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发于《花城》2018年第一期的田耳新作《下落不明》近期即将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小说讲述了一群文艺青年对理想的坚守以及最后理想破灭的故事，具有一种独特的孤独气质与自传性质。田耳的身份标签很多，青年作家、少数族裔、大学教授、孤独写作者等，他的创作题材也十分宽泛，甚至在一部作品中也是小径不断分岔。《下落不明》就是如此。故事的外衣是一桩凶杀案，但中间穿插了家族叙事、文学青年的成长、青春的回忆、理想的坚守与破灭、形式各异的情爱故事等，既有刑侦悬疑的通俗性，也有理想信仰的灵魂探析，既有个体另类的成长史，也有一代人共通记忆的追寻。

《下落不明》描写芸芸众生，各色人物相继出场，笔墨不均情感却无差别。田耳对成长与理想的讨论首先从人物的生存环境开始，耿多义、耿多好、齐虎、失足小姐、被人包养的女性等，都如蝼蚁般苟活于世。小说特别塑造了具有病态气息的作家耿多义这一形象，通过其独特的创作模式与生存方式来书写青年的成长。田耳的创作有一种代入感，即进入他人的痛苦中去，与人物共呼吸，使得他的小说读起来有一种切肤之痛，这种痛苦扑面而来，毫无膈应感。《下落不明》表现得尤为明显，有一种自传性质，同时，小说还回归文学与作家本身，具有元小说的意味。

田耳自诩《下落不明》是一部关于成长的小说。小说中有大量的人物不断出场，有些贯穿始终，有些昙花一现，但几乎每个人物都面临成长的尴尬，在成长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受到阻力，这种阻力来自多方面，既有家庭的因素，也有大的时代背景。比如耿多义成长期间受到同胞哥哥的欺压，甚至被打傻了脑袋；莫小陌的家庭分裂，父亲与自己的闺蜜纠缠不清，她本人的成长则受到母亲明总的干涉，连自己对文学的爱好也被控制，被硬逼着写武侠；欧繁则出身于重男轻女的家庭，因超生的原因东躲西藏。总之，这些人物后来的不幸或悲剧与这些尴尬的成长环境不无关系。当下有很多小说以成长为主题，而且内容大多是负面的、尴尬的，进而影响个体的一生，其中的原因值得深思。

成长小说似乎大都是“青春祭”，《下落不明》虽然也有大量的童年与青春记忆，但是并不落俗，而是通过回忆为成长做铺垫，为理想唱挽歌，通过成长的复杂写出人性的丰盈。成长通常意味着理想的消亡，但小说还是留下了诸多光明的尾巴：耿多义仍在坚持写作，欧繁与老莫相依为命，耿多好改邪归正，过上了正常安定的生活，只是耿多义苦苦追寻的莫小陌仍旧下落不明，这似乎是理想失落之隐喻。

文学评论家谢有顺指出：“田耳的伦理观，有齐物之想，无善恶之差别，以平等心、同情心、好玩之心，批判一切，也饶恕一切，正是这样的创作伦理，使得其作品无明显的善恶对立，而是在善与恶的纠缠中展现生存的艰辛与艰辛中的温暖。”田耳的平等思想和齐物伦理观使得他的作品中善恶并不截然对立，而是写出了人性的复杂性和丰盈性。他钟情刑侦与犯罪一类的通俗题材，借助善与恶的暧昧性来深掘人性。他似乎秉持一种审丑美学，对人性的恶进行深入挖掘，这种恶说到底与人性有关而非与阶层有关。田耳解构了阶层的划分，以平等之心对待每一位个体，书写了每一个人的生存困境，如何应对生存、世界、自我，如何成长，是每个人都需要思索的问题。

田耳的《下落不明》有一种去价值判断、去阶层划分的意味，可谓自我和解与原谅之作，原谅一切，最终原谅自我。芸芸众生的生存空间、奋斗打拼、情爱婚恋、精神面貌等，在这部作品中得到了精彩的呈现，是文学拉近与现实的距离，深度介入生活的最好例证。也正是通过这些描摹，作者书写了人性的复杂与丰盈，为众生带去些许的慰藉。

作者：刘小波
编辑：周怡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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