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凌

苏轼有三子，长子苏迈为元配王弗所出，次子苏迨、三子苏过为第二任妻子王闰之所出。可苏轼去世以后，颇有人被说成是他姬妾所生的儿子，宋徽宗身边的大宦官梁师成就是其中的一个。《续资治通鉴·宋徽宗宣和二年》　记载：“师成实不能文，而高自标榜，自言苏轼出子。”所谓“出子”，就是有孕之妾被休弃后所生之子，史家用“高自标榜”、“自言”，皮里阳秋，意思是这个说法并不靠谱。《宋人轶事汇编》　转引陆游　《家世旧闻》：“(梁)　师成自幼警敏知书，敢为大言。始自言母本文潞公侍儿，或告以师成貌美类韩魏公，因又称韩公子。久之，有老女医言苏内翰有妾出外舍，生子，为中书梁氏所乞，师成于是又尽变其说，自谓真苏氏子。每侍上言及公，辄曰‘先臣’，闻者莫不笑之。”对梁师成来说，苏轼是文彦博、韩琦之后的第三个“爸爸”人选，一句“闻者莫不笑之”，可见虽然梁师成曾经为苏轼诗文解禁说话，他是苏轼儿子这件事大家并没有当真。事实上，从梁师成和苏轼伯父的曾孙苏元老套近乎不成后，指使言官“论元老苏轼从孙，且为元祐邪说，其学术议论，颇仿轼、辙，不宜在中朝”来看，恼羞成怒之下，将苏元老是自己认的“爸爸”的族孙身份和学术议论像“爸爸”、“叔叔”都成了罪过，可见梁师成也没有真把自己的说法当一回事。

另一个被说成“苏轼出子”、“苏轼遗体”的是孙觌。

孙觌　(1081-1169)，字仲益，别号庆庄居士、鸿庆居士，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　进士，后举词学兼茂科，为秘书省校书郎，主持增修我国目前所存最早的国家书目　《崇文总目》，宋高宗建炎年间　(1127-1130)　擢升为吏部尚书、户部尚书，后罢归隐居太湖之滨。

孙觌是常州晋陵　(今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　人，苏轼与常州又渊源颇深，因此，笔记中孙觌和苏轼也有了交集。南宋葛立方在　《韵语阳秋》　中记载：“后坡归宜兴，道由无锡洛社，尝至孙仲益家。时仲益年在髫龀，坡曰：‘孺子习何艺？’孙曰：‘学对属。’坡曰：‘试对看。’徐曰：‘衡门稚子璠玙器。’孙应声云：‘翰苑仙人锦绣肠。’坡抚其背曰：‘真璠玙器也!　异日不凡。’”这只是说苏轼曾经和幼年孙觌对对子，因为孙觌语新而属对亲切，夸奖了这个孩子。但是到了明代蒋一葵的《尧山堂外纪》，说法却变成了：“孙觌，字仲益。相传东坡南迁时，一妾有娠不得偕往，出嫁吾常孙氏，比归觅之，则仲益生六七龄矣。命名曰觌，谓卖见也。后官尚书。”蒋一葵虽然转述了这一八卦，但只是用了“相传”，语气犹疑不定，稍后于他的南京国子监祭酒冯梦禛在　《跋孙觌尚书尺牍》　中辨明此事：“阳羡孙老得东坡弃婢而生尚书，实坡公遗体。予跋　《鸿庆集》，既辩之矣，顷又考得一事。坡往阳羡，憩村舍，见一童子颇聪慧，出对句云：‘衡门稚子璠玙器。’童子应声曰：‘翰苑仙人锦绣肠。’坡喜之。童子即觌也。然则遗体之说，益知其妄矣。”

可是冯梦禛的话被后人理解错了，民国时期刘声木在　《苌楚斋续笔》　中说：“南宋孙觌，公然自认为苏东坡遗体，自记于家谱中，见于　《快雪堂集》跋语中。”网友眉山新秀在　《解密苏东坡爱情秘史》　中也说：“偏偏这话被与他同时稍晚的嘉兴秀才冯梦祯当真了。冯氏在万历五年　(1557)　会试中名列第一，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后做上翰林院编修，南京国子监祭酒。他在　《跋孙觌尚书尺牍》　一文里，公开传播孙觌为‘东坡遗体’。”

常州方志比如　《武进阳湖县志》　中说得更有头有尾：“苏轼见孙冶原悫，赠以孕妾，七月生子。后数载，轼来常，妾携子谒，因名曰‘觌’，谓既卖复见也。观子巷、显子桥，传为孙妾携子谒轼之地。”

清代史学大家、也是常州人的赵翼，在　《陔馀丛考》　卷四十一　《孙觌为东坡子》　对此事和相关地名的出现也有专门考证：

“吾郡宋时有尚书孙觌，相传为‘东坡遗体’，冯具区　(梦禛号)　祭酒所云阳羡孙老得坡公弃婢而生者也。觌所著有　《鸿庆集》。今郡城外有降子桥。城中有观子巷，云是弃婢生觌，以觌见坡之遗迹。王阮亭则力辨之，谓坡往阳羡，见一童子颇聪慧……坡甚喜之。据此，则觌非坡子明矣。然是时已传播其事，至以之名桥、巷，何耶？　岂宋人好名，如童贯自托于韩魏公所出，梁师成自谓坡公所出耶？　按觌在靖康时附耿南仲倡和议，有不同议者，则欲执送金人；又草表媚金，极其笔力。高宗初，召为中书舍人、知制诰。绍兴二年，又知临安府，以赃败，编管象州。则觌本非端士。所云东坡子者，盖即出于觌之自言，欲以攀附名流，而不以中冓为耻也。”

从赵翼的文字看，他对冯梦禛的话也理解错误，把冯氏当作了谣言的传播者，其实王阮亭　(王士禛)　和冯具区(冯梦禛)　的看法并没有不同，两人都认为因为苏轼曾经和童年孙觌对对子，而这个场景是一个大文豪看到一个陌生的聪明孩子非常欣赏，说明孙觌不是苏轼的“出子”，但这个判断实际并不能直接否定传言，这是因为传言里这个场景也可以被八卦成老爸见儿子，两眼泪汪汪。

至于赵翼认为孙觌是苏轼儿子的说法出于孙觌自己，其逻辑无非是：因为孙觌“本非端士”，所以是他自己不以中冓为耻而攀附名流。这无疑是没有根据的推测。

孙觌童年时与苏轼的相遇，对他影响很大，他的诗歌即取法东坡，豪健清新，与江西诗派的生新瘦硬不同，晚年归隐期间的诗作如　《吴门道中二首》(“数间茅屋水边村”、“一点炊烟竹里村”，更是“写得萧散疏朗，富有情趣，颇类荆公晚年绝句，不应以人废言”(《宋诗鉴赏辞典》　中蔡厚示老师语)；孙觌尤长於四六，周必大给孙觌写的　《鸿庆集序》　里，称赞他“名章隽句，晚而愈精”。可是孙觌在自己的诗文中，虽然写过“东坡百世师，乘云上骑箕。文争日月光，气敌嵩华齐”这样歌颂苏轼的诗句，但从来没有自称过是“东坡出子”或“东坡遗体”，赵翼的诛心断案，并没有证据。

纪昀在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中从几个方面指出了孙觌的劣迹：弹劾李纲、污蔑太学生；为钦宗草表上金主、极意献媚；谄附黄潜善、汪伯彦；替万俟卨作墓志诋毁岳飞，等等，称“觌之怙恶不悛，当时已人人鄙之矣”，但无一语及于孙觌自称苏轼之子。南宋理学家朱熹更写过　《记孙觌事》，一篇寥寥二百字讽刺小品文，刻画了晦庵心目中孙觌的丑态，但是朱熹也没有提到孙觌自认苏轼儿子的事情。

要知道，苏轼和程颐势同水火，苏轼当众嘲笑“伊川可谓糟糠鄙俚叔孙通”，在给宋哲宗的奏章中更说得严重：“臣素疾程颐之奸，未尝假以色词，故颐之党人无不侧目”，与之对应，洛党对苏轼和蜀党也无情报复，而小程正是朱熹理学传承中的不祧之祖。《朱子语类》中曾经记载苏轼少子苏过“出入梁师成之门，以父事之”，也记载梁师成关照账房，一万贯以下的钱苏过要拿无须禀报自己，照给就是，后来苏过因为多金而丧生。这些记载事出有因，但基本上是无稽之谈，如果他嫌恶的孙觌和苏轼有这么一层即使是伪托的关系，朱熹　《记孙觌事》　或当涉及，这也许勉强可以算是一个间接的推论。

后人评价孙觌，曾经用过“孔雀虽有毒，不能掩文章”，这本是王世贞在《乐府变》　中评价严嵩的话，用在孙觌身上其实有点过分了———孙觌可能是品格不够高洁的御用文人，但并非严嵩这样的权奸，另一方面，孙觌在徽宗时也曾经写过“噬脐有愧平燕日，尝胆无忘在莒时”的慷慨诗句，期待君王发愤图强，更曾经弹劾过蔡京，讽刺过秦桧，细究其人品性格也是有着多样性的，而无论如何，把并非他所为的破事栽在他头上，总是不公允也不厚道的。

梁师成因为主动攀附说自己是“苏轼出子”，孙觌因为以讹传讹被认为是“东坡遗体”，东坡居士莫名其妙“享受”了马克·吐温　《竞选州长》　中九个孩子抱着大腿喊爸爸的“待遇”，加上“春娘换马”这种毫无根据的传言，竟被有的网络媒体称为“渣男”，这是更加没处说理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