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学敏画像与《本草纲目拾遗》

王东梅

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简称《纲目》)虽被誉为“集本草之大成者，无过于此矣”，然该书尚存错误和遗漏。为使《本草纲目》趋于完善，清代著名医学家赵学敏曾撰辑一部更正和补遗《纲目》的力作——《本草纲目拾遗》（简称《拾遗》）。

赵学敏(约1719—1805年)字依吉，号恕轩，浙江钱塘(杭州)人。其父为福建尤溪县知县，知儒而善医，晚年方得赵学敏、赵学楷二子。赵父本想让学敏业儒应举、步入仕途，学楷攻习岐黄、事医济民，因而在其尤溪任所内专辟药园，名“养素园”，内藏古今医籍，并栽多种药材。但学敏无意功名，弃儒学医，将毕生精力移注岐黄。

赵学敏自幼嗜书，“凡星、历、医、卜、方技诸学，间亦涉猎之，意有所得，即欣欣忘倦。”因惧父母禁阻，“常篝灯帷中，藏书夜观”。长期刻苦研读，致其双目患疾，几近失明，后经近半年自疗而方愈。

赵学敏读书，常自拟计划和选题，随时搜集和积累资料，并分门别类装订成册，故每读一书即成一册，以供日后参阅。几十年后，竟达“累累千卷”。他编撰的《医林集腋》《祝由录验》等，均据所集之资料而成。

赵学敏读书涉猎广博。仅撰《拾遗》，即参阅历史文献和民间资料六百余种。《纲目》共52卷，载药1892种，李时珍引据古代医家书目227种，引据经史百家书目440种。《拾遗》仅对《纲目》补充和续编，竟引据古代医家书目282种，引据经史百家342种，其中仅10%是李时珍曾引用的。

《拾遗》依据《纲目》体例，分为水、火、土、金、石、草、木、藤、花、果、蔬、器用、禽、兽、鳞、介、虫、谷等十八部；比《纲目》增“花”“藤”两部。该书将《纲目》中已记载或虽经药用但未详录效用者，均给予补入；凡《纲目》未载的，则为之增加。并对《纲目》提出许多补充意见和疑义。如在序言中说：“石斛一也，今产霍山者则形小而味甘；白术一也，今出于潜者则根斑而力大，此皆近所变产，此而不书，过时罔识”；在凡例中说:“贝母不分川象，大枣不分南北，以致功用相岐，传误非浅”。说明他发现许多药物是同物而异种。为了纠正《纲目》的误记或疏漏，赵学敏在书首列“正误”一篇，内容都是针对李时珍的误漏而加以研讨补充。

编写该书过程中，赵学敏对药物的选录十分慎重，凡载一药“必审其确验，方载入，并附其名以传信，若稍涉疑义，即弃勿登……宁蹈缺略之讥，不为轻信所误”。对古医书所载药物和民间医家经验之谈，他从不轻信，须经亲自种植和实验，方决定是否载入，“否则宁从其略，不敢教世也”。

当时中外交通发达，西洋医学知识渐传中国，《拾遗》也介绍了相关医药资料。他第一次将西洋参、西国米、阿迷酒、金鸡勒、吕宋果等药物载入中国本草书籍，介绍西洋药露达数十种，如金银露、薄荷露、玫瑰露、佛手露、香橼露、桂花露等，称药露为“凡物之有质者，皆可取露……，其法始于大西洋，传入中国，大则用瓶，小则用壶，皆可蒸取”。对西方的制剂，该书亦有记载，如强水、刀创刀(碘酒类)、冲鼻水(阿莫尼亚液)、奇功石(奎宁)等，同时介绍这些药物的制作方法。在生理、病理方面，赵学敏独具见解，如《卷五》香草条曰:“不特除头外之病，并稗头之内司，盖人之记舍在脑故也”，介绍了脑髓的作用；又如《卷六》椴树皮条曰:“幼儿息疝，由于胎中得者，此因皮开裂，肠入肾囊，疼痛难忍，亦能戕命”，阐述了疝气的解剖病理。这些都是以前中国药学著作未曾阐明的，故有人称赵学敏为沟通中西医学之第一人。

《拾遗》约成书于乾隆三十年(1765年)，当时并未刊行。赵学敏于其后三十多年中不断加以增补和修改，直至赵氏逝世后才得刻印。《拾遗》全书十卷，共收载药物921种，其中《纲目》未收载的药物达716种。

赵学敏一生著述颇多。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他已初步完成各种著作的编写工作，定名为《利济十二种》，即《医林集腋》16卷，《养素园传信方》6卷，《祝由录验》4卷，《囊露集》4卷，《串雅》内编、外编各4卷，《升降秘要》2卷，《药性玄解》4卷，《奇药备考》6卷，《本草纲目拾遗》10卷，《本草话》32卷，《花药小名录》4卷，《摄生闲览》4卷，共计100卷。可惜流传于世者，仅《本草纲目拾遗》和《串雅》内、外编两部。当然，赵氏著作对后世贡献最大的，当属《本草纲目拾遗》。

赵学敏是继李时珍以后总结明、清时代药物学的巨匠。他的《本草纲目拾遗》被后人列为中国本草学发展史上六大代表作之一，与《神农本草经》《神农本草经集注》《唐·新修本草》《经史证类备急本草》《本草纲目》齐肩，为中国药物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