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

沈弘编译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

陈华文 刘世勇

晚清之后的民国，中国从传统社会开始向现代社会转向，内忧外患不断，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任何一个偶然的社会事件，都可能形成超乎意料的时代变局。这一时期的中国，备受西方社会关注，无数西方媒体本着不同之目的和利益盘算，用文字和影像记录东方大国的沧桑之变。其中，《伦敦新闻画报》曾长期以插画、影像等方式，连续不断地记录民国社会进程，在国际舆论中产生广泛影响。

《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民国1926-1949》（全四册），以新闻摄影图片的形式，忠实记录了民国社会战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大小事件，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最早记录中国的西方画报

《伦敦新闻画报》是公认的世界上最早以图像为主的画报。早期以细腻生动的密线木刻版画和石印画，再现世界各地重大事件。仅1857-1901年，该画报就派驻大量画家兼记者，向英国发回上千张关于中国的速写和几十万字的文字报道。浙江大学外语学院沈弘教授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遍访哈佛、芝加哥、伦敦等地图书馆，搜集大量国内外难得一见的珍贵图文资料，整理、编译其中有关中国的报道和记录，于2014年出版《〈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晚清1842-1873》（全三册，北京时代华文书局）。不久前，他推出《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民国1926-1949》（全四册），可谓续辑。

上世纪二十年代，影像作为媒介传播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开始流行，尤其是摄影技术已非常成熟。《伦敦新闻画报》派驻中国的记者（包括特约记者），直接用相机真实还原了那个年代各种事件、人像以及各种风物。值得一提的是，此书首次向当今国内读者展示了三千余张珍贵照片和一百多万字的文字内容。

该书以时间为主轴，以年度为章节，小标题以中英文方式呈现，还原当年报纸出版时的现场感。若以其收集的珍贵影像史料而论，在同时期载有中国图文的西方书刊中尚无一种可与之等量齐观。从其展示的影像图片来看，英国记者在1926-1949年间，走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无论是上海、北平、南京、武汉等大城市，还是西藏、新疆等偏远地区，都能看到他们发往英国的新闻影像报道。当然，由于国体、政体和文化传统的不同，英国记者在采集中国影像时，选择角度有其自身价值观念的判断。

英国记者影像中的民国

熟悉中国现代史的人，对于这部书中所涉猎的重大新闻事件不会陌生。其中相当多的内容，在我们的教科书和专门性研究著作中有着更为深入的阐述。而以影像方式记录风起云涌的民国，有时比单纯的文字更具有说服力和震撼力。书中关于文化新闻的影像报道，不禁给人带来心灵颤动。

作为地域广袤的古老国家，中国在地理、地质与地貌方面，南北有着明显的差异。一般认为，黄土高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唐朝之前，这里曾是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但伴随历史变迁，经济重心逐步向南方转移，黄土高原从此无声无息。对于黄土高原的一切，西方人充满好奇。《伦敦新闻画报》曾用六幅航拍影像，以《奇异的中国面貌：因自然和人工而造成的奇特地貌景观》为题，对此进行报道。英国记者在描述西北黄土高原的褶皱山脊时，称“形似某个史前巨魔的脊椎骨”；在描述黄土高原上的梯田时，称“就像一个为巨人而建造的超大规模的古希腊露天剧院”；在描述兰州附近一个埋葬一百零九名宋代将军的陵墓形状时，称其仿佛“台球桌”。

1927年2月26日出版的《伦敦新闻画报》，刊发的一张名为《古老中国的精神：一位杭州农民在净慈寺里抽烟杆或休息》的照片，颇让人回味。老农民坐在石上，翘着二郎腿，手握约一米长的烟杆，心神不宁地吸着旱烟。老农穿着草鞋的左脚带着伤，不知是在劳动中碰伤还是被人欺负过。《伦敦新闻画报》在标题中强调“古老中国的精神”，难道仅仅因为老农背后的佛教寺庙？这种场景，在当时的中国非常平常，英国记者却由此而“小题大做”。也许，面对同一幅新闻影像，中西方会得出不同的解读。这也充分说明，影像如同文字，同样会带来多义性的理解。

民国年代，出洋留学获博士学位的知识分子不在少数，但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女性则凤毛麟角，郑毓秀就是其中传奇人物。她1891年出生于广州，曾追随孙中山参加同盟会。1924年，三十三岁的郑毓秀获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是中国女性第一位获此殊荣者。回国后，她被任命为上海市法院大法官，成为中国女性法官第一人。1927年4月2日出版的《伦敦新闻画报》，刊登了她的全身照。照片中的郑毓秀，美丽端庄，装扮洋气，左手置于背后，右手放在上衣兜里，似乎有些腼腆。如果不看文字，谁会把她和大法官联系起来？

民国文物之殇令人扼腕

作为文明古国，中国的文物古迹遍地皆是。但经战火和人为破坏，近一百多年来，文物数量锐减。

民国时期，多数老百姓尚无文物保护观念。1927年7月30日出版的《伦敦新闻画报》以《一个用作广告牌的明陵石雕：中国故意毁坏文物的行为》为题，刊发的新闻影像令人揪心。南京明陵一尊巨大的大象石雕上，张贴着各种标语。石雕高大威武，在荒凉的郊野已默默站立几百年，民众却仍视之为普通石头。英国人心中一定充满疑问，这么富有历史价值的石雕，为何不移进博物馆？

那些直接破坏、践踏文物的行径，则属不可饶恕。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始建于北魏，耗时六十多年。石窟依山开凿，主要洞窟四十五个，大小窟龛二百五十二个，石雕造像五万一千余躯，为中国规模最大的古代石窟群之一。然而，地方军阀的士兵竟然盗取佛像，甚至直接用刀砍下精美佛头，以低廉价格倒卖给古董商人。1930年1月11日出版的《伦敦新闻画报》，用六幅照片对此事件进行报道，其标题《佛像遭遇中国士兵砍头：盗取佛头是为了卖给古董店》，表露出记者的不满和抗议。不可思议的是，这些国之瑰宝在民国年代最终竟陆陆续续地“流传”到了西方的博物馆里。

《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民国1926-1949》，某种程度而言，就是西方人用影像的方式，书写民国社会的演进史。一个引人注意的现象是，1926-1949年这二十多年中，是中国共产党由弱变强的过程。民国距今并不遥远，然而很多记忆已变得模糊不清。从此书收录的新闻影像来看，民国无疑是风云激荡的年代，也是历史大变局的峡口。持续不断的大小战争、林林总总的天灾人祸、萎靡萧索的城市乡村、茫然无助的流民、毁坏和流落海外的文物遗产……拼接成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全景图。中国人民无论是在抵御外来入侵还是在争取民族解放的过程中，其决心是坚定的，斗志是昂扬的，行动是果敢的。在追求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当今时代，我们要铭记过去，展望未来，以此更好地砥砺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