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克纳的创作流变及其在中国的接受和影响》

朱振武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刘略昌

作为194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福克纳因其出色的意识流作品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文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福克纳的成就很早就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如今其研究在世界上已然成了一门显学。我国的福克纳研究是世界福学的有机组成部分，研究成果数量众多，批评方式多种多样，但同时也存在着不少外国文学研究的固有弊端。近日，朱振武推出了一部《福克纳的创作流变及其在中国的接受和影响》（以下简称《福克纳》），从美学、心理学和文化学等多个批评视角出发，对福克纳创作的内在机制进行心理上的跟踪，对其创作模式进行美学上的探讨，对其作品取得成功的堂奥进行文化上的揭示。这部著作既有着宏大的全球视野，又有着鲜明的本土意识。

福克纳研究之所以需要全球视野与本土意识的融合，首先在于新形势下我国福克纳研究遇到了发展的瓶颈。从1934年福克纳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中国杂志上直到今天为止，我国的福克纳研究已经走过了八十余年的历程。在李文俊、陶洁、肖明翰等前辈学者的推动和引领下，我国福克纳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尤其可喜的是部分研究专著还进入了一些美国高校图书馆收藏的行列。虽然取得了斐然的成绩，不过整体来看研究视野不够开阔，在关注点上存在大量的集中现象，如“长篇小说仍以《喧哗与骚动》为主，短篇小说也还是主要讨论《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论题仍然围绕种族、性别、神话王国、时间观念等方面”（陶洁）。显然，福克纳研究遇到了发展的瓶颈，要想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有所突破，福克纳研究就必须摆脱原有研究理念和研究范式的束缚，尝试从更加宏大的视野出发来开辟新的研究领地和运用新的研究方法。

其次，从横向的角度来看，福克纳研究也从来没有拘于一时一地，而是一道世界级别的文学和学术景观。在全球福克纳研究中，美国毫无疑问扮演着领跑者的角色。爬梳美国福克纳研究史可为我国福克纳研究乃至外国文学研究提供借鉴和参照。自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美国福克纳研究经历了从备受质疑转而为多数人所肯定，从单一的内部研究到丰富的多元探讨，从学科内部的争鸣到跨学科的交锋，从冲上学术顶峰到于平缓中寻求突破等一系列发展。纵览美国福克纳研究，可以发现它一直在不断打破枷锁，不断找寻与现实社会的共鸣，努力做到与时俱进，力争在新的时期产生新的意义和价值。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美国福克纳研究出现的一个新趋势就是更加注重与经济政治社会的联系，更加强调以文化的视角钻研问题。

鉴于上述世界福克纳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朱振武的《福克纳》尝试着从中国视角出发来衡量和审视福克纳。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向来深受西方话语影响，不少研究者失去了主体意识，往往以某种认同的方式跟着西方学者言说，重复别人的观点，这难免会落入自我殖民的困境之中。朱振武的《福克纳》有力地摆脱了这一影响的焦虑，它巧妙地选择了一个突破口，把福克纳在中国的接受影响作为全书着墨最多的地方。这种选择不但符合美国文学研究的最新潮流，而且还可充分发挥中国学人知识结构的优势。从国际来看，美国文学进行作家研究时不再局限于美国本土，而是力图拓展超越国界的批评视野。显然，论述福克纳在中国的流布给《福克纳》提供了施展拳脚的良好平台。需要说明的是，《福克纳》没有满足于对史料进行简单梳理或做出一般评述，而是力争体现一个中国学者的领会，结合社会语境，对福克纳在中国的译介、接受和影响进行深入的心理层面的考察。

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福克纳》显然也有着自己的考量。脱离文本泛论文化或拘泥于文本细节而忽视文本间性是当前外国文学研究经常犯的错误，而《福克纳》既坚持整体观照，又始终将文本细读与文化分析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终究要落实到具体的文本选择和论证方式上。就文本选择来说，《福克纳》有别于国内一般的福克纳研究，它论述的不是种族、性别等寻常话题，而是旨在考察福克纳创作及其异域复生的心理美学元素。《福克纳》也在谈《喧哗与骚动》，也在论《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但它指向的是福克纳创作的美学和死亡等范式，而“建筑范式”和“命名范式”两节援引的福克纳作品就涵盖了《熊》《圣殿》《我弥留之际》《喧哗与骚动》《沙多里斯》《八月之光》以及《押沙龙，押沙龙》等多部小说。《福克纳》没有完全舍弃旧材料，而是对之加以选择重组，同时又加大了对福克纳之前受关注较少的作品或受关注作品中较少得到关注的内容的考察力度，这就做到了探索新命题与发掘旧话题的有机统一，如属于老生常谈的《喧哗与骚动》就被认为在情节设计和创作手法上融入了大量的心理分析元素。

从福克纳的小说研究入手，但又没有止步于小说，《福克纳》体现了作者的文化自觉和学者情怀。毕竟学问从来不是书斋里的自娱自乐，而是要观照当下，关怀世事。从中国的层面来说，发掘莫言、余华、赵玫等当代文人对福克纳接受的必然性有着别样的意义。因为作为特殊的读者群体，作家的接受意义不仅在于吸收外来文化，同时也在于继承和发展其精华部分，丰富和推动我国文学与文化的历史进程。就世界层面而言，自觉地尝试从异文化的“他者”视野观照外国作家，其高质量的成果也可促使研究对象国的读者换一个角度审视自己民族的文学文化，从而在平等的基础上促进不同话语体系之间的对话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