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尚君

又到7月7日。七十九年前卢沟桥的枪声改变了四万万中国人的命运，数十所大学内迁写下中国教育史的奇迹。今人每谈西南联大，谈李庄的同济和史语所，都不胜唏嘘，由衷感佩。还可以指出战时的学术与出版，今人读《全宋词》，几乎都忽略了其初版地点是焚城前的长沙。我在这里再补充一个小故事。

业师朱东润先生早年留学英国，归国后也以教授英文为主。1931年，应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闻一多之请，开设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发现仅有的一种著作是陈钟凡所著，篇幅仅七万言，叙述重古轻近，评价也颇失衡，乃决意自编讲义。讲义开宗明义即要解决文学批评之原委、宗旨与分类，乃兼采中西先哲之说，既赞同英人高斯“对于文学或美术之创作，分析其特点及性质，公之于世，而其自身复成为一种独立之文学”的说法，又追溯自曹丕《典论论文》至清贤《四库提要》“远则究于天人之际，近则穷于言行之郛”的高论，梳理历代文献，务成一家之言。1932年在校内印出《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第一稿，分四十六章，至钱谦益止。次年出第二版，写至清季，前稿也有较多增订。此书主导观念深受西方文学影响，内容则全面梳理三千年批评文献以成编。

1936年后一年多，朱先生倾注全力，改写第三版，期成定本，到1937年秋冬间大致抵定，上半部排出校样，下半部部分交厂排印，最后完成部分则暂存行箧。这时战火已遍及大半个中国，先生完成这学期课程，匆忙返乡，不久武汉沦陷，武汉大学西迁四川乐山。先生于次年冬接到学校通知，带上完整的第二版讲义和第三版前半部校样，西行万里，抵达新校。有赋述西行见闻感慨，末云：“值风雨之飘摇，犹弦颂之不息；斯则诗书之渊泉，人伦之准式，至治待兹而裨赞，鸿文于斯而润色。”

这时郭绍虞、罗根泽的批评史陆续出版，虽皆未完成，但有新的格局，友人知朱先生有讲义，敦促尽快整理出版，但先生的困难则是，自己满意的第三次修订本，后半部留在武汉，且历经战火，无法期望还能收回。再三犹豫，最后采纳老友叶圣陶的建议，将第三版的前半部和第二版的后半部拼合，改定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1944年由重庆开明书店出版。章培恒先生评此书，一是“中国文学批评史框架的奠定”，二是“新颖文学观念的贯彻”。至于以文言行文，则与武汉大学旧学风气有关，能为旧派接受，也示新学者之旧学根柢。

1946年从重庆东归途中，先生在武汉停留三日，取回寄存的三箱书稿，估计其间有1937年修订稿的最后十八章，但当年交厂的部分，则已杳如黄鹤，再难追踪。十八章残稿，先生一直保存着，但后辗转多校，生计不定，再加山河鼎革，风气遽变，也无意再作重写。《大纲》1957年、1984年新版，皆维持旧貌，改动甚微。

前两年编次先师遗文为《朱东润文存》，又适值抗战胜利七十周年，总想此书第三稿讲义下半部或还有存在天壤间之可能，多次托友人查询武汉大学档案，终告不存。虽遗憾，也终于能下决心就现存文本作局部的修复。经年余努力，大致完成。今年是朱师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准备以此书新版以及最后一部著作《元好问传》的出版，以为纪念。

新版《大纲》正编以1944年版为依据，最后十八章则据先生自存1937年修订本原稿。原稿内容皆为清代文学批评，于王士禛、吴乔、刘大櫆、沈德潜、袁枚、曾国藩诸家论述改动较大。《清初论词诸家》，原本述四家，残稿本增至八家。另新增郭麐、翁方纲、包世臣诸人的论述。《大纲》定稿时删弃之原讲义内容，凡具有学术参考价值者，皆节录加注于相关内容之下。遗失的修订文稿，则据先生自存四种讲义中的自批，稍作辑录，藉期保存遗说。至于先生历次讲义留下数量巨大的批注，内容一是补充文献，二是纠正愆失，三是提示讲授中的细节，还来不及整理，只能留待以后。

这样整理，是否合适，我是一点把握也没有。先期披述，期待读者有以赐教，更希望得到意外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