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了中国缘——一部自传》

［美］约翰·帕顿·戴维斯著

张翔、陈枫、李敏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1944年10月约翰·帕顿·戴维斯在延安。从左到右：周恩来、朱德、戴维斯、毛泽东和叶剑英。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戴维斯作为史迪威将军的特别外交事务助理被派到中国，目睹了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到偷袭珍珠港的二战风云。《未了中国缘——一部自传》记录了戴维斯在印度、缅甸、中国、苏联等国所从事的外交工作。书中，他严厉批判了罗斯福对蒋介石的迁就，并预言了中国的内战结局——“共产党是否会执政？答案是肯定的。”戴维斯的回忆录，对了解二战时期乃至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国共关系的变迁，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壮大，美国政府亟须与其建立联系，获取一手信息。然而，“自1938年开始，美国政府文武官员都没有访问过中国共产党所在的地区。”我提议在延安设立总领事馆并派遣军事观察代表团。

六个月后，由于蒋介石的阻挠，美国还是没有在延安设立相关机构。我在1944年1月15日撰写了另外一份备忘录，内容长度在一页以内，以便总统和马歇尔阅读。同时我给霍普金斯发送了一份副本，希望他能转交罗斯福，并随信附上一封草稿函，建议罗斯福按此内容致信蒋介石。

备忘录中，我描述了美国在战时和战后对日本、共产党和俄国人的情报需求。草稿函中，我没有提及共产党人和俄国人，只集中说明重建东北和华北需要准备的事项。为了增加我们对这些地区的了解，“调查陆空进一步行动的可能性，我认为执行美国观察至关重要，应立即向陕北、山西和华北其他必要地区派遣代表团”。

霍普金斯将备忘录和草稿函转交给了总统，总统指示海军上将莱希与马歇尔协商执行。我的草稿函经过细微修改后，于2月9日寄给了蒋介石。蒋再次推托，直到华莱士访问重庆时才勉强同意。

史迪威离开重庆那天，我乘坐总部的C-47运输机飞往延安。我们认为它是反抗势力的地盘，因此称延安为“迪克西”（Dixie）。鸟瞰延安，这是个位于中国西北的小镇，坐落在一个没有树木的山谷里。10月末，山谷两边久经侵蚀的沉闷高原仍然被炙晒得光秃秃的，呈现出一片黄褐色。我们拐入山谷，在降落的时候，看到两边的山崖上挖出一个个窑洞，里面住着延安的精英。窑洞可以避免敌军轰炸。一路上，他们向我们挥手致意。

打开舱门我们便感觉到机外干净清爽却又干燥的空气。阳光从湛蓝无云的天空上照射下来，这与沉闷、阴暗、潮湿的重庆形成鲜明对比。虽然男男女女都穿着单调统一的填絮棉衣裤，他们的举止表情却体现出其他地区人民少有的独立、开放和活力。

欢迎的人群聚集了延安社会各方人士——士兵、官员、党务工作者、学生以及其他寄居于此的人员。谢伟思和参谋长叶剑英也在人群中。叶剑英穿着夹克和带有斑纹的土布棉裤，没有佩戴徽章。他们调用了一辆旧卡车把我们这些美国客人接送到住处。我、约翰·埃默森、白修德，以及其他大约六名官员组成了参观团。但我们第二天要飞返重庆。

我将我们的住处称为“度假牧场”。它与其他建筑分隔，由两栋石、砖和土坯建成的新楼组成。其中一栋八层高，里面没有厕所，只有外面一个公厕，用炭盆供热，煤油灯照明。房间的地板都是灰乎乎的，每一间放了两张床。搁凳上架上木板，然后放上草垫和棉被就组成一张床。我们在另外一栋楼用餐，食物是美味的中餐。那栋楼配备了一个朴素的娱乐中心。中国的卫兵警觉高效，将里里外外都保持得井然有序。

我们抵达当晚，周恩来和朱德总司令主持了一场愉快的晚宴，欢迎所有外国军士、友人和观察团。共产党重要的党内和军队人物均出席了晚宴。我、谢伟思和埃默森与周恩来同桌，包瑞德和军队访问团与朱德同桌。少数几位外国记者，包括代表苏联新闻社塔斯社的两位代表，坐在了第三桌。而为了彰显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拥护，当时在延安驻扎的国民政府代表，包括一位上将和一位上校，也受邀出席，但他们只和几位不知名的共产党人士坐在另外单独的一桌。

安静节制的欢宴没有歌女陪场。晚宴结束后，周恩来邀请我、谢伟思和埃默森一同到他靠崖的“房子”里做客。我们穿过一扇门，来到一个倾斜的小院子，眼前的崖面上挖出了五六个窑洞，那就是周恩来的住处。我们进入其中一间，屋内大约有四米宽五米长，放着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几摞书和一罐白菊茶。周夫人是一位朴素、安静、有气质的女人，穿着和其他人同样的填絮棉衣裤，但头上戴着一个白色编织帽。她给我们泡了茶，与我和谢伟思闲聊了几句就离开了。周夫人是参加过长征的主要革命者，也是幸存者之一。周恩来与妻子的关系善始善终。

毛泽东进入了房间，我在日记里记录道：

毛泽东身材高大，体型略胖，有着一张圆润温和而略带秀气的脸庞。他带着中国共产党党员特有的直接的友好，大步向前与我们每个人握手。他坐在我右手边的一个小凳子上。然后周恩来的秘书兼翻译、周恩来、埃默森、谢思伟和我先后进入窑洞……我们友好坦诚地交谈了两三个小时。中途朱德也进来加入我们。

毛周朱三人围坐在桌前，他们的脸庞在微弱的煤油灯下神态各异。毛泽东的手势神情都很放松……散发着强大的人格魅力……他展现出强烈而又沉稳的冷静和自信。

周恩来的脸色则相对专注……他是一个活跃的人，愤怒、认真和快乐都会写在脸上，手势反应迅速敏捷。他将会成为一位上镜的外交部部长。

朱老头儿是一位走路拖沓、反应缓慢但实质上精明的人。他是农民出身，脸庞宽平、其貌不扬，平凡得就如同中国北方常见的土墙一般。但他却拥有非常丰富多样的性格。由于他身形很宽大，而且穿着厚厚的棉衣棉裤，所以体型看上去四平八稳，步态摇摇摆摆。他的神态也相应地变得坚韧。不过，被逗乐的时候，他的大嘴会爆发出极具感染力的笑声。

这次交谈中，我故意延续了毛泽东与谢伟思关于美国与中共合作之必要性的话题。如果美国在共产党控制的海岸地区登陆，共产党的组织、军队和人民又会提供什么样的合作？毛回答说，如果美国的行动规模大并向共产党提供补给，他们会尽全力协作。具体事项需要更深入的研究。朱德和叶剑英，一位司令，一位参谋长，会和我探讨其中的可能性。但即便美国保持冷漠，毛泽东也相信共产党的前程，因为他们的实力在稳步壮大。

虽然在9月的五角大楼之行后，我认为美国登陆中国海岸地区的可能性较小，但我也认为美国与中共合作可能会在华北取得先机，否则俄国人会以帮助亚洲战事为借口进入华北。鉴于其中的政治因素，我迫切希望了解朱德和叶剑英能提供什么。

窑洞的摆设和五角大楼接待室厚厚的地毯、电话机、光亮的大桌旁坐着的神情肃穆的人，以及他们身后的旗杆旗帜形成反差。我和叶在他的办公室兼住所会面。房间大概五米长四米宽，地板就是泥土，摆着一张简单的桌子，没有电话和旗帜。会面的第五位参与者——倒不如说旁观者——是妞妞。她是叶剑英可爱的三岁女儿，穿着厚厚的保暖衣服，戴着白色尖顶编织帽，上面绣着一颗红星。

我们是第一次见面，讨论了一个笼统的话题：战争的进程。我发现叶剑英是一个机智、敏捷和直接的人物。卢登在几年之后告诉我，与国共两党许多军界人物都打过交道的马歇尔在一次战后的任务中曾评价道，叶剑英是中国人中最会打仗的。

会面中，我自然地向包瑞德上校寻求意见和帮助。除了我们两位，共产党当时有叶剑英、朱德和妞妞在场。第二天，即9月26日，包瑞德和我再次会见了叶剑英，以及另外三位重要的指挥官：彭德怀、林彪和聂荣臻。他们四位似乎不知道怎么回答我那个宽泛的问题。因此，包瑞德和我向他们提出了有关美国登陆中国海岸地区的具体假设。

一周之后，叶朱周三位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告诉了我们在美国力量登陆连云港后他们的预计划。他们预计日军将派出两个半师团阻止美国首次登陆，还可能在五天内增援至五个师团。为了确保盟军优势，他们建议美国派出五个师执行登陆任务。

简单来说，共产党将在陇海线东段范围派出五万常规军，增派援兵应对阻止登陆的日军，同时在连云港三百二十多公里半径内发动人民群众为美军提供劳力和食物。在华北其他区域，共产党军队及其民兵将牵制敌军，切断敌军交通线。（后来朱德和叶剑英向我透露，他们的总体兵力是六十万常规军和专门游击军，再加上二百五十万民兵。）共产党估计，登陆之举和华北反击会引起日军的强烈反扑。他们委婉地提出需要（美军在太平洋战役里缴获的）日本轻型武器和弹药。

11月3日，我用两页纸总结了共产党的预计划，标为“首要机密”，寄给魏德迈和在华盛顿的旧识史迪威，还寄给国务院中国司司长范宣德。但是均杳无音信。参谋长联席会议最终还是放弃了中国。美国不仅没有考虑过抢在苏联之前在中国大陆打击日军，反而迫切希望苏联至少要进入中国东北地区对付日军。

毛泽东对谢思伟的陈述里，表达了共产党寻求战后美国经济援助与投资的愿望。在我看来，这是对进一步探索的追求。共产党已经预见了自己在军事上的实力与局限，那么，对于经济目标，他们又有什么见解呢？

当周恩来在他的窑洞里用茶和水果招待我们时，我问他，假设共产党执政了，他们对工业、外资、外贸和其他经济活动将采取什么政策？在我看来，他们不仅要面对尚未解决的地主和农民的矛盾及其他传统农村问题，还要在全面执政后承担突如其来的新的经济任务。周恩来显然表现出对这个话题的兴趣，但他没有提出具有实质意义的观点。

但无论如何，我希望自己表现出的哪怕一丁点儿的热忱，能够让他们在因为国家饱受战争蹂躏和穷苦之苦而考虑选择结盟苏联之时，保留对美国作为另一种选择的期待。我们在会谈结束后一起用了午餐，期间周恩来以美国政治话题“挖苦”我。午餐后我们打了乒乓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