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

[美]艾朗诺 著

夏丽丽 赵惠俊 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成玮

提到女词人，第一个想起的，自然是李清照。作为中国古代唯一跻身一流作家行列的女性，生前身后，她都相当引人注目。然而存世作品无多，生平资料寥寥，与其巨大的声名，形成一种反差；加以名满天下，谤亦随之，毁誉纷纭，更使其形象扑朔迷离。历经近千年探讨，李清照生平与创作的诸多问题，似乎有了定论，可必须承认，某些结论，依据未必坚实。艾朗诺先生著《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对此展开系统反思，尝试提出一家之言，是晚近李清照研究的一大收获。

如书名所示，该著同时在两方向用力：梳理李清照的接受史，还原李清照的本来面目。在某种程度上，前者构成后者的出发点：正因为剥落了接受过程中的种种涂饰、扭曲，寻绎原貌方成为可能。

就作品接受而言，李清照在世时，诗词文便颇受赞誉。晚明以降，女性写作盛行，词体复兴，这两项原因促使论者将她塑造为前代的女词人典范，其声望因而更上层楼，牢固树立起来。就生平接受而言，李清照的问题，是在赵明诚殁后改嫁张汝舟。这在当日原无不可，但随着南宋后期以来，理学家对于夫死守节的大力倡导；元代以来，朝廷法令的推波助澜，再嫁逐渐变成一件不名誉的事。既是备受推崇的才女，又是妇德有亏的妻子，褒贬左右为难。为摆脱这一困境，自清代起，掀起一场替李清照“辩诬”的运动，否认她曾再婚。直至1957年，黄盛璋再度提出改嫁说。迭经争论，进入二十一世纪，学界才“基本上接受了再嫁这一事实”。此前关于李清照接受史，不乏研究成果，著者未满足于就事论事，而自南宋以下的观念与社会背景入手，解释李清照形象的演变轨迹，深度遂远迈以往。

面对李清照的诗文与词作，本书采取截然相反的解读策略：一方面，努力把诗文置入其生平脉络，审视具体语境，推求纸背深意；另一方面，又努力把词作与生平隔断，限就作品本身立论。在著者看来，易安诗风格与题材的“男性化”、《词论》所探索的全新词体观、《打马图经序》与《打马赋》的政治及军事指涉，皆系一位女作家抵抗男权社会歧视，捍卫创作权利，“以刚克刚”的奋斗。李清照性格伉爽，不类寻常女子，前人早已言及。缪钺先生即称她“有胆、有识、有魄力，独能冲破封建藩篱，以一弱女子而关心国家大事，纵论文学，臧否人物，发抒己见，无所顾忌，这是很难能而可贵的”（《灵谿词说·论李清照词》），论据也约略相近。本书借鉴女性主义视角，不惟赏其性格，抑且探其心曲，将这些表现归因于男权社会施加的精神压力，所论更透入一层。《金石录后序》自述同赵明诚的婚姻与收藏生活，娓娓动人。著者却注意到，这篇文字写于李清照再婚张汝舟又迅即离异之后，由此专辟一章，抉发字面下的隐秘动机：赢取世人同情，保护剩余文物；提醒读者不可把文中所述当成事实，无条件接受下来。此文复杂面向，宇文所安已有所察觉（《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不过他只细绎文本，未及联系作者经历。本书知人论世，思考更为全面，故而又读出不少新见。

李清照主要以词名家，本书最关键的创获，也在这一方面。易安词集久佚，南宋文献里仅存三十六首，其余均见于元以后文献。从流传有绪的角度考虑，著者只认南宋所见之作为真，就中复去除疑点重重的黄大舆编《梅苑》所收六首，凡得三十首，此外一概存疑。李清照词历来有真伪之辨，本书标准大约最是严苛。至于词作内容，以女性生活与爱情为主体，论者一向多从作家生平求解，著者却指出，主流读法值得商榷。词在当时，多数情形下属代言体，易安词也不例外，篇中女性难以遽目为作家本人。这一观点极具开创性。各家自传式解说，先撷取词里若干生活印象，譬如夫妻久别，而后证诸生平。每逢书阙有间，便“用最琐碎的线索，做最大胆的推断”，曲折以赴之。纵如此，推演的景象仍不能尽符词作所言，跋前踬后，摇摇欲坠。而一旦破除既有思维定势，视词为代言体，与李清照的生平分离，所有窒碍顷刻迎刃而解。女词人在作品中不是女词人，这个创见的价值即在于此。

本书思路整体观之，或承继旧说而力破余地，或独辟蹊径而益趋合理，在每一方向皆有开拓，诚属难得。落实到具体论断层面，则不无可商之处。譬如著者认为，清人辩称李清照未尝再婚，背景在女性守节的严格化，大体可从。麻烦出在，第一位广罗文献论证此说的俞正燮，恰是思想开明，主张“其再嫁者不当非之”（《节妇说》）的。其《易安居士事辑》明言：“是非天下之公，非望易安以不嫁也。不甘小人言语，使才人下配驵侩，故以年分考之。”他反对再嫁论，与其说出于贞节立场，毋宁说出于对结缡双方雅俗悬殊的惋惜。本书力求把一切“辩诬”者，纳入单一背景之下，对此文的阐释，遂未免失之迂曲。又如考察易安诗文，不仅诠释方式迥异于词，真伪判断也大相径庭。对词严加甄辨，对诗文则全盘接受，绝无疑议。实则诗文和词一样，均系后人辑得。其间有无赝品，字句有无窜易，并非不言自明。举《词论》为例，早在1980年代，马兴荣先生已质疑其著作权（《李清照〈词论〉考》），至今尘埃未定；或又谓此篇“在传闻过程中字句原意难免改动失真”（孙望、常国武主编《宋代文学史》）。倘与词作一视同仁，似也应下一番考辨工夫，而非不假思索，坦然据以为说。再如代言体之论，固然极富意义，但是，著者太珍视自己的新解，倾向于把易安词统一划归代言体。即便发现“李清照甚至允许在词中时不时地出现与她生平有关系的细节”，依然强调，这类作品“还是必须和李清照本人相区分开来”。如是处置，恐怕难餍人意。以常理度之，易安词一部分系代言，一部分系自传，两者兼有，方为正常状态，无须偏取一端。展望未来，在可能范围内，尽量辨明多少词作属于前者，多少词作属于后者，或将变为讨论李清照的一项新议题。

昔日郑昕《康德学述》弁言有云：“超过康德，可能有新哲学；掠过康德，只能有坏哲学。”本书一些具体论断，终究会被“超过”，这也是学术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然其思路多有创新，示来者以轨辙，却不容“掠过”。仅此一点，足以保证它在李清照研究史上，占据无可替代的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