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志清对钱锺书的欣赏与推崇众所周知，但其实，在1979年钱锺书访美前，他们二人只见过一面，还是很多很多年以前——那是1943年的上海，在双方共同友人宋淇家的一个晚会上。其时钱锺书是风流倜傥的才子，夏志清还是惨绿的文青。没想到差不多二十年后，钱氏成了夏志清英文教科书《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的一个章节，这个章节更让改革开放后的钱锺书像被重新发掘出土的文物一样如日中天。这为二人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再次聚首做足了铺垫。

钱夏二人对在纽约哥大重逢都有记述，此不多赘。这次相见开启了互动模式，他们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状态。近日笔者有缘得睹其后钱致夏的全部通信。关注他们间的交流对当代文学史探讨和文人交往史研究等都有意义。

再次相遇，今非昔比，钱锺书对夏志清的态度一开始也极为热情。他给夏志清写信二十一封。仅1979年就有九封。以后减少，次年三封，再次年五封……其后除了1986年一封外十年间几无通信；而最后一封信是在1994年，可以看成是二人的告别信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钱致夏全部通信中有三封是英文信，皆写于1979年。钱夏二人当然中英文皆通，选用何种语言书写是他们的自由；但是写信人为什么绝大多数信用中文而惟此三封信用英文写呢？　而且，又为什么选在这个时间段用英文写？笔者将原文试译如下，或许能帮助大家了解其中原因。

亲爱的志清：

洛杉矶是我们最后一站，却也是我在冗繁的行程中所仅能挤出的第一个晚上来再跟您握手说再见。我现在给您写信的另一个原因还在于，我回去后会非常繁忙，为冗务所扰。估计会过相当长一段时间我才能有时间给您写一封像样的信呢。

与您再次会晤，使我欢忻无限。咱们四十年间只见过两次面并不算多，但时光是一个多么神奇的魔幻师，它将我们四十年前一个黑格尔或克尔凯郭尔式的偶识缔结成了一种亲情；进而绽放成一种丰盈的成熟的友情!您对我的评论颇具神奇的魔力。我不仅是您发现的，而且差不多就是您的创造物，您知道这个。我刚刚收到一封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主任的信，谈了翻译和出版我小说的细节。此书是珍妮·凯利翻译，茅国权审校的。凯利女士六年前曾经给我写过信，现在她勇敢地把这任务完成了。我希望她该是个漂亮的女人　(“你这个老东西!”我能想象您读到此处一定会大笑的)。

替我问候尊夫人。希望吾兄每天欢笑喜乐!请替我致意魏玛莎，真的是非常遗憾我们未能尽情畅叙。

您永远的，钱锺书(1979-05-06)

这封信(见刊头图)写于洛杉矶钱锺书访美将归之际。虽以叙交情为主，但其中也透露了一些重要的信息。其中一句话可以被看成是此信的关键句：“我不仅是您发现的，而且差不多就是您的创造物，您知道这个。”——钱锺书是个非常清高自许的人。晚年因小说暴得大名以至大红大紫，而那时的他尚有些不适应，他下意识地说了实话。这种心情使他在下一封英文信里又旧调重弹。

我亲爱的志清：

一周前，我以小肚鸡肠的怯懦对您狮心般对我的慷慨赞扬提出了抗议。您的话语对那些甚至在障碍重重的环境下用无力的愤怒和不情愿的赞美眼光来看待您的人那里也是分量极重的。您对我特殊的心仪将会很大程度地在我生存的环境中引起妒忌，并招致适得其反的效果。我喜欢生活在一种既不被完全遗忘也不处在明暗交界处的那种相对朦胧的状态。受人关注，是另一种形式的晾晒于宣传的聚光灯下，是不值得怜悯的。请原谅我这种老古董式的自负。除此之外，当是我对兄恒久和深深的感激之情。

耿德华给我内人写了信，杨绛回复了他所要的《简历》中的一些细节问题。她让我代她对您对她的那些富骑士风的赞誉之词表示感谢。

根据吾兄之建议，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的科尔曼女士给我写信，要我的照片来装点他们出版我的小说的译著。我已经逃避照相多年了。我最近的护照和工作证上的照片都看上去更像是罪犯栏上的照片，却不适宜放在书里。实在不行的话，我就把我五十岁　时拍的那张照片剪掉一半寄给她。——此刻我心灵之耳已经听到了您在咯咯抑或狂笑我的虚荣了!我刚刚去加洗了几帧，也寄给您一帧作为我和内人给您的一个纪念罢。专此，即颂双福!　　　　　　　令嫒均此。

您永远的，锺书

杨绛同候(1979-07-14)

在这封信里，钱锺书说得很真实：“我喜欢生活在一种既不被完全遗忘也不处在明暗交界处的那种相对朦胧的状态。”他是一个生活有节制而且对细节拿捏很注重的人。也就是说，他不反对跟社会交往，但却不愿自己的生活被突如其来的名声所扰。虽然钱锺书不至于因之而忧谗畏讥，但是精通世道人心的他其实是有足够的自我保护心态和“自负”的。信的末尾，钱锺书幽默本性不改，他关于标准像与囚犯照的说法让人忍俊不禁，也让很多不满自己作者照的学人不由不心有戚戚、发出会心一笑。

紧接着的第三封信内容更丰富。它从夏氏对一西方学者的书评谈起，巧妙地赞扬了夏志清，采用的是水落石出的技巧。接着又过谦地自抑——虽然那时钱锺书的《管锥编》尚未出版，但钱氏一贯心高气傲，这样的口气在他的文字中并不多见。最后一部分，钱锺书巧妙地“抱怨”了“海外影响”带来的后果——有得意，也有副作用。既然夏志清在这件事上几乎是始作俑者，钱锺书的“抱怨”也极有分寸感，行文里可以看到，自豪和矜夸多于狷介和烦恼，否则钱氏就不会“限制”并有选择地“接见”访客了。

我亲爱的志清：

两周前收到您对P的评论单刊，阅之大慰吾饥——我指的是您的评论，而非其书。还需要我说么，在批评之睿智(原谅我用此陋词! )方面，我是您的追随者和附和者？在美旅行时，我翻阅了此书。它看上去在边缘问题上显示出了不少精彩之处，但其核心部位却缺乏坚实的支点。我以为，好调料才是治馔的要诀，在眼下这种学术批评争相赶时髦、虚假卖弄的流风中，我更怀想那种老式的“雅致趣味”。兄之资质和天分足以承担此任。

我刚刚收到了您寄来三本书的包裹。这么多礼物，我和内人深深感念，难表谢忱。收礼自是欢愉，但却负疚于无望回报兄之慷慨。相比于兄之大部头宏伟巨著，把我们所有的出版物放在一起，也不过是那不起眼的一小点点儿。

七月以来，我为持续不断的外国求见者所扰，大多数为美国人。于这些伸长了脖子若去圣地朝拜般的谄媚观望者，出此大约像是些无聊的去动物园的访客或是充满了对一个在厩里的中国学者之好奇心罢了。我早已背负离群索居怪物之名，就索性限制，惟允接见极为有限之人，当然，这见客名单包括了可爱的秦家懿女士。

我希望您早已收到了我七月初寄给您的照片。再致谢忱，并问全家安好!

您永远的，

钱锺书(1979-08-09)

钱致夏信廿余封，中文信占绝大多数，而且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为表郑重用毛笔书写的。读完了上面三封信，我们可以大致理解为什么独独这几封信要用英文写了。钱氏写信喜用文言，文言也最易于表达皮里阳秋或虚与委蛇的含混的客套话。但是这三封信的内容，钱锺书仍觉得用中文、哪怕是用文言都不够妥贴而且不易到位。那些微妙情愫用汉语表述都容易有肉麻且过于直捷之嫌，远不如英语来得委婉蕴藉、不着痕迹。

这一推论并不是出于猜测和臆断。在钱夏通信史上，亦即在这三封英文信以前和以后，还有大量中文信可以对读。即使是在中文信里，每当写到这类内容时钱锺书皆喜用西文，以中外文混杂的形式处理；凡中文表达不宜或不妥处他皆以外文出之。可是全部用英文写就的信仅此三封。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钱锺书是个非常智慧和幽默的人。用中文写作他固然是个幽默大师，可有些诙谐幽默或修辞黏连式巧思更适合用外语表述。这样，善用双关和谐谑的钱夏二人用起英文来写则更是如鱼得水了。这大概也是钱氏选用英文写信的另一个原因罢。

通读钱夏全部通信，这三封英文信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它们表述着不一样的心情，承担着不同的功能，因而也有着殊异的文献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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