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缘凑巧，近得一浔（今浙江湖州南浔）商《日记》，其内文及娟秀字迹（见上图）引发笔者的“考据欲”。《日记》残存一册，记事自光绪壬寅（1902）五月初一至十月二十日，文字极简，然细读则有很多信息可徵。从内文“扫墓地孝思港（八月廿五日）”和“大哥华诞（九月二十六日）”诸条，可初步判断其与浔商“四象八牛”之一的金家有关，进而据内文中相关称呼，将《日记》主人锁定在金绍坊、金策、金章等人之间。其中，金章正是有“京城第一玩家”之誉的著名学者、文物学家王世襄之母。

《日记》所涉称谓及所记日常琐事，证其主人为南浔金氏

《日记》中有许多证据将其主人指向金家。如《日记》多处提及大哥、二弟、三弟来自英国的信。众所周知，约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25岁的金城（1878-1926）携其23岁的二弟金绍堂（东溪，别号玉森，1880-1965）、17岁的三弟金绍基（号南荆，1886-1949）留学英国，家中仅留13岁的四弟金绍坊（号西崖，1890-1979），这与《日记》所载相吻合（此处年龄均为虚岁。下同）。又8月19日条下：“祖母大人忌辰，姑母表弟等俱来。”查《皇清诰封奉直大夫中书科中书加四级国学生竹庭金公暨原配冯宜人墓志铭》发现，冯宜人逝于光绪十五年八月十九日，享年62岁。冯氏正是金城、金章等人的祖母。又5月21日条下，有“大嫂归宁祝寿”之云。按大嫂，当指金城之妻邱梫（1876-1936），其母陈氏（1854—1912）是年正好49岁，按湖州当地“做九不做十”的习俗，应举办五十寿庆，故有祝寿之云。又7月27日条下 “叔弟生日，斋星官吃面”，按“叔弟”即指金绍基，字叔初，其生日正是此日。又10月16日条下有“二嫂于丑时得男一”之云，这正好与金绍堂长子金开英（1902-1999）生辰八字相吻合。由此可断定，该《日记》是南浔金家之物。

《日记》既为金家之物，那么究竟何人所记？从其中“大哥”“二哥”“三弟”等称谓看，作者在家中的排序，应介于二哥金绍堂和三弟金绍基之间，如此只能是金策或金章了。《日记》内文多处显示其作者系女性，如多处提及“四姊妹”，可见其于姊妹角度记述。又5月5日条下云：“是日下午，与三、四妹并新弟，游刘氏小莲庄，并邱氏抛毬场等处。”能有此称呼的，自然是金兰、金策两人。再据前文提及文中“大哥”“二哥”“三弟”等称谓，《日记》主人显然是金策。这在《日记》6月14日条下亦可得到证实：“蒙寿怡、妹等于自制糖点为寿”之云，查《石塘山袁氏六修族谱》可知，金策生日正是“光绪八年壬午（1882）六月十四日巳时”。

另，从5月18日条下有“芝等只着两单衣”的补记；10月2日条下“接父亲大人手谕，皆大欢喜”后有“陶陶”两字，可见金章、金兰也是《日记》的参与者。且从10月2日条字迹看，金章笔迹在《日记》中所占比例不少。

四姊妹中，金章的书画造诣最高，其次为金策。金章擅书画，尤以画鱼藻出名。金策工于诗词，精于书法，这在其子袁法荣身上得到遗传。

▲金章（左图）及金焘全家照（陆剑提供）

从《日记》极简略的叙事中勾沉清末民间趣事

明确《日记》主人后，不妨就其所记人、事进行勾沉索隐。

《日记》提及“姊妹四人”。按金章姐妹七人，分别是金兰（字兰荪，1876-1902年后）、金策（字怡怡，1882-1948）、金章（字陶陶，1884-1939）、金简（字欣欣，1888-1923）、五妹金某（名、生卒不详，幼殇）、金芷(字绵绵，1904-1974）、金满（字盈盈，1907-1996）。1902年，金芷、金满均未出生，可排除在外。五妹金某也可排除在外。如此，“四姐妹”当指金兰（26岁）、金策（21岁）、金章（19岁）、金简（15岁）。四人中，金兰嫁给同邑邱培元，约在1902年后因难产去世；金策于1902年冬嫁给时任上海道台的袁树勋之子袁体乾，《日记》终于是年10月，所缺部分想必不会很多；金章于1909年嫁给王仁东之子王继曾，他们的儿子就是有“京城第一玩家”之称的王世襄；金简则于1905年嫁给同邑张书常之子张棠。可见，1902年后，四姐妹即将各奔东西，不再有其乐融融的温馨岁月。

从《日记》中还可发现，1902年金章未随同其三位兄弟远赴英国学习，而是与三位姊妹留守家中。金焘夫妇非常重视子女教育，在将儿子送国外留学的同时，延请名师对留在家中的女儿进行诗文、书画方面的培养。

《日记》10月15日条下还提及一事：“下午雨，适洋人来午餐，言谈甚欢。”短短十几个字，背后隐藏了一段趣事：

世纪老人金开英曾经讲述过一个有趣的故事：有一天，一个传教士来金家做客，金焘在承德堂的客厅里接待他。屋里的女眷和丫鬟们听说有外国人上门，都感到十分好奇，想看看“洋鬼子”到底长的什么样子，丫鬟们就躲到门后，从门缝中看。教士回去之后，金焘的夫人朱氏便问其中的一个丫鬟“怎么样？有什么分别吗？”丫鬟道：“是有分别。”朱夫人接着问：“是不是红眉毛，绿眼睛啊？”丫鬟摇头回答说：“不是，最奇怪的是他嘴里有个塞子，不讲话的时候就用塞子把嘴巴塞住，要讲话的时候就把塞子拿掉。”后来才知道，原来丫鬟所说的塞子指的是外国人抽的雪茄，雪茄烟看起来像是个塞子。（陆剑《南浔金家》，141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金开英不可能亲眼目睹此事。这段趣事他应是从母亲或姑母那里听来。凑巧的是，就在这个故事发生的第二天，金开英便按耐不住尘世的诱惑，降临人世间了。

得益母族多才多艺门风所熏习，王世襄终有“杂家”美誉

金章之子王世襄兴趣广泛，素有“杂家”的称誉。实际上王世襄在读大学期间，除了“玩”，兴趣都在绘画上，其论文《中国画论研究》，以洋洋数十万字篇幅，探究了上起先秦下至清代的历代画论著作。

王世襄对于绘画的兴趣，主要源于母族金家。金氏一家，擅书画者可列出一长串：金城、邱梫（金城妻）、金绍堂、金绍坊、金策、金章、金开藩、袁寿瑜（金开藩妻）、金开华、金开义、金开英、袁法荣（金策之子）等，说满门风雅亦不为过。王世襄生活在这样的家族中，受感染和熏陶，再自然不过。通过《日记》不难发现，南浔金家兄弟姐妹除了绘画，均具多方面才艺和兴趣爱好，这对于有着“杂家”之称的王世襄而言，无疑更具遗传影响和启蒙作用。

《日记》颇多文采斐然处，可见金氏姊妹文字造诣和兴趣。如7月1日条云：

晴。早晨七点半开船，两点钟，舟抵石公，即舍舟登陆，曲侧而上，道虽□□，尚觉平坦可行。约数百步，始至归云洞，略歇片时，照一小照。又行数十步，抵一古庙，由庙祝导至翠屏轩，并瀹山茗以进。徐至山顶小亭，山色湖光，交相晖映。仰观林木丛茂，青翠欲滴；俯而湖上青峰列列可数，俗虑顿消，胸襟一旷。旋即徐步而归，且行且看，至舟中，已六点钟矣。以风色正利，即驶舟至镇下歇。夜饭毕，即睡。

2日条下云：

黎明而起，梳洗后即雇肩輿往林屋山，游天下第九洞，并龙洞、伟观石诸处，后至无碍庵。庵甚破败，想系年久失修之故。山门前树木参天，苍古繁盛，多有盈抱者，宜其山名“林屋”也。九点钟，归船即驶至太湖，照石公山照。饭后，开往龙头山看荷，约行八九里，始至，时已三点三刻矣。山甚高，路亦峭，振衣而上，至葑山禅院、潞公祠，后至祈月楼，凭栏俯望，数里红荷，亦是一饱眼福。是夜，在水桥歇夜。

《日记》中有多次为父母、亲戚、师友作书的记载。如5月9日“为母亲大人作一排骨油扇（双行）”；5月23日“为新弟题过墙梅花一绝（扇）”；13日“书晓锄师油扇，双行《灵飞经》”等，可见金氏姐妹虽为女孩，已然声名在外。

《日记》中还有多处种兰、植蒲的记载。如5月11日，“晚，微雨。种小风兰一篮”；12日“下午雨。种小长菖蒲一盆”；13日“阴无雨。种小圆菖蒲一盆”；26日“凤兰开花”。9月23日“种小棕札菖蒲一个”；25日“菊初蕊，黄捻先放者移至庭中，于供朝夕赏玩”。这里提到的“小棕札菖蒲一个”，是传统种菖蒲的方法，即以棕榈毛将菖蒲根扎紧，然后再植入盆中，当下知道的人已经无多。莳兰、植蒲在江南地区甚为普遍，《金氏宗谱》中金桐小像即作手拈兰花状。

金氏姐妹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喜好，对于王世襄的影响至深。王氏虽居住在北京，不适合种养兰花，但他仍莳养了大大小小十几盆，朝进晚出。这在王世襄《与伯驹先生交往三五事》（《王世襄自选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8月第一版）中有所涉及，此处不再赘言。

王世襄爱好美食，且能自己动手。这也源于其家庭的影响。《日记》多处记有关于食物的记载，可见金氏姊妹的心灵手巧：如6月1日条“自制竹叶小粽，煮而食之，清芳盈颊，颇觉适口”；12日“试仿糖桃子一盃”；14日“蒙寿怡、妹等于自制糖点为寿，色香味三者并全”。字里行间，色香味仿佛可得。

又7月7日条下，“是夜乞巧，制藕船一，寿怡、妹造桥一，又四姊妹又各制西瓜灯，以祝牛郎、织女一年之良会”，这不免让人想起袁荃猷初见王世襄时，见其吃柿子的情景。柿子虽然用勺子吃完了，但其外形仍然完好无损，这与四姐妹所作藕船、西瓜灯不免有异曲同工之妙。

金章以擅长画金鱼名世。《日记》也有养金鱼的记载，8月朔日“购大金鱼四尾”。可见这也是得益于日常观察的结果。

王世襄有“京城第一玩家”之称，学术上则有“杂家”之美誉，这既因其本人兴趣所致努力钻研，亦与其幼时受母族门风所熏密切相关。

作者：梅松

编辑：周俊超

责任编辑：薛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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