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新华社

父亲八十八岁生日那天，我从蒙特利尔通过越洋电话给他下达了一道“死命令”。我的情绪有点激动，我的语气非常严肃。而居住在深圳的父亲还没有等我说完“死命令”的全部要求就开心地笑了起来。他毫不犹豫地“保证”完成任务，就像在地球另一侧下达命令的是当年站在他面前的部队首长。

像许多性格外向的男人一样，父亲好说大话。他对自己的儿子也从来就只报喜不报忧，甚至躺在了病床上也要坚称自己“其实”没有病，这毫不犹豫的保证当然不可能令我安心。称赞了一番他的乐观之后，我继续用严肃的语气说，如此艰巨的任务，任何人都不敢随便“保证”能够完成。我这样说当然并不是想给他泼冷水，而是想让他知道我不是在开玩笑。接着，我要求他客观地分析一下自己目前的身体状况，然后合理地制定出自己相应的行动方案。最后我还特别强调说，执行“死命令”的过程中，他可以不惜代价，甚至也可以不择手段，却绝不能弄虚作假。父亲显然知道我这样强调针对的就是他好说大话的毛病。他尴尬地笑了笑，接着向我做出了更大的保证，保证“超额”完成任务。

我给父亲下达的“死命令”其实是关于“不死”的命令：我命令他“必须”活到九十岁。这对任何一个年届八十八岁的老人当然都是不太切合实际的要求，更何况对我父亲。与同龄的老人相比，父亲的健康状况只能算是中等偏下：他的头脑还比较清楚，但行动却已经不能完全自理。严禁“弄虚作假”当然更增加了任务的难度。我的意思是：他不能像从前那样用“虚岁”来自欺和欺人，而“必须”再活两年，活到“满”九十岁的那一天。

父亲出生于1932年1月25日。这个数字会让细心的读者马上理解我当时的情绪和语气。父亲的八十八岁是在2020年，而他生日的这一天正好是农历大年初一。我早就注意到了这吉祥的巧合。这也许是他一生之中唯一的一次。如果不是因为正在创作40万字的长篇小说《“李尔王”与1979》，我这一天肯定会回到深圳，陪在他的身边，与他一起分享生命的喜悦。可是，谁又能想到伴随这吉祥而来竟是一连串的不祥呢？！父亲八十八岁生日这一天，武汉的封城已经进入第二天，深圳的首个病例也已经出现，而到最后一刻，家人也不得不取消我遥控为他安排好的生日聚会……这一连串不祥的巧合让我在万里之遥的异乡产生了一连串不祥的疑问：行动已经不能完全自理的父亲是否能够顺利地度过自己一生之中最大的困境？天各一方的父子是否能够再一次相见？而哪怕答案是肯定的，那再一次相见又要等到何年何月？……所以，我“必须”给他下达那一道“死命令”。所以，我的语气非常严肃，情绪有点激动。

那天刚放下电话，“爸爸八十八”这一行文字就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这不仅是合情和应景的随笔题目，又是悦目和动听的汉字组合。它让我产生了写一篇关于自己父亲的文章的冲动。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产生这样的冲动。我甚至相信这是一篇“必须”写出的文章，为了父亲，为了自己，为了所有那些好像是命中注定的巧合，也为了我们遥遥无期的再一次相见。我决定等3月中旬完成自己有生以来最庞大的文学工程之后马上动笔。没有想到，人算再一次不如天算。3月中旬，疫情在北美疯狂地蔓延起来，蒙特利尔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沦陷。刚走出虚构的迷宫就陷入现实的绝境！我对此既无心理上的准备，又无物资上的储备，而且我的身体也已经被漫长的虚构拖垮，已经难以灵敏地应对现实的魔幻。一句话，我已经自顾不暇了。那奇妙的汉字组合还经常从我的脑海里闪过，可是我已经没有作文的余力，更不要说审美的雅兴……就这样，将近九个月的时间又变成了过去。

这是不可思议的九个月。这是我一生当中最受乡愁困扰的九个月。大概从七十年代末开始，我就迷上了西方古典音乐，随后是对它长达四十年的情有独钟。而最近的这九个月，从我的音响里反复传出的却是《渔舟唱晚》和《二泉映月》……听着听着听着，那无家可归的伤感和与世隔绝的孤寂经常会将时间隧道里最隐蔽的往事带到我的眼前。

其中包括许多与父亲相处的往事……比如八岁那年春天的一个下午，因为在课堂上与语文老师顶嘴，我被她推出了教室。她责令我马上去将家长找来见她。回到家里，我叫醒了正在酣睡的父亲。他刚从偏远的干校回省城长沙来探亲，显然还没有完全摆脱旅途的疲劳。我已经不记得父亲坐起来的时候含含糊糊地说了一些什么，但是我能够感觉到他对我的极度失望，那感觉至今还令我不安。

又比如十七岁那年的夏天，高考刚结束，我就去与当时任职于益阳地区经委的父亲团聚。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正午，父亲接到母亲打来的长途电话，得知了我的优秀高考成绩。匆匆放下电话之后，他什么也没有说，而是激动地挥舞着拳头在房间里来回走动，不停地高喊着“乌拉乌拉乌拉”，如同获得大捷的苏联红军。那是他一生之中留在我记忆里的最天真的表现。在那个时刻，我感觉他就像是我的兄长甚至挚友。那感觉至今还令我兴奋。

还有1983年12月18日的夜晚，本应该在北京的大学教室里自习的我，突然出现在长沙的家门口。我冲动地说我已经无法继续忍受大学的生活了，决定要退学回家。在当天的日记里，我留下这样的记载“……没有惊奇……没有责问……只有我从噩梦中惊醒后滴下的眼泪”。这两个反常的“没有”应该足以让读者想象出当时我家里的紧张气氛。这种气氛一直持续到了第二天的夜晚。第二天夜里，我平静地告诉父母，经过这一整天的思考，我还是决定返回学校去完成自己的学业。听完我的决定，一整天都没有说过话的父亲突然冲进厨房，失声痛哭起来。那是我第一次听到父亲的哭声，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到父亲的脆弱。那感觉至今还令我不寒而栗……

值得庆幸的是，父亲顺利地度过了他八十八岁生日以来的这十个月。对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来说，这无疑都是一段非常困难的日子。而我行动已经不能完全自理的父亲还承受着另一种巨大的压力：他“必须”活到九十岁。这是远在万里之遥的儿子给他下达的“死命令”。这恐怕也是自己的儿子对他提出过的最过分的要求。因为这一道“死命令”，他们饱经风霜的父子关系恐怕又要面临着一场新考验。

在我看来，父子关系是最复杂的人际关系，因为其中经常包括人与人之间最绝情的对抗，也经常包括人与人之间最深情的和解。现在，我自己早已超过父亲第一次在我面前失声痛哭的年纪，也早已有过在自己儿子面前失声痛哭的经历，对父子关系的复杂程度已经有全面的认识。做一个儿子的父亲本来就已经非常难，更不要说做一个作家儿子的父亲！因为作家有特殊的观察力、特殊的记忆力和特殊的创造力：他会在自己父亲的人生里看到也许不应该被一个儿子看到的瑕疵。他会记住那些也许不应该被一个儿子记住的瑕疵。更可怕的是，将来的某一天，他有可能会将这些瑕疵诉诸文字，让自己的父亲接受阅读的“审判”（卡夫卡就是最经典的先例）……

在这饱受乡愁困扰的九个月里，整理旧物成为我的一种心理治疗。有一天，我意外地翻到了父亲刚穿上军装时拍下的那张照片。1948年底，正在许昌城里读高中的父亲突然决定弃学从军，投身革命（我现在怀疑，那个未成年的少年当时就是仗着自己高挑的身材，以“虚岁”报名而获得了信任）。1949年夏天，仍然未成年的父亲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总部南下进入长沙，并且最后就在那里转业成家、生儿育女。

一个未成年的少年弃学从军并且离家出走当然是对自己父亲的巨大冒犯。毫无疑问，在他父亲的眼里，我父亲是一个不听话和不孝顺的儿子。但是，看着照片里那个脸上还透着稚气的年轻战士，我忍不住感叹，那“不孝顺”正好是对历史的顺应，而那“不听话”也正好是对命运的听从。

我最近一次和父亲通电话，他的情绪相当积极，他的语气也相当乐观。我说起了他刚穿上军装时的那张留影，也说起了他当年的“不听话”和“不孝顺”……说到最后，我发出了深深的感叹。“人一辈子其实只要做出过一个正确的决定就足够了。”这听上去像是一句大话，其实却是关于人生和命运的大实话。父亲立刻就明白了我这是对他的褒奖。他得意地笑了起来。他的笑声非常饱满，也持续了很长时间。我将这充满信心和希望的笑声当成了他再一次向我做出的“保证”。这是最可靠的保证。有了这样的保证，我对父亲能够完成（甚至超额完成）他“必须”完成的任务已经没有任何怀疑，也对我们能够再一次相见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2020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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