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编辑何锐（1943-2019）是文学评论家，对小说和诗歌都有深入研究。有人敬天，有人敬地，有人敬神，何锐尊敬的是文学事业。

在何锐先生打电话跟我约稿子之前，他没见过我，我也不认识他。不知他从哪里得到了我的电话，深夜给我打电话时，口气像老熟人一样，上来就叫我庆邦，让我给他一个短篇。我纳闷：请问您是哪位？我是《山花》的何锐，刊物改版，现在由我来主编。哦，您是何主编。我正要对他说，我手上暂时没有短篇。我的话还没说出来，他却说：您的短篇安排在今年第七期。向我约稿子的编辑有一些，而像他这样提前对稿子所发的刊期做出安排，我还从没有经历过。我感谢他的信任，至于第几期嘛……？还没等我把话说完，何锐又重复了一遍第七期，就把电话挂了。

给我的印象，何锐的声音是低沉的，似乎还有那么一点苍老。然而他的口气是坚定的，有着不容置疑甚至是不由分说的力量。作为一个长期写作的作者，我的手不会离开小说。至于小说投向哪里，作者和刊物的选择是双向的，刊物选择作者，作者也有权选择刊物。我的小说，以前投给北京、上海的刊物和吉林的《作家》多一些，很少投给别的刊物。贵州的《山花》我听说过，却从没有给《山花》投过稿。既然新任主编何锐先生约稿如此恳切，那就投给他一篇试试吧。我给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是《小呀小姐姐》。如何锐所诺，小说果然发在《山花》1995年第七期，还是头条。复刊不久的《小说选刊》很快选载了这篇小说。

从这篇小说开始，我就与何锐建立了联系。之后我差不多每年都给他写小说，有时是一年一篇，多时是一年两篇。平日里，我们之间并不通电话，不客套，不废话。只要他夜里一打电话给我，必定又是向我要稿子，必定又说好发哪一期。我摸准了何锐的脾气，便不主动给他稿子。哪怕稿子写好了，我也先放着，等着他给我打电话。他打了电话，我才把稿子给他。说来我的有些做法显得不够合适，有时别的刊物退给我的稿子，我也给何锐留着，别的刊物不敢发，我也要看何锐敢不敢发。有一个短篇小说就是这样，北京的一家刊物把稿子退给我了，我就给了何锐。出于私心，我没有跟何锐说明，这篇稿子是一篇退稿。何锐得到稿子，二话不说，还是发在《山花》的头条位置。事实表明，何锐的眼光是厉害的，也是有勇气的。小说发表后，国内的小说选刊几乎都选载了这篇小说，小说还被翻译到了德国。不必隐瞒，这篇小说的题目叫《幸福票》。

后来何锐到北京，约一些作家朋友到贵州大厦聚会，喝酒，我们就认识了。听朋友介绍，何锐是一位文学评论家，对小说和诗歌都有深入研究，颇有建树。我们跟何锐说笑话：您让编辑约稿，您等着审稿就是了。您当着这么大的主编，还亲自出马约稿干什么！何锐一点儿都不笑，他说：编辑跟你们约，你们不写怎么办！所以，还是我自己约稿好一些。我们继续跟何锐开玩笑，说何主编，您为什么老是半夜打电话约稿，这是不是一种策略？这一次何锐笑了，但他否认有什么策略，只是说：我夜里不睡觉，你们也不能睡觉。给我的感觉，何锐对文学事业是热爱的，热爱到一种痴迷的程度。他不当主编则已，一当主编就要把《山花》编出一个样子来，让烂漫的“山花”开遍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有一种精神叫敬业精神，何锐先生是一位真正具有敬业精神的文学工作者。有人敬天，有人敬地，有人敬神，何锐尊敬的是文学事业。由于对文学事业的尊敬，他连带着对作家也尊敬起来。在何锐当主编期间，我一连在《山花》发了十好几篇小说，有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少男》、《红围巾》、《起塘》、《燕子》等等，编一本小说集都够了。

现在，野莽先生组织在《山花》发作品比较多的作家，每人编一本小说集，构成一套丛书，丛书的名字叫“锐眼撷花”。据主编这套书的野莽讲，何锐先生生前就有编这套书的愿望。这很好，我们正好以这套丛书纪念敬业的何锐先生，并向何锐先生致敬。

2019年5月22日于北京和平里

作者：刘庆邦

编辑：陈晨

责任编辑：舒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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