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忠发

1931年4月24日，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负责政治保卫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随即叛变。周恩来当即布置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大转移。

向忠发从他在法租界善钟路上的居所搬了出来，住进小沙渡路上周恩来的居所。他同居的女人杨秀贞与任弼时的夫人陈琼英一道被安排住进静安寺边上的旅馆。一切做得天衣无缝，悄无声息。但暗流却在地下涌动。

顾顺章在南京听到他原在红队的助手陈莲生讲,没抓到周恩来与向忠发，随即吩咐陈莲生再去上海，将由他安排的在向忠发家帮佣的小广东抓了带到南京来。顾顺章问小广东：你晓得杨秀贞去哪儿了？小广东答不知道。顾顺章问：那你晓得有什么办法找到她？小广东想了下回答：先生给太太做了身旗袍，料子很考究的，送到苏广成衣铺，但还未缝好……

顾顺章知道杨秀贞喜欢漂亮，又很节俭，她一定会去拿这件旗袍。他吩咐手下将小广东软禁起来好吃好喝，又吩咐陈莲生带几个人到上海，24小时盯着同样在善钟路上的苏广成衣铺，等杨秀贞露脸，只要找到杨秀贞，一定能抓到向忠发。

几个星期以后，杨秀贞果然在苏广成衣铺露脸取走了旗袍。

密探从善钟路蒲石路一直跟到静安寺，一不留神将杨秀贞跟丢了。顾顺章将陈莲生臭骂一顿，叫他一定派得力助手将静安寺附近的几家车行都控制起来。他知道，向忠发来看杨秀贞一定会在车行里要出租车。

此刻上海已很不安全，周恩来已在安排将向忠发转移到中央苏区去。当交通路线安排妥当，已临近6月下旬。

向忠发同意去江西瑞金，但一定要和杨秀贞再见上一面。周恩来答应了，但关照他一定不能过夜。

6月21日下午，向忠发匆匆赶到静安寺边上的旅馆，见了杨秀贞。他没有遵守对周恩来的承诺，住了一夜。

6月22日上午9点许，向忠发走进静安寺对面的英国人开的“探勒汽车行”要车，被车行会计叶荣生认出来了。他在中华互济会工作过，听过向忠发的报告。更重要的是他看到来人左手只有4个手指，向忠发年轻时当水手，赌博成瘾，为戒赌而砍去一根手指。

向忠发见大事不妙，拔腿就跑，但没走几步，即被暗探与巡捕抓获。

1931年6月23日《申报》刊登远东社消息：“向忠发共党首领，于昨日上午九点三刻在法租界善钟路被捕，当送嵩山路捕房，旋解卢家湾政治部。闻警备司令部以该犯为共党首领，刻已派员提引。”

据活了110岁的上海市政府参事室参事黄慕兰在晚年发表的自传《黄慕兰自传——最美红色女“特工”亲述》一书中说：

1931年深秋一天的下午4点光景（向忠发被捕在6月22日，应为初夏——笔者注），她与大律师陈志皋在东海咖啡店喝咖啡，陈从好友、时任法租界巡捕房的翻译曹炳生那里获悉了向忠发被捕的消息。曹还说了句：这个家伙真不中用，坐上电椅，就吃不消，招供了……黄借故推托了与陈吃饭看电影，把情况报告了潘汉年，由潘通知康生（当时叫赵容，康生是他去莫斯科后才用的笔名——笔者注），由康生报告了周恩来……

笔者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多次采访黄慕兰，并在《黄定慧，一个经历了三次婚恋的奇女子》一文与《上海1931》一书中关于向忠发被捕的这一章节中，都采信了黄慕兰的这一说法。但从近年来笔者掌握的史料来看，黄慕兰的回忆似乎有点问题，她至少不是第一个向周恩来通报向忠发被捕的人。

据当时已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江苏省委书记的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一书中记载：

6月22日中午，中央政治局正在召开一个重要会议，中央负责保卫工作的“胖子”，突然向主持会议的周恩来耳语了一阵，周恩来大惊失色，匆忙宣布散会，并对王明讲：向忠发被捕了，关在法租界巡捕房。王明讲：那要千方百计，全力营救。周恩来让“胖子”找来潘汉年，让潘立即拿一个存有5万银元的银行存折（这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买两套独居石库门住宅还绰绰有余一一笔者注）给杨度，让他找当时担任法租界华人董事的杜月笙帮忙：最好能够保释，至少不要被引渡。2小时以后潘汉年回来了，把5万大洋的存折原数退回。 并转达杜月笙的话说：抓向忠发的是南京方面直接派来的，现人就在向的身边寸步不离。租界当局说先要审一审。但引渡不过是个手续问题。

结果，向忠发应该是6月23日凌晨1点过后被引渡至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的。距他24日凌晨三四点钟去世不过26个小时。

向忠发被捕后，最先供出的是居住在静安寺旅馆里的杨秀贞与陈琼英，当时陈琼英还带着一个孩子。陈琼英被抓后说自己是一个乡下女人刚刚来上海，什么都不知道。杨秀贞晓得与他同居的向忠发是共产党大官，但一问三不知，巡捕打了她一顿，她也没说，因而周恩来在1972年5月的一次谈话中说：向忠发的贞操还不如一个妓女。

向忠发在22日晚上又供出自己的住所，关键这里也是周恩来与邓颖超的住所。此刻周恩来已转移到英租界福州路江西路口英国人开的都城饭店。

在许多传记作品里都提到当天晚上巡捕押着戴着手铐脚镣的向忠发亲自来到小沙渡路上的周恩来住所，拿着钥匙开门而入，结果一无所获。而在1993年出版的《邓颖超传》中没有记载向忠发开锁进门这一细节，但加上了周恩来亲自到小沙渡路后头的高堤上，查看自己家灯光动静的细节。

笔者认为，这天晚上向忠发、周恩来先后出没在小沙渡路周的住宅这些细节，均不是事实，因为这不符合常理。但向忠发肯定供出了周恩来的住所地址，也一定晓得从早上9点多自己被捕到夜里，经过10来个小时，周恩来肯定转移了。如果这么长时间周恩来还懵懵懂懂没有转移，那就不是周恩来了。但向出卖了周，这是事实。

向忠发第三个供出的是戈登路恒吉里（今江宁路1141号）中共中央保管文件的地方。机关的负责人是张纪恩与他的夫人张月霞。向忠发应该晓得，1天以前即6月21日，中央刚派特科成员浦化人与徐冰将机关里所有的文件装了两个大箱子搬走了。

据张纪恩回忆：6月23日凌晨1点，有人敲门，门敲得很急。张纪恩打开房门，公共租界戈登路巡捕房的巡捕带着中国巡捕与几个探员冲进门来，他们上下搜查，一无所获，只好将张纪恩、张月霞带走了。两人均未吐露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结果因将房子租给了共产党有所失察的罪名，张纪恩获刑5年，张月霞关了半年就放了出来。

此外，向忠发知道已被捕但尚未暴露身份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关向应，以及向忠发的秘书余昌生、发电厂工人领袖乔生发等均在狱中安然无恙，此后或保释出狱或无罪释放。

更重要的是共产国际远东局在上海的众多机关与负责人，当向忠发被捕后周恩来便通知他们紧急转移。知道他们在上海情况的仅周恩来、向忠发，还有王明等三四个人。远东局领导十分紧张，据罗伯特回忆：整个机关足足“停摆”了一个多月，他本人也在8月初回莫斯科，但全部安然无恙。

这种颇为奇怪的现象，当笔者在采访当时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负责中央白区整个交通工作的黄平后，似乎有点明白了。他对笔者讲：怕受刑，怕被打得体无完肤，我在北平被捕时（1932年），先是摸电灯泡自杀，没有成功。然后就自首变节，交代了几个看似机密，实则无关痛痒的地方，蒙混过关……据他的回忆录《往事回忆》中写道：他交代的地方有刘少奇的住所，但黄平晓得一两天前刘少奇就搬走了。因而黄平被捕自首变节已半年多，共产国际还怀疑他的被捕是国民党造谣！

黄平的经历似乎也符合向忠发当时的情景。在当时信息非常不流通的情况下，许多人都不知道向忠发被捕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他的被捕几乎没有对党的领导机关与领导人造成什么大的损失。

也因此，当向忠发被捕死去后整整两个月，中共中央在瑞金还召开了纪念大会，宣布8月24日至8月30日为向忠发同志纪念周，并在报上发文：要为向忠发牺牲向国民党讨还血债！难怪张纪恩“文革”前后两次撰文在向忠发是否 为叛徒一事上提出过质疑。（详见1979年《党史资料丛刊》第一辑张纪恩文《周恩来同志在上海革命活动片断》一文一一笔者注）

中央也是一直到1967年初毛泽东问起周恩来时，毛泽东才确定向忠发为叛徒！

——摘自《世纪》杂志2019年第六期

作者：吴基民
编辑制作：薛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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