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尼尔的鬼魂》

[加拿大]迈克尔·翁达杰著

陶立夏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谷立立

评论一位后现代作家是危险的，必须放弃教条、清空头脑，用心去感知那个由文字积木逐块垒成的世界，比如迈克尔·翁达杰。不必赘述他获过多少奖项，因为即便背得滚瓜烂熟，也未必拎得清他文字里的深意。至少，在翁达杰的预想里，能够一眼看穿的理论都是愚蠢的，所有易于辨识的文体都是可疑的。好比激情的碰撞，只有依凭本心去读去写，才能擦出绚烂的火花。

比如小说《安尼尔的鬼魂》。我们不知道它对翁达杰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是斯里兰卡的遥远投影，却比他乡更为陌生；它是诗歌、是散文，还是小说，或者是三者的任意拼贴？有关杀戮的描写源于真实，还是纯粹的想象，抑或一分想象、二分虚构、七分资料的排列组合？不妨借用评论家的话来概括，即翁达杰“在记忆、历史、梦境和想象交汇之处写作”。

没错，记忆、历史、梦想、想象是描述翁达杰的关键词，共同撑起了他的文学天空。《安尼尔的鬼魂》是他所有作品中最斯里兰卡化的一本，也是最具力度的书写。翁达杰将故事设置于斯里兰卡内战背景下，天然地具有了流离杀伐的萧瑟。人类学家、女法医安尼尔·提瑟拉出生于南亚，少女时代移民他乡，成年之后受人权组织之邀，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参与内战调查，追踪屠杀元凶。

细读文本，不难读出翁达杰的故乡情结，或者不如说是他的斯里兰卡梦。只是，描述故乡也是危险的，尤其是翁达杰。很难说这种梦隐喻了什么——久别重逢的疏离，还是看透所有的质疑？早在1970年，还是毛头小子的翁达杰大胆非难美国梦，坚称“美国梦里没有真正的美国”，无处不在的暴力逆转了梦想的真意，“枪手们爱上弹壳的声音，在那里战争的主要原因已经变成战争本身”。同样，翁达杰的斯里兰卡梦中也不存在真正的斯里兰卡，有关阳光、海岸、纱丽的美好记忆早在现实的内耗中化为灰烬，剩下的只有废墟。

《安尼尔的鬼魂》标题即是谶语，一语道破生活在此的惶惑与恐慌：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起，在长达二十余年的时间里，这片土地被内乱所困。政府军、南方反政府武装、北方分离主义游击队三方割据，相互为敌。整个国家陷入“摇摇欲坠的自毁模式”，冲突逐年升级，暴力每天上演，“鬼魂”无处不在。这里的“鬼魂”，有虚实两层含义，实指无辜送死的民众，虚指把持政治走向、国家命脉的武装力量。彼时，斯里兰卡内战因其“微小”而被国际社会集体忽略，杀戮好比原生疾患四处蔓延。二十多年里，先后有八万贫民在大屠杀中死去，尸骨被草草掩埋于远古遗址中，仍然是看不见的幽魂。

此时，一具被命名为“水手”的骸骨改变了一切。安尼尔和她的搭档、考古学家塞拉斯随即踏上追索真相之路。如前所述，战争的主要原因已经变成战争本身。换言之，真相的存在代表没有真相。在三方对垒的斯里兰卡，真相往往只属于少数人，永远在虚无缥缈间。生活在政权夹缝中的平民，只知道亲人莫名失踪，至于因何失踪、去向何处，竟是一无所知，更别提追究到底是谁敢于无视人道，敢于将屠刀伸向他们。

因此，安尼尔的执念注定是无果的：法医、考古学者可以从骨骼残片、土壤构成来甄别死者的大致死因，但要揭开真相却是万万不能。可以说，《安尼尔的鬼魂》是一种文学意义上的正名，为灾难深重的同胞，也为这片菩萨凝望的岛屿。翁达杰很聪明，他没有为小说安排一个颠覆性的结局。在他看来，斯里兰卡就是一出明白无误的悲剧，无因无果，没有希望，没有前途。但悲剧终归是悲剧，必然有着撼动人心之处。回到安尼尔，撼动她的不是对阵的三方，而是混乱土地上一介小民的生存。

随着查访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当地人牵扯而出，更多的人生逐一呈现，于是小说成了特定时期特定背景的斯里兰卡写真，犹如纪录片忠实地记录下作者的所思所见。翁达杰当然知道他的笔尖将要把他带到哪里。因为作家，哪怕只是普通人，只要良知还在，就无法放过眼前正在发生的恶。尽管有太多资料和当事人采访作铺垫，但小说并没有朝着档案实录、深度报道、报告文学一类的路子走下去。翁达杰不是阿列克谢耶维奇，本质上虚构是他的最爱，他要做的永远是自己。《安尼尔的鬼魂》写爱情、写战争、写历史，写亲情的疏离、写身份的倒置、写错乱的现实，其中闪现的仍然是破碎的家国情结与颠沛的生命体验。

相较于真枪实弹大打出手，翁达杰更在意旷日持久的内乱对日常生活润物细无声的侵袭：杀戮如何将习以为常的生活生生撕开；如何化整为零，渗入其中，让伤口密布、叫疮疤孳生；更重要的是，屠杀如何与政治勾连一气，动用各方力量掩饰死亡、销毁证据，让谎言堂而皇之地变成日常的一部分。那么，置身斯里兰卡的人呢？书中那些失去亲人的贫民、避祸山中的隐士、将救人当作生活支柱的医生，尽管身份有别、性格迥异，事实上都背负着共同的秘密，在彼此隐忍中走完各自的残生。这样的秘密是斯里兰卡的隐秘伤疤，也是安尼尔、塞拉斯汲汲揭开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