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为电影》[美] 特德·霍普著 沈旦译 后浪出版公司文化发展出版社出版

本书作者特德·霍普，是电影公司“好机器”“这是那”的联合创始人，发掘了包括李安在内的众多著名导演。出自霍普之手的影片曾获多项奥斯卡奖提名，入选圣丹斯、戛纳、威尼斯等国际知名电影节。这本书里满是发生在幕后的趣闻轶事，它们混合着勇气、魄力和魅力……在霍普看来，只要倡导激情和思考，电影这一艺术就会有希望，电影制作这一行就会有未来。

“给我一分钟让我思考一下。”

这看似是一句无关痛痒的话，但对于“好机器”公司合作过的最赚钱、最受尊敬的导演李安来说，这可不只是一句提出要思考一下的无心之语。因为，李安真的会花一分钟去思考一下，甚至比一分钟久得多。

可能你和他说了什么事，他点头表示知道了。然后你就去忙别的事，比如吃了个午饭，再接着做别的事了。这时，李安会来回答你几个小时之前问他的问题，而他自己常常不觉得时间已经过去了，或是期间已经发生了其他事情。他就像是仍在之前那个时刻那样，同样还要求你也回到提问的那个时刻。

在他拍摄早期的电影《推手》和《喜宴》时，助理导演或是其他剧组成员会忧虑地跑来对我说：“李安又进入那种状态了。”于是，我会向片场望去，看到的往往是李安一动不动、皱着眉头，或若有所思的样子。他正在思考，许多同事则站在一旁盯着他看。

我们在拍电影的时候很容易陷入一种惯性思维，以为每个导演都会遵循某种固定的工作方式。这种“一刀切”的思想正在腐蚀电影制作。但李安让我意识到，每个导演都是独特的，有着自己的步调、风格和洞察力。而制片人的任务，是了解并保护这个导演独特的工作方式。这里没有规律可循，只能以这种原则为中心，为导演量身定做制片方式。

▲李安的家庭电影三部曲：《推手》《喜宴》和《饮食男女》。

“我是李安。再不拍电影我就要死了。”

我在纽约大学读书的时候有幸看过李安的毕业作品  《分界线》。我认为这是纽约大学出品的最好的短片之一。影片采用手持摄影，生动真挚。早在那时，李安就已经清楚地知道如何用镜头捕捉情绪。但我对他一无所知。

在我刚开始做制片人的时候，我曾经列过一个想要合作的导演名单，上面有李安、妮科尔·霍洛芬瑟、凯莉·赖卡特、菲尔·莫里森和马克·弗里德伯格。后来，当我真正开始去找导演时，李安就是我找的第一个人。而且，当我向詹姆斯·沙姆斯那样的潜在合作伙伴阐述想要创立一个制片人主导、导演驱动的电影公司时，我总会想到李安。万事俱备，只差找到李安了——但我没有联系到他。我翻遍了纽约电话黄页（那时还没有网络），我也给他的经纪人打过电话，但他并没有与我合作的打算。

直到李安来找我了。一切真是太巧了。那是在1990年，我坐在混乱的街区中的小办公室里，清算公司第一年的账务。然后，一个穿着风衣、手拿塑料袋、外表谦和的亚洲人走了进来。他说：“打扰了。”我不知道他是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来。他接着说：“我是李安。再不拍电影我就要死了。”

他把袋子放在我桌上。里面有两部剧本，《推手》和《喜宴》。这两个剧本都参加了一个中国台湾地区的剧本比赛，并赢得了奖金。我俩共同的朋友大卫·拉瑟森告诉他，我是纽约唯一一个可以用这么低的预算把电影做好的人。

有钱拍一部电影并且知道会有更多的钱来拍下一部电影可谓是一件幸事。但光有这些仍不足以把事情做好，我们需要想方设法节省开支。李安非常急切地想要拍电影，所以为了完成他的电影他在所不惜。

我们一开始合作，我就明显地感觉到，就算有了正确的态度，要和李安一起拍片并不那么容易。他有自己风格上、文化上、个性上独特的行为方式。我们用35mm胶片，花了18天时间拍完了李安的第一部电影 《推手》，总成本大约为35万美元。在这之中的每一天都是那么漫长，而且一天比一天漫长。由于预算实在太低，我觉得我们的资金就像是消失在时间的缝隙中了一样。我必须要更合理、更高效地完成制作。

那段时间，我和李安私交甚密。那是因为，由于电影的制作经费很紧张，我不仅要担任制片人和助理导演，同时还是李安的司机。我会载着他在往返片场和他位于白原镇的家之间的路上讨论拍摄计划。但在每天工作了15小时之后，你已经很难专注地开车了，这个导演也已经累到常常忘了自己家在哪。我以为我已经清楚去他家的路，但一次次的，我们不是开过了，转错弯了，就是下高速的时候下错出口了。很多时候，我们已经离那个该转弯的路口两三千米了，李安才突然想到说：“嘿，你错过那个路口了！”——这句话对许多电影制片人来说是个很恰当的比喻。李安从纽约大学毕业后的8年间，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写作，做饭和带孩子。众所周知，李安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这一点从他拍的短片就能看出来。但是，因为他不是那种善于向大人物推销自己的人，他的成就与他的能力并不相当。所以，从他拍完第一部长片到第四部长片《理智与情感》中的这段时间里，他住的那栋公寓里的其他人根本不知道他们的邻居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导演之一。

当你看到李安的时候，你可能常常会想，他是不是又在“花时间想事情”了。他可能确实花了好多时间来思考，但他绝不会做出轻率的决定。李安有一个独特的本领，就是他似乎能在拍摄的时候看到整部电影，并在脑海中紧紧地把控整部影片：如何将镜头组合在一起并让它们相互呼应；如何用场景来营造观众的期待；如何发展人物等。当你脑海中充满了创造整个世界时会遇到的难题，你几乎无法思考其他事情。而且对于李安来说，他似乎并不只是在思考他手头正在拍摄的这部电影，他还会考虑当前的工作对于他要创造的下一个世界会有什么样的帮助。所以说，如果他错过了几个路口，或是在原地比别人站得更久，一点也不奇怪。

他执着于他的信念,他没有妥协

在李安声名鹊起之前，我常常需要去找那些能接受李安的人来合作。但这着实不太容易。李安是一个温和的好人，但他常常让人难以捉摸，有时还会严格要求别人来给出他要的东西。我需要找到那些不会被这一点吓跑，也不会将李安不直接和你交流误解为他没有意见的人。美国人通常希望领导者决策果断，而我觉得电影圈似乎对不符合这一点的人存在偏见。放到片场上来说，这种偏见常常会对非美籍导演或者女导演不利，因为他们的行事风格不同。但我们需要学会接受不同的领导风格，否则我们很可能会失去与许多出色的艺术家共事和碰撞的机会。

▲李安

但有时，我们却好像在说不同的语言。在拍李安的第二部电影《喜宴》时，我们给年轻的女主角挑完衣服，一切都已经安排妥当，但李安却示意停下来。当时我们已经完全准备好开拍了——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那天，我们要拍的是金素梅的戏。当她穿着我们挑选的服装出现时，李安一脸痛苦的样子。我得弄清楚为什么。

“李安，怎么了？”

他没有回答。

“李安，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不满意？告诉我是什么事。”

“都挺好的。”他说道，但同时还是皱着眉头。

“是不是裙子的问题？”

李安只是耸了耸肩。

“哪条裙子你不喜欢？”我问道。

“这几条裙子都很好看。”他说。

“是后来那几条裙子里面的一件对吧？”

他没有回答。我继续问：“是棕色的那条吗？”

“棕色的那条挺好看的。”他说。

“好看，好吧，”我说，“但你是不是不喜欢？”

“我挺喜欢棕色那条的。”他说。

“但是你不开心，李安。你是不是更喜欢蓝色的那条？”

没有回答。过了很长时间。“是的。”他终于说，“我更喜欢蓝色的那条”。

就在那一瞬间，我突然明白了过来，李安从来不会站出来表示自己不喜欢什么东西。所以，给李安制作电影首先要学会怎么问他问题，比如“有什么需要提高的地方吗？”光问“你喜欢这个镜头吗？”是不够的。你得问他“我们要不要再拍一条？”你得琢磨出怎么问他才管用。这么一来，李安也习惯了这种拍出“李安电影”的工作方式了。我和《卧虎藏龙》《绿巨人浩克》《断背山》的剧组成员谈过这个问题，许多人向我反映过类似的情况。而且这种情况在制作期间仍然存在，几乎在整个后期制作阶段都会出现。李安会说：“要有些羊从山上下来。”人们会回答他说：“为什么？现在的这些羊有什么问题吗？你是不是要多加几只羊？”问了他一大堆问题后，他终于回答说：“对，我想要再加几只羊。”

▲电影《卧虎藏龙》海报

每个人都有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方法。制片人常常需要想办法让大家达成共识：找到人人同意的可行方法。许多导演都跟我讲过他们妥协的过程：通常一开始只是一个较为公平的妥协，但到后来就发展成了一系列的妥协，一而再再而三的妥协，到最后甚至已经远远背离了他们进入电影行业的初衷。

李安常说的 “给我一分钟让我思考一下”，乍看之下让他显得像个摸不着头脑的教授或是艺术家。但实际上，李安想用这种方法来保住他所追求的东西，他执着于他的信念,他没有妥协。

如果要说我缺什么基因的话，我想是耐心。讽刺的是，这个行业最看重的品质正好相反：决断和行动。但李安让我懂得了耐心的意义。所以，当有人看起来踌躇不决，无法立刻给你答复的时候，有时你要做的就是坐下来，等一会儿，再去吃个午餐。当你回来的时候，你会发现，那种“犹豫”其实是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魔力。

编辑：王秋童
责任编辑：周怡倩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