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秋，本文作者在北京同邓小平一起打桥牌，左起：蔡公期、邓小平、邓楠、乔廷相。

我和邓小平打桥牌15年（二）

作者简介：蔡公期，1922年11月28日生于北京一书香门第，祖父蔡金台为光绪恩科二甲第四名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外祖父吴锜，清朝政府驻俄罗斯大使。父亲蔡孝肃1918年北大工科毕业，从事铁路技术工作。

蔡公期1948年在清华大学加入中共地下党。1949年3月参加接管北平二中，先后任教导主任、校长，从此投入教育事业，曾任北京崇文区教育局局长。1983年任中国教育学会秘书长、常务理事。

他长期致力于推广桥牌运动，曾任中国桥牌协会秘书长、中国女子桥牌队教练。中国桥牌协会成立30周年纪念中获得特殊贡献奖和终身贡献奖。

1979年“五一”劳动节到邓小平家里去打桥牌

1962年和邓小平打过桥牌后，我慢慢恢复了打桥牌的爱好。1978年后，我担任北京崇文区教育局长。当时教育事业百废待兴，我的工作很忙，几乎就顾不上打桥牌了。

谁知道，1979年“五一”劳动节前夕，我接到通知，过节那天到邓小平家里去打桥牌，有人来接我。

结果到了那天，是王汉斌坐着车来接我，到米粮库胡同邓小平家中。所以我估计这次和邓小平打桥牌，应该是王汉斌推荐的。

第一次到邓小平家，不知该有什么礼数？

我的心里很兴奋，因为邓小平领导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使我和无数人看到了希望和前进的方向。所以我很希望再一次近距离地看到邓小平。

但我不免有心理紧张的一面，惴惴不安。谁知当汽车准时于下午3时把我送到米粮库胡同邓家会客室(也即打桥牌之处）门前时，邓小平正站在门前，我下车以后，他主动伸出手来和我握手，很诚恳，很平易近人。他的手很厚实，有力量又暖和，一股暖流令我的不安立刻为之一扫。

我很快恢复了常态，随后就打开了桥牌，他的搭档是王汉斌，我的搭档还是祝寿河，时任友谊医院院长。

从洗牌、切牌、发牌到叫牌、打牌……整个过程全部依序进行，这里没有大人物和小人物的区别，人人平等，机会均等。

那天下午打牌后，邓小平还陪我们几个在他家里吃了一顿晚饭，席间特意向我说明，今天为你加一个菜。

这天的几盘菜中有红烧肉，是邓小平喜欢吃的。吃饭时，邓小平动手往我的盘子里夹菜，说：“这是你头一次到我家来，所以要加一个菜。以后就不这样了，有什么吃什么。”

从那以后，虽然我到他家的机会多了，但不在一个桌吃饭。通常情况下，如果邓朴方在，是他陪我们吃饭；如果他不在，就由邓楠招呼我们几个一起来打牌的客人。

从那次以后，我经常有机会陪同邓小平打桥牌了，一直持续到1994年，前后整整15年。

离休以后，朱成、乔廷相还有我，和邓小平打牌的机会多了。我们几个在邓家打牌，叫做“值班”，由张宝忠通知。“值班”有纪律，首先是不对外人道，我们都认真遵守。通常每周三、六、日“值班”，共4个单元。经常“值班”陪同邓小平打桥牌的3个人，我是中国教育学会秘书长，朱成是北京军区总医院的老院长之一，乔廷相是铁道部高级工程师。我们3个离休干部不仅平时“值班”，每年暑期都陪同邓小平去北戴河，冬天多去南方，在上海、杭州居多，也曾陪同去过深圳。在离开北京期间，往往每天打两个单元（一周共14个单元），包括在坐火车的路途上。

1989年下半年，老人家退休后将打牌时间改为每周二、四、六、日“值班”，共5单元，每单元改为3个半小时。平时由朱成、乔廷相和我3人“值班”，星期日王汉斌多有“值班”，占2/3；丁关根和朱成、乔廷相，还有王大明轮流与邓小平搭档，我则从未做过老人家的搭档，但每场总有我参加，轮流和王汉斌、老丁、朱成、乔廷相做搭档。

因为我“值班”最多，几乎场场有我，邓办人员戏称我“常委”，是“桥牌常委”。

我遵守打牌的“纪律”

我坐车去邓小平住处打牌大约只有两三次。前几次是派车来接我的，都由邓小平的警卫秘书张宝忠安排。但是他派车来惊动太大，邻居看见了，有知情的人，纷纷说那是“中央军委的车”。我就觉得坐车去邓小平那里不自在，就向张宝忠提出，我不坐车，骑自行车去。张宝忠同意了。

此后十多年，凡到邓小平家中打牌，我都是骑自行车，因为当时我家住得也不远。

刚去邓小平那里打桥牌那阵子，我担任教育局长，于是邓小平的工作人员老是叫我“桥牌局长”。

话说回来，我那时工作很忙，但局长的事情没有耽误。因为平日里打桥牌总是在晚上，我有时候忙得没有吃晚饭就赶到邓小平家里，张宝忠就安排我随便吃一点，经常吃的是炒面。吃过之后就上牌桌了。

在常去邓家打牌的人里，我职务较低，为什么可以和邓小平打牌那么久呢？我想可能有一个原因是我长期搞教育，当过教师，说话声音洪亮，而邓小平有一个耳朵听力弱，我说话他听得清楚。另外，我觉得可能是我遵守打牌的“纪律”，在邓小平家里打桥牌是有纪律的，最明确的一条就是“打牌不谈工作”。这一点我是做到的，我去那里就是打桥牌。别的事情不说也不问，牌桌上不说桥牌以外的话题，看来邓小平认同我这一点。

只有一次例外，那时我还当着教育局长，有一天我晚到了一两分钟吧，邓小平已坐在牌桌前了。在当时打牌的这些人中间，我毕竟还是年纪较轻的，从未迟到过，所以邓小平问我：“今天怎么来晚了一点？ ”

我解释，刚才向夫人卓琳同志汇报了一下教师情况。我说，现在教师的住房很紧张，我每年都要在紧张的经费中挤出一点为教师盖房子，这件事情处理起来很费精力。

邓小平听了说：“现在要处理的事情很多，有些事情只能一步一步地办。”说罢，大家打牌。

1979年，我去打了几次牌以后，卓琳和我谈过一次，对我说：小平同志总是在想事情，无论看电影、看书的时候都想着工作，休息不了；他只有在打桥牌的时候非常专注，不想别的。这样只有在打桥牌的时候，他的大脑才能够得到休息。所以请你们来一起打牌，也是帮助小平同志得到一个休息的机会。

听了卓琳的话我觉得，如果我陪邓小平打牌能让他得到必要的休息，这样的付出我是愿意的。

“文革”后邓小平东山再起，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 使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我衷心拥护邓小平率领全党和全国人民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如果我和他打桥牌，使他能调节大脑，有所休息，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国家服务，那不是我也间接地做了有益的事情？而且，邓小平投身于打桥牌，对于在中国推广桥牌运动有非常积极、重大的意义。我应该把这件事情做好。（未完）

作者：蔡公期口述；钱江记录整理
编辑：薛伟平
责任编辑：张  裕

来源：《世纪》杂志2019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