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到一篇文章，说做人的境界最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什么都知道，但又是一副“大智若愚”的样子，不张扬，不显耀。因为一个人，即便充满了智慧，但如果喋喋不休，把什么都说穿了，就会“锋芒毕露”，轻则遭人嫉妒，重则遭人报复。

我读了，心里咯噔了一下，觉得这句话似乎又对又不对。说对，是觉得它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大智若愚”，是一种豁达，一种洒脱，一种智慧；说不对，则觉得它是在张扬“心口不一”，是一种虚伪，一种做作，一种奸诈。

再仔细一想，两种想法看似水火，实则各有道理，只是视角都只局限于一个特定角度，其道理也只能是“片面的真理”。全面地看，在处理人事时，宣扬要持“揣着明白装糊涂”态度的，有各种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动机，有的属于豁达、洒脱、智慧，有的则实系虚伪、做作、奸诈。

属于“豁达、洒脱、智慧”者，多具有抱朴守拙的境界，像老子说的那样，纯朴自然，“少私寡欲”。他们所以有时“揣着明白装糊涂”，是知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大事有原则，小事不计较，“难得糊涂”一下，不争强好胜，以和为贵，宽容待人，广结善缘，以便把要做的事做好。

而对那些不是“少私寡欲”而是私心很重的人来说，他们“揣着明白装糊涂”，或是在复杂斗争的情况下，为了自保，不敢亮出自己所知道的；或是为了讨好某些人，不愿说真话，故意“装糊涂”；或是为了向上爬，隐瞒不该隐瞒的，以“装糊涂”作为以退为进的手段。如此“揣着明白装糊涂”，就属于虚伪、做作、奸诈了。

因此，对“揣着明白装糊涂”的现象需要具体分析，不可笼统地否定“装糊涂”，更不可笼统地肯定“装糊涂”。现今有些人服膺郑板桥的名言“难得糊涂”，在为人处世上赞美“装糊涂”，是不大确当的。郑板桥所以将“难得糊涂”作为他的处世哲学，是由他所处的生存环境决定的。清乾隆时代的郑板桥，在山东潍县当知县，清正廉明的他常常受到邪恶势力的嘲讽、刁难，据说他在彷徨悲观的情绪下，写下了“难得糊涂”的字幅，以求内心安宁，随后便辞官归隐。显然，这其中表露的是一种消极的避世思想，与我们今天的时代要求和时代精神是相悖的。当下，凡清正廉明者，都应积极进取，无私无畏，力避“糊涂”，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矛盾问题敢于迎难而上。人与人相处，则应真心真情相待，不宜虚情假意，不该刻意“连脸上也不显出心里的是非模样来”（鲁迅《世故三昧》）。

“揣着明白装糊涂”，也不宜等同于“大智若愚”。“大智若愚”一语，最早见于苏轼《贺欧阳少师致仕启》，体现着道家思想，其中的“愚”并不是真的愚蠢，而是指的一种朴素的状态。《道德经》说：“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意思是：“道”永远是无名而质朴的，它虽然很小不可见，天下没有谁能使它服从自己。“朴”接近于“道”的实质，所以，“大智若愚”的人在具有智慧的同时，也要求胸怀坦荡，质朴无华，富有仁心爱心，而非为了私欲而装疯卖傻，表里不一。任何装腔作势、伪装雕饰、圆滑世故的行径都是背离了“朴”的本质。

长期以来，中国盛行保身文化，人与人相处讲究世故。“见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话到嘴边留半句，事到临头让三分”、“饱经世故少开口，看破人情但点头”等等，都是世故哲学。鲁迅在《世故三昧》一文中就说到他的“不通世故”被人冷落的事，说他由此悟到“最好是莫问是非曲直，一味附和着大家，更好是不开口……”。不过，这是鲁迅的反话正说，他接着指出，“我恐怕青年人未必以我的话为然；便是中年，老年人，也许要以为我是在教坏了他们的子弟”。

当今 ，“揣着明白装糊涂”的，多缘于“为私心所扰、为人情所困、为关系所累、为利益所惑”。当“装糊涂”与私心联在一起，必然没有什么豁达、洒脱、智慧，而只是虚伪、做作、奸诈。基于此，我以为，为人处世还是要多倡导是非分明，做明白人，不“装糊涂”，即使是“大智若愚”，也是要“大事不糊涂”的。把学会“揣着明白装糊涂”，称作为是“做人的境界”，是人们的“一场必要的修行”，我以为是不妥的，是会“教坏子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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