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诗人荷马被胜利女神授以桂冠

■格伦·牟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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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经典及其阐释文本”工作坊的专家讲座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经典文学最基本的政治属性是如何在《诗经》中建立起来，也能同时跨过大洋，了解到拉丁文学中的古典文本及其注疏，以及古希腊注疏传统对拉丁文学形成的重要性。中西方的古典学研究在这里融汇，也在这里碰撞出新的火花。本报特选编其中的精彩内容刊出，与君同享。

让我们首先来回顾《荷马史诗》的起源和早期历史：它从口头形式发展为书写文本，并取代了早期曾被视为经典的其他所有口头诗歌。由此看来，《荷马史诗》并非古希腊诗歌的开端，相反，它只是早期英雄诗歌长期发展后的创革。现存长篇版本的《荷马史诗》（在古典时代即已稳定）必定是出于某些原因才以书写形式来创作和传播的：首先，它太长、太复杂，难以形成一个稳定的口头表演传统；第二，荷马的语言是由来自不同地方和时代的多种方言所组成，以史诗的形式逐渐积累起来，因此也是一种没有人说过的语言。

我们再看古希腊文学中的作者身份问题。在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人是无法想象一个没有作者的经典文本的。如荷马的塑像所揭示，古代雕塑家以一种强烈的个人而理想的方式来想象荷马：他空无一物的眼窝同时指喻了他的目盲和诗意视觉的能力，微张的嘴唇表示他在吟咏自己的诗句，凹陷的脸庞象征他的年长和丰富阅历，额头的皱纹则显示了他常常凝思，浓密的头发和胡须展示出他的健壮和活力，僧侣式的发带暗示他将自己的智慧贡献给众神——所有这些特征都证明了，当想到诗歌的开端时，古希腊人都会想到一个具体的人，一个可以自称为“那个诗人”的人，尽管荷马从未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归在自己名下。而且，考古学家还发现了上百份早于荷马时代的古代诗歌残片，其大部分都著有作者，只有少部分为匿名。这些对著作权的宣示，包括以赫西俄德《神谱》为始的诗人在自己作品中的自命名，一定是从早期希腊的政治辩论中衍生而来的，因为辩论者必须说明自己的身份。同样的，就算是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修西得底斯，在其伟大的著作上也要先写上自己的名字，然后是其出身的地方：这与辩论家和诗人一样，他们必须写上自己的名字，既让人信服，也为其文字负责。这与中国文学起源最大的差异在于，作者概念在中国文学里几乎不存在，而在古希腊，一个没有作者的文学文本则是难以想象的。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古希腊经典从何而来？在公元前四世纪末，古希腊的政治领袖就开始不断编辑重要文学文本的标准版本和合集，以期保证文本的稳定性和可信性。尤其是《荷马史诗》收集到了众多版本，并在亚历山大皇家图书馆学者的努力下达到了顶点。到公元前二世纪，这些学者发展出了一整套校对、订正和编辑的标准，它影响了欧洲文献学传统达两千多年，一直到十八世纪末，即1795年，伟大的德国文献学家弗里德利奇·奥古斯特·伍尔夫发表《荷马导论》，新的标准才得以建立，并编辑出一个更为科学和重要的本子。随后，十九世纪的德国古典学家卡尔·拉什曼进一步系统化了古代文本的文献学研究。根据拉什曼的机械理论，需要对所有看得到的抄本和印刷本进行校对比较来分析出各版本间的谱系。

让我们回到早期和中古时代抄本的形式和物质性问题上。希腊写本中，存在着大量的副文本（即围绕着正文的文本），它们有各种形态类型，如标题、作者，尤其是注文。关于注文，我们还应区分系统的和零散的副文本：零散的注文一般书写在经典的边缘空白处，和正文在同一页上；而更长的、系统的注文则不会抄在同一卷轴里，就算原抄本中有足够的空间。由此，阅读古希腊经典及其注释时，至少需要两个人而不是一个人，他们不是安静地，而是念出声地阅读：其一读有正文的卷轴，其二读有注释的卷轴。因此，阅读不是独自的，而是一种共同的社会活动。

最后，我想谈谈寓言义和词源分析的注释方法。这是古希腊学者为其经典所发明的。我们以1962年意外发现的著名的代尔韦尼草纸为例。这件写本上有一首归于俄耳浦斯名下的古诗的注释。它显示早在公元前三到四世纪，古希腊人就发展出一种解读方法，把文本中某些特定的文句理解为是以一种完全相异的含义（寓言）有规律地编码而成，然后在同样规律的注释里，用“深层”的哲理意义（寓言义）来置换文本的字面或表层意义来解码。此外，古希腊人发明了一套词源学的解经艺术，由此催生了一种新的注释类型，这种类型自称能够通过辨识字词（包括古代名字）的原始意义来揭示其真实意义。可以说，现代的文本和语言分析、词源分析的基石之一，实为古希腊人之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