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维宪

1955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下简称《红军长征记》），是建国后第一本由参加长征者撰写的回忆录，具很高史料价值。

该书分为两辑：第一辑汇集亲历长征的高级干部和将领的回忆，均为长征结束不久写成，更具纪实价值。其中，廉臣撰《随军西行见闻录》，曾在中共主办的1936年巴黎《全民月刊》《救国时报》连载；杨定华撰《雪山草地行军记》《从甘肃到陕西》曾在1936-1937年间的《救国时报》连续发表。其余文章选自1936年10月，三大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后，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发动长征亲历者回忆撰写的《二万五千里》。全书五十五篇文章中，《随军西行见闻录》《雪山草地行军记》《从甘肃到陕西》较系统地描述了红一方面军长征的过程，其余均为长征中各场战斗、某一事件的特写。第二辑是《二万五千里》编者根据长征中的各种命令、日记和报纸编成。这是关于红一方面军长征的富有历史价值的统计资料。

据统计，红军在长征中渡过二十四条大河，爬过十八座大山（其中五座终年积雪），共进行三百八十余次战斗，攻占七百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其中红一方面军所经过的战斗、会议、行军等，在书中均有较详尽的记载。

据考证，廉臣为陈云化名。长征时，陈云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红五军团党代表、中央军委纵队政委，参加了遵义会议等一系列重要会议。遵义会议后，红军经四渡赤水、强渡金沙江、抢渡大渡河等艰苦战斗，终于跳出包围圈，于1935年5月31日抵达四川泸定。当晚，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派陈云潜回上海恢复白区工作，并设法去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长征情况。7月初，陈云在黄浦江畔利用空余时间，以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口吻，写了《随军西行见闻录》。此文除记载红一方面军从江西瑞金出发至抢渡大渡河之间的历程，向世人首次公布了红军长征的真实情况，更向读者展示了红军领袖的形象，如毛泽东“似乎一介书生，常衣灰布学生装，暇时手执唐诗，极善词令”，朱德“则一望而知为武人，年将五十，身衣灰布军装，虽患疟疾，但仍力疾办公，状甚忙碌”。尤其在行文中流露出自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实际上成为党和红军领袖的倾向，这与陈云当年10月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以及红军到达陕北后，共产国际派遣张浩（林育英）去延安，传达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其实是斯大林的指示），要求中共以毛泽东为领袖相吻合。

《雪山草地行军记》《从甘肃到陕西》则由化名杨定华的邓发所著。邓发在长征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委第二纵队副司令兼副政委。他于1936年7月赴莫斯科，和陈云一起成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这两篇长文，以一名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队无线电机务员、后为红军无线机要员的口吻，描写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刘伯承、林彪、聂荣臻等红军领导人爬雪山、过草地的革命英雄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形象，记录了从甘肃到陕西一路经历的残酷战斗，有利于编著红一方面军长征年谱。

《救国时报》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海外创办的大型中文报纸，经费紧张，该报在发表陈云、邓发的长文并出版三文合集的《长征记》时，还请他们分别提交了放弃稿酬的声明。《救国时报》对《长征记》作了高度评价：“红军西征之政治意义，读者皆可于本书中见其大概。中国人民抗日红军为我中华民族之伟大力量，早为中外所共认，故本书不独可作为文艺作品读，且实为珍贵之史料与检阅民族力量之宝鉴。”

《红军长征记》中红军高级将领的文章，不仅重现了当年的战斗场景，而且显示他们已有档案意识。如时任红一方面军红四团团长的耿飚所写《由临武至道州》，记录该团作为先锋团在突破敌军三道封锁线后，部队挺进到临武、蓝山一线，1935年11月17日刚到祠堂圩宿营，就接到师部命令：“薛敌（指薛岳）率五师之众在我野战军后尾追，湘、桂两敌向道县（即道州）、蒋家岭前进，企图配合薛敌截我于天堂圩、道县间……着你部立即由此地（祠堂圩）出发，经天堂圩，限明日（18日）相机占领道州县城，并拒止由零陵向道县前进之湘敌……”红四团以一天急行军两百里的人间奇迹，攻克道县，直奔第四道封锁线，投入了惨烈的湘江之役。

纵览这本一个甲子前出版的《红军长征记》，其中谭政、陆定一、莫文骅、彭雪枫、舒同、陈士渠、萧华、刘亚楼、邓华、李一氓、周士第、王首道、贾拓夫、杨成武等红军将领所撰之文，宛若历史风云浮现眼前，其作为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最珍贵的长征回忆实录，无疑为我们今天研究波澜壮阔、悲怆激越的长征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