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夏北戴河，邓小平夫妇与桥牌队友合影。后排左起：朱成、蔡公期、乔廷相。

我和邓小平打桥牌15年（一）

作者简介：蔡公期，1922年11月28日生于北京一书香门第，祖父蔡金台为光绪恩科二甲第四名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外祖父吴锜，清朝政府驻俄罗斯大使。父亲蔡孝肃1918年北大工科毕业，从事铁路技术工作。

蔡公期曾就读北平育英中学，1941年进入燕京大学医预系学习，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赴成都继续就读。两年后转入社会学系，1947年7月毕业，同年考入清华大学，成为社会学导师费孝通教授的研究生。1945年1月在成都燕京大学加入中共外围组织“创造社”，1948年在清华大学加入中共地下党。1949年3月参加接管北平二中，先后任教导主任、校长，从此投入教育事业，曾任北京崇文区教育局局长。1983年任中国教育学会秘书长、常务理事。

他长期致力于推广桥牌运动，曾任中国桥牌协会秘书长、中国女子桥牌队教练。中国桥牌协会成立30周年纪念中获得特殊贡献奖和终身贡献奖。

20世纪的1979年至1994年，我陪同邓小平打桥牌15年，是我人生的特殊经历。其实我和邓小平打桥牌始于1962年春节。但这段经历我过去从来不说。我非常珍视陪同邓小平打桥牌的经历。打桥牌是邓小平业余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研究邓小平具有重要意义。今年我已经97岁了，所以在这两年，我逐渐将这段经历叙述和整理出来，作为历史记录。

第一次和邓小平打桥牌

第一次是在1962年初，那年1月，我作为北京市教育局干部正在房山县长阳公社马场大队下放劳动，有人找到我，要我去有电话的地方，接北京市委书记刘仁办公室打来的电话。

刘仁书记是北京市领导，我担任北京第二中学校长的时候，他前来视察工作，我接待过他。他虽然认识我，但平日里并没有来往，现在找我会有什么事情呢？

我拿起话筒，只听电话里通知我，马上回北京，到刘仁同志办公室来一趟。于是我马上回城，猜不出会是什么事情。

谁知道到了刘仁的办公室，竟是4个人捉对打了一次桥牌。和我配对的是北京友谊医院的著名医生、后来担任院长的祝寿河。他是我在清华大学加人中共地下党的入党介绍人，这时担任刘仁的保健医生，估计是他向刘仁推荐了我。

那天刘仁没有打桥牌，而是站在我们身后看。由此我知道，他是懂桥牌的。他看我打桥牌的时候我很纳闷，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看我打牌。

这时已临近春节，这天打完桥牌以后，刘仁身边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先不要回房山，春节就在北京过。

很快，春节前夕我接到通知，节日期间到北海公园旁边的养蜂夹道俱乐部，和时任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打桥牌。

我去了，还是和祝寿河配对，对手是邓小平和对外文委副主席张致祥。这是我第一次与邓小平打桥牌。

另外还有一对，一位是来自北京医院有名的神经内科医生蒋经文，还有一位是朱成〔原名祝寿山，也就是祝寿河的大哥〕，他俩和我与祝寿河是编在一个队里的，在隔壁一间屋子里打，对手是王汉斌、王大明。

这次打牌连打了两天，每天8小时，结果一胜一负我们小分领先，论实力我们略强。

看来刘仁是想让北京队赢。一周后的星期日又安排了一次。这天换下了我们这边的两位医生祝寿河与蒋经文，来一位高手丁关根，当时是铁道部秘书。还来了一位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王建华，我认得他，外号“王天亮”，说他一打桥牌就打通宵，而且他在世界著名的美国桥牌大百科全书上发表过文章，介绍一种他总结出来的叫牌法。

这两位一来，我和朱成一对，丁关根和王天亮一对，我们这一队4个人实力就相当强劲了。当天的桥牌也打得相当激烈了。刘仁还是像上次那样在我们身后看。

这次打的时间长，赛了64副牌，从下午3时直打到次日凌晨1时半。

那天晚饭时赛程过半，我已得知，第一副牌我方已两边都取胜了。这边（闭室）我开叫3S，是7张S，只有9个大牌点，对方“加倍”我做成定约得730分；而在开室我们同队的丁关根和王建华这两位高手做成大满贯得2210分，这第一副牌我们净胜2940分，已是大贏局面。

当时的记分法是旧式的。我觉得，只要我们发挥正常，有这大致3000分垫底，再打一晚上我们也输不了。但结果却被追平了。

打完了这天的牌，刘仁批评我，怎样搞的？怎么赢了3000点还会输呢？我检讨说，我们打得有些保守了。

从那以后，一直到“文革”结束，我没有再和邓小平打桥牌。但是，我的桥牌灵魂被激活了。从此又时不时地打起桥牌来了。（待续）

作者：蔡公期口述  钱江记录整理
编辑：薛伟平
责任编辑：张  裕

来源：《世纪》2019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