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农

《朱子语类》

思想家、教育家朱熹(1130—1200)培养的门人极多，其中有些人将老师的谈话片段记录下来并汇编成册。这种“语录”前后出版过多种，按记录人为序编排，这里有———

《池录》嘉定八年乙亥　(1215)，李道传辑廖德明等三十二人所记为四十三卷，又续增张洽录一卷，刻于池州。

《饶录》嘉熙二年戊戌　(1238)，李道传之弟性传继续搜集黄干等四十二人所记为四十六卷，刊于饶州。

《饶后录》　淳祐九年己酉(1249)，蔡杭又汇集杨方等二十三人所记为二十六卷，亦刊于饶州。

《建录》　咸淳元年乙丑　(1265)，吴坚采集以上三录所馀者二十九家，又增入未刊者四家，合编为二十卷，刊于建安。

据此诸种语录按主题重新分类编排者改称为“语类”，有嘉定十二年己卯(1219)　黄士毅所编一百四十卷，刊于眉州；又有淳祐十二年壬子　(1252)　王佖续编之四十卷，刊于徽州。

最后更有黎靖德综合以上诸本重新校核编订的　《朱子语类大全》，此书于景定年间编辑，咸淳六年庚午　(1270)印成，后来流行最广。此时离朱熹去世已经七十年了。景定本　《朱子语类大全》　今有中华书局1986年排印本　(王星贤点校，邓艾民作序)，省称　《朱子语类》，取读最便。

这些谈话内容充实而多彩，不仅是人们了解朱熹的最直接的材料，也是学习和研究传统文化的一大富矿。《语类》　中关于四书五经者共八十卷，讲理学思想者有四十卷，其他涉及历史、政治、文学者二十卷，内容极其丰富，处处发人深思。例如谈到治学读书，朱熹指点其门徒说：

为学之道，圣贤教人，说得甚分晓。大抵学者读书，务要穷究。“道问学”是大事。要识得道理去做人。大凡看书，要看了又看，逐段、逐句、逐字理会，仍参诸解、传，说教通透，使道理与自家心相肯，方得。读书要自家道理浃洽透彻。

看文字，须是如猛将用兵，直是鏖战一阵；如酷吏治狱，直是推勘到底，决是不恕他，方得。(《语类》　卷十)

苦口婆心，说得何等亲切。现在流行浅阅读，作为消遣固然不妨，而实际上恐怕不大可能留下多少营养。

关于如何研究学问，朱熹也讲得很多。他介绍自己著　《诗集传》　时如何对待毛公的　《小序》，就经历了相信——怀疑——否定这样的三阶段：

某向作　《诗》解，文字初用《小序》，至解不行处，亦曲为之说。后来觉得不安。第二次解者，虽存　《小序》，间为辨破，然终是不见诗人本意。后来方知，只尽去　《小序》，便自可通，于是尽涤旧说，诗意方活。(《语类》　卷八十)

研究问题，从事创新，往往会有这么一个三阶段。我自己也有这方面的体会，例如关于陶渊明　《述酒》　一诗的解释及其政治态度，我曾经相信赵宋学者韩驹、汤汉以来的旧说，后来渐渐怀疑，经过多年痛苦的思索，才终于下决心予以扬弃，另出新论。我在一篇有关论文中写道：“陶渊明的《述酒》　一诗历来以难懂著称，笔者玩索多年，终于凭借各路旧注新释的合理成分悟出了两点：其一，此诗涉及一点政局变化，但并非全写政治，其中心还是陶渊明最热爱的酒。诗中多隐语，章法多跳跃，引起许多猜测，写法带有游戏性质，艺术上不能算很成功。其二，前人以‘忠愤’论此诗，并进而以‘忠愤’论陶渊明全人，并不完全符合他的实际。对晋宋易代之际那种无谓的杀戮，陶渊明是有一点淡淡的‘愤’，但他对晋王朝则无所谓‘忠’。认清这两点，陶渊明在晋宋易代前后的行为和作品就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和说明。”(《从陶渊明　<述酒>　诗说到他的政治态度》，《文学遗产》2017年第2期)对于传统的“忠愤”说以及关于陶渊明政治态度的结论，我自己经历了一个相信——怀疑——否定这样的三部曲，历时甚久，每进一步都很艰难。重温朱熹的有关谈话，不禁感到特别亲切，真所谓夫子之言，于我心有戚戚焉。

如酷吏治狱，推勘到底，绝不轻易放过，这确实是从事于读书治学者应有的态度。

《朱子语类》　读起来很有兴味，如果说此书的编辑工作还有什么遗憾的话，就是意思重复的比较多。不同的学生分头做的记录，难免重复，而黎靖德不敢或不愿大刀阔斧地砍去重复者，便很容易令人怀疑朱熹何以如此喋喋不休。

《他山的石头记》

“他山之石”是一句常用的成语，也可以说得更充分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玉在中国古代的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许多重要的东西必须用玉来做：上自代表政权的国玺，下至草民应用的私章，大抵都要用玉，此外又有种种礼器和装饰品也都用玉。于是玉又成了表示美好的形容词，玉人、玉容、玉照、玉臂……

要把原来状态的玉加工成为可以应用的东西，必须有一个雕琢的过程。玉不琢，不成器。琢玉的工具有种种，其中有用来磨玉的比较粗糙的石头，有切割玉的硬度极高的金刚钻，拿它们来琢玉的过程就是所谓“攻”。以玉攻玉是行不通的。

“他山之石”的“他”起初用“它”字。《诗经·小雅·鹤鸣》之首章云：

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鱼潜在渊，或在于渚。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蘀。它山之石，可以为错。

这里说了四种东西：鹤、鱼、檀、石，大约都是用来比喻在野之人才的。荀卿说：“君子隐而显，微而明，辞让而胜。《诗》　云‘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此之谓也。”(《荀子·儒效》)“它山之石，可以为错”，“错”通“庴”，庴石就是拿来加工玉的石头。本诗第二章之末又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意思更加显豁。“他山之石”当是比喻外国人才，《诗经》　时代的外国相当于现在说的外地、外省，总之非本地土生土长的人才。外在的、异己的资源可以为我所用。

朱熹　《诗集传》　卷十在此诗正文之下引用程子　(未说明是程颢还是程颐)转述邵子　(雍)　的话，来阐明此诗之义；而到他与吕祖谦合编之　《近思录》(卷五)　中更直接引用北宋理学家邵雍(1011～1077)　的话说：

尧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温润之物，若将两块玉来相磨，必磨不成，须是得他个粗砺底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与小人处，为小人侵陵，则修省畏避，动心忍性，增益预防，如此便道理出来。

这应当是他们这一派理学家的借题发挥了，而亦多有意味。

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　(原名斯蒂芬·欧文，StephenOwen)　有一部自选集，题作　《他山的石头记》。就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而言，他固然来自“他山”，但他同样深知，时至今日中西文化的交流已经非常深入——

许多年来，人们陆续把石头搬来搬去，简直很难分清到底什么是他山之石，什么又是本山之石了。就算我们可以把多样性的“中国”和多样性的“西方”分辨清楚，这样的区分和挑选，远远不如这么一件事情来得重要：找到一个办法使中国文学传统保持活力，而且把它发扬光大。(《他山的石头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这种打通中西的态度是通达而动人的。海外汉学的成果应进一步引起我们的关注，海外汉学家之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往往不下于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