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

在大革命时期，关于陈独秀提出中共退出国民党的问题，党史界认为确有此事。而对于陈独秀何时提出？到底提出过几次？在期刊《党史研究资料》上展开了一场争论，论者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看法。

1984年3月，向青撰文提出，关于陈独秀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提出中共退出国民党的问题，是一个涉及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的重要问题。他认为，除了陈独秀在1929年的《告全党同志书》中提到的1926年“320事变”后（据他考证为6月）正式向共产国际上书提出这一意见以外，还在不同场合四次提出过此类意见。其中1924年提出过三次，根据是，苏联学者格鲁宁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形成》一文中认为，陈独秀曾在1924年7月13日、9月7日和10月10日致维经斯基的信中提出了这类主张。另外一次是陈独秀和彭述之一道，联合提出了退出国民党的决议案，但遭到否决。

1990年2月，党史界开始了探讨和争论。袁南生撰文指出，除向青所列陈独秀先后五次提出退出国民党主张外，还分别在1925年9月和1927年6月提出过。袁南生列举了—系列新的佐证，说明陈独秀这一提议前后加起来共有七次。

1990年6月，郑超麟针对上述看法提出不同意见。据他的考证，陈独秀的提议只有三次，即1925年9月一次，1926年“320事变”后一次，1927年马日事变后一次。对于1924年曾三次提议的说法，他认为：“同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对照来看，这里说的1924年陈独秀三次写信给伍廷康（即魏金斯基），要求退出国民党的‘史实’，《告同志书》中未说，但这不是不可能的。我不能简单说，《告同志书》中未提的‘史实’就不是‘史实’。陈独秀可能认为他给伍廷康的私人通信不能算作正式建议。”同这种模棱态度成鲜明对照的是，他明确否定1926年7月曾提议的说法。他指出，陈独秀在《告全党同志书》中说，“320事变”后他向共产国际正式提出退出国民党的建议，即受到布哈林的严厉批评。“国际派远东部长伍廷康到中国来，矫正中共退出国民党之倾向。那时我又以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而未能坚持我的提议。”这充分说明陈独秀没有在当年7月全会（或6月全会）上再次提议。这次全会的决议案所批评的要求退出国民党的“错误倾向”，实际是指陈独秀在“320事变”后（他也估计为6月）向国际的正式提议。伍廷康到中国后，当然会在会前与陈独秀见面，并当面批评他的提议。而陈独秀也就不会再次在全会提议了。基于这样的情况，彭述之在1974年回忆说他曾在7月全会与陈独秀联名提议退出国民党，纯属于无中生有的捏造。

1990年9月，张晓峰也撰文强调，陈独秀1924年没有提出退出国民党的提议。所谓1924年“三次提议”说，都是根据苏联学者格鲁宁的结论，而格鲁宁的结论属于主观臆断，根据不足。“关于第一封信，格鲁宁说：‘1924年7月13日，陈独秀就与国民党的相互关系写信给维经斯基（即魏金斯基——引者），要求共产国际制定对国民党的新政策，对陈独秀这封信的内容，格鲁宁只摘引了其中的一段：‘根据我们的意见，应当停止过去那种形式的全面支持，我们应当有所选择。这就是说，我们不能无条件和无限度地支持国民党，只能支持国民党左派所从事的一些方面的活动，否则，我们就支持了自己的敌人’……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陈独秀并没有‘要求退出国民党，停止和国民党合作’的意见。这个结论是格鲁宁认为陈独秀‘把自己的见解故意说得含糊不清’，经过他‘翻译之后得出来的。”“至于陈独秀致维经斯基的另外两封信，格鲁宁这样说的：‘1924年下半年，中共中央继续推行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的路线。这种立场也表现于陈独秀于1924年9月7日和10月10日给维经斯基的两封信中’。但是，这里同样只有结论，没有根据。9月7日信的内容，格鲁宁只字未提。10月10日信的内容，格鲁宁摘引了其中的一段话：‘按照当前党的意见，如果国民党不停止其军事行动，不放弃广东政府，那么客观地说，它就不可能从右向左转并靠拢群众。因此，我们认为国民党应当停止其军事行动（包括北伐）并放弃广东政府。’格鲁宁认为，这段话表明陈独秀‘不同意共产国际在武装斗争和中国革命根据地上的政策’。这与要求退出国民党的问题并无关系，从中也看不出陈独秀有要求退出国民党的意见。”据此可以看出，“格鲁宁的结论是一种缺乏根据的主观臆断。”

作者：刘书楷 郭思敏
编辑：朱自奋
责任编辑：张裕

来源：本文摘自《中共党史辨疑》，刘书楷 郭思敏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