出奇。由丹·威廉任医学主管的纽约男同性恋健康项目研究发现，30%的患者胃肠道有过寄生虫。医学杂志称该现象为“男同性恋肠胃征候群”，在旧金山，这种疾病的发生率1973年以来增长了8000%。
然而，滥交才是1970年代喧嚣的同性恋运动的实质。至于他那些忠告，这个得克萨斯人太逗了，说如同在风中撒尿一样。他试着劝告人们，在性行为方面，最好像伊丽莎白·泰勒那样，一段时间只有一个伴侣，就算不能长久，至少你能知道自己大部分晚上是睡在谁的床上。
当“斗牛犬浴场”的花车驶进市政广场，游行队伍再一次欢呼起来。肌肉发达的年轻男子身着黑色皮背带，既帅气又好看，从市场街过来他们一路在笼状花车里跳着迪斯科。当晚，他们会出现在浴场的监狱主题派对上，是蒸蒸日上的旧金山性产业发起的一个狂欢派对。
同性恋性行为的产业化是当下图景的一部分，也是导致性病、肝炎和胃肠疾病频发的同性恋生活方式的一个方面。1970年代的同性恋解放运动，催生了公共浴池和性俱乐部的生意。在美国和加拿大，有几百家这样的商业机构，总价值上亿美元。而公共浴池的老板本人往往就是同性恋政治领袖，为通常囊中羞涩的同性恋群体提供支持。同性恋社会活动家告诉他们自己，性产业服务于长期处在压抑中的人，目前也许在探索新自由的路上有点走极端，但稍后一切终会达到平衡，因此，性产业现今仍是政治解放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大卫·奥斯特罗想，这也许是种有趣的政治策略，然而纯粹从医学角度来看，公共浴池就是一个滋生疾病的恐怖温床。去公共浴池的人，比大街上任何一个同性恋都更容易感染疾病并传染给他人。离开游行队伍时，大卫·奥斯特罗的心里也萦绕着不详的预感。由于浴池和高频率的性行为，这群人不断染上新疾病的情况很难避免。他已经注意到，芝加哥有数名男同性恋的免疫系统出现严重问题。而丹·威廉注意到，一些过度滥交的病人中出现了奇怪的淋巴结炎症。淋巴结肿胀的原因令人困惑，因为看起来并非是对特定部位的炎症做出的反应，而是全身性的；也许这是人体在染上各种性病后，免疫系统超负荷而产生的反应。
多年以后，丹·威廉还会想起1980年的初春，那个45岁左右男子因乙肝急性发作接受治疗的情景。因为此人的手臂和胸口有奇怪的紫色伤口，威廉便把他转到了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进行治疗。后来发现，他患的是一种罕见的皮肤癌：卡波西肉瘤。威廉从未听说过这种病，只好回去翻书。幸运的是，书上说，这种病预后不错。老年犹太男子或意大利男子会患上卡波西肉瘤，通常他们会在20年后正常老死。而这种癌症看起来良性的。
盖坦是那种大家都想亲近的人，他的沙色头发略带稚气地覆在额头，嘴角随时漾起讨人喜欢的微笑，他的笑声会让黑白两色的单调房间变得春意盎然。他在巴黎和伦敦最时髦的商店置装，他在墨西哥和加勒比海度假，美国人被他柔和的魁北克口音和性吸引力所迷倒。对这位28岁的空少而言，让男孩们爱上自己的最佳地点莫过于旧金山了。
他感到自己强壮有力，充满生机。他一点也不觉得自己得了癌症。这是医生在切除了他脸上的那个紫色小包之后告诉他的。盖坦想去掉它是因为爱美，但医生要做个活检。几周之后，检测报告从纽约发了过来，多伦多的专家告诉盖坦，他患的是卡波西氏肉瘤，一种罕见的怪异的皮肤癌。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一年来他的淋巴结总是肿大。
夏天才刚刚开始。纽约火焰岛的海滩和洛杉矶的泳池派对就在眼前。后来，研究者开始称盖坦·杜加斯为“零号患者”，并追溯这位空少在那个夏天的行踪，他们翻看他的布面通讯录，试图厘清那些奇怪的巧合以及这位年轻英俊的空少在随后来临的疫病危机中所起的独特作用。
1980年8月，在火焰岛的另一处，恩诺复述了拖垮他情人尼克的症状：莫名的腹泻、似有似无的乏力、不断冒出来的疹子。看了无数个医生，做了无数次检查，一无所获。几年来，尼克像教徒一样恪守严格的健康食品养生，看来毫无效果。拉里是位著名作家，交游甚广，恩诺想他应该有办法。
这个夏天，似乎大家都在谈论最近频发的肠道寄生虫，吃饭时也常常聊起这个话题。尼克看上去憔悴不堪，几乎没有力气从那栋年久失修的三居室海滩小屋的平台上走下来。恩诺偶尔会想，瑞克和尼克这两个好朋友同时生病，真是很不寻常。恩诺想起尼克最好的朋友几个月前曾经严肃地警告过他们：“如果再不想点办法尼克会死的。”
“你反应过度了。”当时恩诺是这样说的。
先兆
1980年9月，在哥本哈根的瑞斯医院，一个36岁的人喘着粗气拼命呼吸，抵抗着窒息感。他的手掌因缺氧呈淡蓝色。床脚的单子上把他的病列为无法归类：不能确诊。此时此刻，他的主治医生让·格斯特福特觉得自己已经无计可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病人死去。他的肺泡里充满了微小的原生生物。一个正常人的肺里通常有3亿个肺泡，吸入的氧气经过肺泡向血液扩散，这是人类生存的最基本的生理过程之一。同样，这些肺泡也为肉眼不可见的肺囊虫有机体提供温暖的甚至接近赤道温度的生存环境。
这种新型原生生物，是巴西科学家卡里尼博士1910年在豚鼠身上找到的。三年后，巴斯德研究所的科学家推断，巴黎下水道老鼠的肺里也有。然而，1942年，人体中也发现了它的存在，它是人类正常运作的免疫系统能够轻松抑制的成千上万种生物之一。
不管是生活在拥挤的贫民窟的营养不良的儿童，还是淋巴系统被癌症损毁的成人，免疫系统问题常常是肺囊虫肺炎的先兆。不过，一旦免疫系统恢复功能，这种疾病便会自动消失。于是，这种微小生物进入了医学书籍里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成为其中记载的数以千计的邪恶微生物之一，它潜伏在人类生存的角落，处于休眠状态，直到出现一个难得的机会，让它迸发出生机，并遵循生物机制来生长繁殖。人类这种物种能够在不同的大陆和气候中生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拥有对此类有害生物的免疫力。
然而在1980年那个寒冷的秋天，在哥本哈根慢慢窒息的那个人的免疫系统一定被什么东西摧毁了；这就是为什么肺囊虫会在他肺里安家。格斯特福特医生来自丹麦政府研究机构“国家血清研究所”，是来研究这个人的诊断中难以解释的部分的。他做了一项又一项的检测，但还是无法解释为何肺囊虫会在那人的肺里以如此惊人的数量繁殖，以致其大汗淋漓、呼吸困难。此人最近的病史记录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异常。他是丹麦乳业部门的一名农业工程师，1979年曾去纽约参加挤奶机的使用培训。这看起来没什么可疑的。他也是个同性恋，但哥本哈根是世界上对同性恋最友好的城市之一，没人会大惊小怪或者觉得这是种病态。
不管怎么说，这年9月在瑞斯医院去世的这位农业工程师是第一个死亡病例，而三年前那位名叫格蕾特·拉斯克的外科医生也死于这种肺炎。哥本哈根的这两起死亡病例，暗示了1980年悄悄在三大洲游走的杀手有着某种共性。
在欧洲，这种微生物的首位受害者主要与非洲有关。就在格蕾特·拉斯克被迅速从南非带回哥本哈根几周之后，金沙萨的一位34岁的航空公司秘书利用公务旅行津贴把生病的女儿从扎伊尔送到了比利时。她的女儿才3岁，患有口腔念珠菌病，这是一种口腔酵母菌感染。她的另一个孩子已经死于由不明原因的免疫系统问题引起的呼吸道疾病，而免疫系统的疾病正是由于念珠菌感染开始的。抵达布鲁塞尔几周后，这位母亲自己也感染了口腔酵母菌。9月中旬，她的淋巴结开始肿大，体重骤降，还感染了严重的巨细胞病毒。1978年1月她飞回了金沙萨，一个月后在当地去世。
她去世几周后，一位成功的年轻小提琴家因为感染了卡波西肉瘤而令科隆的科学家们百思不得其解。这位德国音乐家是同性恋，过去10年经常来往于欧洲大陆各地。他的淋巴结好像在抵抗某种看不见的感染，肿得都快要炸开了。接下来的几个月，医生还是想不出办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位42岁的病人被各种疾病轮番轰炸，直到1979年1月他彻底解脱。
在巴黎，第一例令人费解的肺炎病例也和非洲有关，那是1978年，一位葡萄牙籍出租车司机突然感到呼吸困难。这位黝黑的矮个男子从安哥拉回来才刚一年左右，安哥拉内战期间他服务于葡萄牙海军，后来成了卡车司机往返于安哥拉—莫桑比克公路，这条公路正好斜穿过扎伊尔西部狭窄的海岸沙咀。1979年，克劳德·伯纳德医院的威利·罗森鲍姆医生应邀来为他诊治，并迅速断定他身上有肺囊虫。医生先为这名男子做了淋巴癌检查，这种病常常会导致这样奇怪的免疫缺陷。但是检查结果没有说明任何问题，其后的验血也是如此。从巴黎各地来的专家纷纷拥在这名病人的床前，不仅希望找出治疗方法，也想对这个令人费解的疑难杂症一探究竟。与此同时，密实的白色真菌在这名男子的口腔和咽喉大量出现，常见的良性乳多空病毒引发的瘊子布满了他全身，四肢也都是。
在美国，由奇怪的新型综合征引发的不明疾病可以追溯到1979年。那是9月的一天，气候宜人，瑞克·威利考夫被送到琳达·罗本斯坦因医生那里验血。与此同时，琳达注意到他的身体因抵抗治疗而出现大面积的皮疹，并且全身上下的淋巴结都肿大。全面研究后，琳达判定他患的是淋巴癌。后来一位皮肤病专家告诉琳达，病人身上的皮疹是一种叫卡波西肉瘤的皮肤癌。
一般情况下，患者身上会出现一些扁平无痛的紫色病灶，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才会死亡，而且通常还是死于其他原因。就癌症来说，卡波西肉瘤相对没有危险。另外，他也从没去过那样的异国他乡。瑞克与同龄的普通纽约教师相比，唯一一个细微的差别就是他是个同性恋。
两周后，琳达接到了荣民医院的一位同行打来的电话，该医院就在纽约大学医疗中心以南几个街区的的第一大道上。“你可能不相信，我这儿也来了一个这样的病人。”他说。这人是个模特，37岁，同性恋。最怪异的是，这两人有几位共同的朋友。这很不寻常。他们说他们的熟人中有一位迷人的加拿大金发空少，他那与众不同的名字就这样印在了琳达的脑海里。
“他叫盖坦。你应该和他谈一谈，他身上也有这样的皮疹。”1979年9月，纽约城里最先被诊断为卡波西肉瘤的两个人对琳达·罗本斯坦因说。
“公共卫生问题的怪物”
街灯和闪烁的霓虹在年轻女子的脸上投下阴影。当便衣警察要求她出示身份证时，她故意噘起了嘴。其他女人见状纷纷作鸟兽散，离开埃利斯街，离开旧金山肮脏的拉客地。当然，在这座城市的这个角落，如此逮捕人并不罕见。
实施逮捕的警官正在等待无线电通知他这名34岁的褐发女子是否有被捕记录，西尔瓦娜·斯特勒斯则假装不知道过往司机在盯着她看。结果发现，就算在城市的这个角落她的记录也很可观。过去5年里，她总共被逮捕了32次，被控犯有13项重罪、39项轻罪，包括抢劫、盗窃以及今晚的“占据人行道”。
西尔瓦娜把长长的直发从眼睛里移开，逮捕她的警官注意到她手臂上有深棕色的针眼儿，那是注射海洛因留下的。他知道她的事，她和在田德隆区谋生的其他妓女没有什么不同。
西尔瓦娜被戴上手铐，押到警车后座坐下。她立刻注意到逮捕她的警察似乎过于健谈。他们没有宣读“米兰达警告”，而是想谈谈西尔瓦娜的男朋友兼皮条客托尼·福特。他们在街上听说托尼得了艾滋病。这是不是真的？
沉迷海洛因多年，西尔瓦娜·斯特勒斯已经忘了如何谨言慎行，她承认托尼刚刚从艾滋病病房出院。她担心自己是不是也得了艾滋病。就在这时，西尔瓦娜注意到巡逻车并没有朝法院开，而是驶过了教会区。午夜时分，警察把戴着手铐的囚犯带进了旧金山综合医院的急诊室。
其中一名警官说：“我们想让你们给她做个艾滋病检查。”医院的工作人员对这个要求感到惊讶。他们认真地解释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真正的艾滋病检测。此外，他们不能强迫一个戴手铐的囚犯接受任何检查，并把结果交给警察。也许这个女人可以在艾滋病诊所开门时再来，届时自己决定她想做什么。
失望的警官押着西尔瓦娜回到巡逻车里，给她开了一张“占据人行道”的传票，然后开车回到了田德隆。西尔瓦娜哆哆嗦嗦地从车里出来，找毒贩买了些海洛因，然后回到她那破烂不堪的房间，托尼?福特正在等她。像往常一样，他们共用一个针头注射海洛因。很快，两人昏睡过去。
第二天早上，《旧金山纪事报》的一名记者得到某位急救室工作人员的线报，敲响了西尔瓦娜家的门。他们来到了艾滋病诊所。而西尔瓦娜只想要一张纸，上面写着她没得艾滋病。她可以把它给警官看，然后继续接客赚钱、买海洛因。
记者开车把西尔瓦娜送回她在琼斯街旅馆的房间，并问她：“你怎么会变成这样？”西尔瓦娜调高了汽车音响的音量，叹了口气，说自己在旧金山郊区一个优渥的意大利家庭长大。1968年从一所天主教高中毕业时，她对一个貌似即将迎来新时代的世界有着无限憧憬。接下来的几年里，理想主义逐渐消退，她开始吸毒，然后遇到了托尼，并生下了他的孩子。卖淫来钱快，现在的生活就是接完这个嫖客再接下一个，打完这针海洛因再等下一针。
当这两口子听说艾滋病与共用针头、性交有关时，已经太晚了。托尼已经出现了免疫紊乱的先期症状，然而一旦他需要海洛因舒缓焦虑，未来的健康问题就被远远抛到脑后。当然，毫无疑问，西尔瓦娜今晚还会做一样的事。托尼无法工作。他肯定也不希望她停止工作，那将意味着他的海洛因断供了。“都是毒品惹的祸，”她说，“就像他们在电视上说的那样，你进去就出不来了。”事实上，她淋巴结肿大，夜间盗汗，始终觉得筋疲力尽。但她必须工作，除此之外，她不知道还能怎么赚钱。
第二天早上，关于一名妓女的头版报道引爆了深层的公共政策问题，这些问题隐含在一个几乎可以肯定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的站街妓女身上。保罗·沃伯丁医生谈了这个妓女为何会成为一个“公共卫生问题的怪物”，而且还带有公共卫生和个人权利之间的典型冲突。然而，其他有关西尔瓦娜·斯特勒斯的新闻报道就没那么温和了。
“行走在旧金山街道上的一颗人肉定时炸弹。”当晚的旧金山晚间新闻头条中，播音员严肃地宣布。另一位新闻主持人则把她比作“伤寒玛丽”。一时间，西尔瓦娜在她居住的社区变成了不受欢迎的人，4个愤怒的妓女在路上追赶她，冲进她住的旅馆大厅，并威胁说：如果她再离开酒店就刺死她。事实证明，这些新闻报道对性交易有所影响。那个周末，似乎每个出来寻欢的男人在谈交易之前都会问:“你是那个得艾滋病的人吗？”
旧金山艾滋病基金会的社会服务部门工作效率非常高，很快就帮西尔瓦娜·斯特勒斯加入了美沙酮戒毒项目，并帮她解决了食品券和一般援助资金的问题，因此她无需再靠卖淫来付房租。西尔瓦娜似乎悔悟了，准备开始新的生活。被诊断出患有绝症后，托尼·福特根本无意戒毒，也没有给西尔瓦娜什么鼓励。几周后，西尔瓦娜从她的戒毒康复项目中消失了。2个月后，她因小偷小摸被捕，第二年她因卖淫和毒品相关指控被逮捕了5次，而这是第一次。
1985年6月20日，托尼·福特死于肾衰竭，之前他经历了4次肺囊虫肺炎发作。1986年1月24日，隐球菌病首次在西尔瓦娜·斯特勒斯身上发作，11天后，她死了，她的遗体被安葬在中产阶级家庭集中的旧金山郊区。
太多的人在传播
德里兹医生是旧金山公共卫生部的传染病专家，可她从没打算在职业生涯的后半段研究男同性恋肠道内寄居的微生物，并且成为全国最重要的权威之一。通常，每年她会收到5到10个阿米巴痢疾病例的报告，病人多半来自日托中心或餐馆。现在医生们一周报来的病例就有这么多。几乎所有的病例都是年轻的单身男子，其中大部分来自卡斯特罗街的戴维斯医疗中心。
同事把德里兹拉到一旁解释说，这些病例集中于男同性恋中。德里兹不明白这个信息有什么关联性。“这是口肛接触。”他说。塞尔玛1940年代上医学院的时候，学校可没教过这些东西，但她马上就明白了肠道疾病的这种污秽龌龊的现实。同性恋医生很早就认识到，像阿米巴病、贾第虫病以及志贺杆菌病等寄生虫病就是同性恋的健康隐患。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初，随着肛交的盛行，问题越来越多。虽然这一切是同性恋医生的常识，但公共卫生行业对此知之甚少。当阿米巴虫病反常地在格林威治村一带大量出现的时候，认真负责的卫生官员一度还派人去那里检查了水质。
德里兹对同性恋群体的健康情况了解得越多就越担心。男同性恋正受到一波又一波日趋严重的疾病冲击。一开始是梅毒和淋病，每年城里的性病诊所大约要接诊7万人，其中80%是男同性恋。后来是甲肝和肠道寄生虫，接着是乙肝的激增，由于肛交的流行，乙肝从由血液传播变成通过性传播的疾病。
但在1980年，德里兹感到这群性病学专家对她传达的信息无动于衷。1976年至1980年间，30多岁单身男子中的志贺杆菌病患者增加了700%；1969年上报的阿米巴病患者仅有17例，现在一年上报的已超过1000例，这还只是全城患病总人数的一小部分。30多岁男性乙肝患者在过去4年里翻了4倍。这些疾病都很难治疗，原因在于它们都有潜伏期，而浴池滥交的商业化令事态变得更糟。
“太多人正在被传染，”德里兹说，“我们没能加以控制，它太容易传染了，假如有新的疾病爆发，我们将会付出沉重的代价。”但她知道，那些医学院的书呆子除非亲眼在显微镜下或试管里亲眼见证，不然什么也不会信。
迈克尔·戈特利布才担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助理教授4个月，就展示出了自己的才华横溢。他对实验室这种机械性劳动不是特别着迷，因此提出他手下的住院医师应该找些有意思的事来做——从一些病人着手来了解免疫系统。
没过多久，住院医师带回了一位年轻病人的案例。这位病人的喉咙里出现了严重的酵母菌感染，以致他几乎无法呼吸。一个31岁、身体其他方面都很好的人得这种病，戈特利布还从未见过。出于直觉，戈特利布说服病理学家通过非手术的方式从病人肺部取了一小块组织来化验。结果发现一系列极其奇怪的症状，这家伙得了肺囊虫肺炎。
戈特利布想知道病人的T细胞数量，这需要检查两种T淋巴细胞：一种是辅助性T细胞，它通过激活抗病细胞并发出化学指令来生成消灭微生物入侵的抗体；一种是抑制性T细胞，它向免疫系统传达病毒威胁解除的信息。戈特利布的同事化验了病人的血液，结果令他震惊：一个辅助性T细胞也没有。他以为操作出了问题，又做了一次，结果还是一样。仔细阅读了这位艺术家病历，发现此人曾得过多种性病。病人倒是坦言自己是同性恋，对此戈特利布并没有多想，就好像这人在告诉他自己开的是福特车一样。
在洛杉矶，乔尔·魏斯曼医生给一位紧张不安的30岁广告经理做了检查，这个人患有严重的湿疹，持续腹泻、发烧。更糟的是，他已经病了6个星期，是由普通内科医生转到魏斯曼医生这里来的。安排了各种检查以后，魏斯曼在病历上谨慎地写道：“症状显示有可能是继发性免疫缺陷。”
10月，魏斯曼的同事接诊了另一名男同性恋，他也出现了类似的免疫功能紊乱。但这名男子身上各种疾病的密集让人震惊。他的指甲周围长了白色真菌，毛茸茸的念珠菌遍布他的舌苔，他还患有皮疹，高烧不退，淋巴结肿大而白细胞在减少。住院治疗缓解了病人皮肤上的病症，但在12月初，他夜里盗汗，把床单都湿透了，而且皮疹也复发了。魏斯曼的同事一开始认为该男子的血液受到大量细菌和病毒感染，不过到了12月，诊断他为“免疫缺陷”。
这一年，魏斯曼的办公室还接诊了20个淋巴结出现异常的男人。当他看到淋巴结肿大或者淋巴结异常扩大时，他隐约感到会有更严重的问题。新的研究表明，93%的男同性恋感染了巨细胞病毒，一种与癌症有关的疱疹病毒。同性恋性解放运动还制造出了爱泼斯坦—巴尔病毒，这也是一种与癌症有关的病菌，在男同性恋中间广为传播。
作为南加州同性恋医生中的元老，魏斯曼曾经想过如何向男同性恋启齿，让他们放慢节奏；也想过告诉他们这样的性行为会对个人健康造成巨大危害。他知道，同性恋团体很难包容那些严肃的批评，尤其是性方面的。这些人通常已经被父母和牧师伤得体无完肤。他们不应该在此时此地被人指指点点，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逃离家乡来到洛杉矶这样的城市，正是为了摆脱这样的评判。然而，社会禁忌和新获得的自由构成了奇特的组合，由此形成了一种为致命的微小病毒量身定制的社会气候。所以，魏斯曼一边安慰年轻人，说会治好他，一边自问：“我们对自己做了什么？”
后来的调查表明，1980年代末，美国有55位年轻男子被诊断为与新病毒有关的感染；欧洲有10人；而在落后的非洲不计其数的病人中还有更多的人感染了该病毒。不知不觉，一种新的病毒已经在三大洲扎根。
——摘自《世纪的哭泣：艾滋病的故事》，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作者：[美]兰迪·希尔茨
编辑：蒋楚婷
责任编辑：张裕
来源：上海译文出版社授权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