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陈焕章（1880-1933），字重远，广东高要人。早年在广州“万木草堂”受学于康有为，1904年（光绪三十年）进士，1905年留学美国，1907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学习政治经济，1911年以博士论文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即《孔门理财学》）获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纳入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经济和公共法律研究”丛书出版。

陈焕章在西方思想界影响极其深远，德国的马克斯·韦伯、英国的约翰·M·凯恩斯、美国的熊彼特以及美国证券投资分析之父本杰明·格林汉姆都十分推崇陈焕章对于中国经济思想的总结，其中马克斯·韦伯在1915年出版的《儒教与道教》中，把《孔门理财学》列为了解儒教的重要参考文献，凯恩斯曾为陈焕章的博士论文写了书评，格林汉姆以陈焕章总结的中国古代常平仓思想模式，构想了当代稳定世界经济的常平仓体制。[①]尤其是陈焕章对于中国汉代和宋代常平仓思想的认识和总结，直接影响到了曾任美国罗斯福总统时期农业部长的亨利·A·华莱士（Henry A. Wallace, 1888-1965），并导致华莱士先生在美国农产品产销体制建设中借鉴这一思想，模仿王安石的青苗制度和市易制度，创立了美国常平仓制度，而且以立法形式规定下来，通过建设农产品信贷公司（Commodity Credit Corporation）和剩余农产品公司（Federal Surplus Relief Corporation），奠定了美国当代农产品体制的根基。后来在国际上其他国家也都加以借鉴，建立了相关体制，稳定农产品生产，当今美国乃至世界农产品政策的方方面面，都与我国古代常平仓思想密不可分。[②]

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事之烈、破坏之严重，在世界战争史上前所未见，当时美国卡内基基金会为了研究消除国际战争的途径，在陈焕章的盛名感召之下，请求他全面总结中华民族的战争与和平思想以为所用。当时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博士（Paul Samuel Reinsch，1869-1923）给陈焕章著作的题目是《中国人对于和战之学说》，然而陈焕章最后却写成了《孔教经世法》。在这部书里，陈焕章全面梳理了儒家的和战学说，通过对诸子百家的和战学说及我国历代和战实践的综合考察，将战争与和平问题同社会、国家治理制度结合在一起，最后得出两条极为重要的结论：“中国人为和平之人种，其学说为和平之学说”。[③]姜义华教授认为，《孔教经世法》的真正学术价值，在于深刻说明了中国人为什么是和平民族，中国学说为什么是和平学说，陈焕章揭示了中华文明是由和平主导、以和平为主流的文明，证明中国人之和平学说，无论处何时代，皆不改其主张。

这部书也使陈焕章成为近代以来首次全面梳理总结儒家的国家学说的学人。

虽然百年已过，即使是在21世纪世界进入全球化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赖不断加强、全球治理面临新问题新挑战、中国的大国责任和担当成为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基调的客观背景下，如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新型国家关系，陈焕章对于古代国家性质的研究，至今仍有积极的参考意义，闪烁着熠熠的学术光彩。

二

修齐治平是《孔教经世法》国家学说的思维枢纽。

陈焕章指出，《孔教经世法》的写作体例源自《白虎通义》，即以义理分类、贯穿诸经，而又稽合乎历代诸儒经说，旁及子史文集。所以，他不惮烦而故为其难者，亦欲发明孔教之义理于天下，整齐而贯通之，使世界和平之局得以速成耳。[④]由此可见，儒家的国家学说是陈焕章《孔教经世法》研究的主要内容。

土地、人民、“政事”三要素构造了古代“国家”理论的内核。

陈焕章说，凡名为国家者，必有土地、人民、政事三者，然后方可谓之国家。儒家的国家思想早在《孟子》一书中即得到了揭示: “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是也”。[⑤]陈焕章认为，所谓政事，即今之所谓主权也。

领土构成古代中国封建国家的第一项基本元素。儒家对于国土的神圣性有深入地理解，陈焕章《孔教经世法》有关古代国家领土的论述非常详备，并从中抽象出了五条重要性质：

首先，土地为维护国家生存以及封建国家体系的基础;其次，诸侯国国土属于国家所有;第三，诸侯国土不可侵犯;第四，春秋“国际法”不承认土地掠夺行为的合法性;第五，国家治理需坚持财政赋税平均原则。

对于耕地以外的山川林麓、城郭宫室、涂巷园囿等，陈焕章认为也是国家学说中有关领土问题的重要内容，并根据春秋时的历史经验总结出三条原则：一是山海川泽归应之于公，而非诸侯国所独有，应根据孔子之道，不允许任何国家独占，而直接归之于“万国中央政府，以为万国人民所公有，人人得以自由使用”。他还乐观地指出，如果这种“国际社会主义”理念得到实施，则门户可开放、天下成一家、机会可均等、权力可平衡，从而可保世界和平。二是“都会”具有重要作用，应分类管理。“国际都会者，世界之大都，其精华原非国之所有，虽隶于一国版图，似宜划出为万国公地，使之独立，直隶于万国中央政府。”三是空域管辖权应该开放，允许他国自由通行。当然这些想法空想的成份比较多。

生产力发展水平越是低下，社会分工就越宽泛，社会生活就越依赖土地出产物，土地的重要性就越高。儒家把国土作为一国之所以为国家的首要条件，为了维护国家存在，维护封建国家体系秩序，必须保卫任何国家领土完整，而且所有国家都必须尊重其他各国的领土完整，严守领土神圣不可侵犯原则，而且“国际法”也不承认任何掠夺得来的土地，究其根本原因，儒家国家学说中强烈的土地观念是与社会发展的阶段相适应的。

儒家的国家学说中人民思想亦占重要地位。那么陈焕章是如何总结古代国家学说中的人民思想的呢？

首先，人民数量和是否来归是判断诸侯行德政的标准。其次，诸侯实施优惠性赋税政策是行德政，客观上能够吸引人口。第三，以儒家学说为主体思想的中华民族崇尚和平主义。

“政事”是诸侯国家之所以成为“国家”的第三大要素。陈焕章认为，所谓“政事”即当今概念上的“主权”。古代诸侯有独立自主之权，天子与诸侯的关系就和当世的联邦国家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一样，中央和地方的政府都是独立的，“古之诸侯，对于天子本有不纯臣之义，除各种制限外，实有独立自治之权，名曰国家当之无愧矣”。[⑥]而且，组成国家的基本要素，除了土地、人民和政事，还包括与之相关的封建制度。封建是诸侯国家“主权”的来源，所谓国家“主权”的产生与西周封建制度密不可分，因此，封建国家的国内治理制度，包括爵号、灭国、继世、考黜、承认、州伯二伯、称霸等均以封建为其枢纽。

其主要理论包括：天子在封建法理上的地位至高无上；诸侯国的独立主权来自于分封建国制度；诸侯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在古代国家学说中亦极重要；在国际关系中，一国灭亡他国属大恶，“兴灭国”“继绝世”则是大功；王霸论述是陈焕章国家学说的重要部分。

三

我国古代国家学说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具有高度的时代价值。[⑦]我国古代国家学说融合了中华民族进行国家建设实践和处理国际关系的有益经验，探讨国际社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路，对于古代国家学说遗产需进行全面总结和深入发掘，使之发扬光大。第一，维护国际秩序是各国的共同道义和责任，而强大的国防则是其中主要内容。第二，无论国家大小一律平等，我国古代国家学说中“讲仁爱”、“尚和合”思想的普世价值。第三，各国良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有助于国际关系的和谐发展，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第四，在国际关系发展中，“王”“霸”问题无可回避，虽然肯定有“德”之王，但亦不否定“事功烜赫”之霸，“《春秋》褒齐桓、懿晋文、叹管仲之功”是对于符合时代潮流“霸”的充分肯定。

古代国家学说为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贡献了历史材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理念的新探索，也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总体认识与全面把握。只有立足于中华文化深厚的积淀，做好理论上的充分准备，以科学的方法为指导，才能构建起来这样宏大的思想体系。

[①] Benjamin Graham, Storage and Stability: The Modern Ever-Normal Granary, New York: McGraw Hill, 1937.

[②]参见：李超民：美国常平仓制度的中国渊源，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第87-96、171-176页。

[③]陈焕章：《孔教经世法》，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年影印版，“自序”第3页。

[④]陈焕章：《孔教经世法》，“自序”第3页。

[⑤] 《孟子·尽心下》。

[⑥]陈焕章：《孔教经世法》，第64页。

[⑦] 习近平：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2/ 25/c_119499523.htm，2018-12-25.

作者：李超民，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史学系教授

编辑：叶松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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