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诗词，正在重返我们的生活，并塑造我们的生活。然而，这些流传千古的诗句，仅仅是风花雪月吗?它传递着怎样的价值?　我们邀请从事诗教多年的钟振振和陈慧两位学者，来作一番笔谈。

———编者

陈慧

四月的岭南，慢步走在强弩之末的春风里，被一片黄叶敲打眉心，抬眼却是漫天新绿。那是大叶榕枝干上最后的黄叶，它掠走我的思绪，失落在温润的泥土中。恰好这时候，我的一位学生在朋友圈敲下了T.S.艾略特的诗:“四月最残忍，从荒地里长出丁香，把记忆和欲望混合在一起，又用春雨唤醒迟钝的根芽。”在同个校园，或许她也经过了春日里的落叶与繁花，而后在艾略特的诗中获得共鸣。

诗词格律课的第一节课，我便提醒学生:我们时常会在诗意的世界里形成某种默契，而这样的默契在现代社会的匆匆行走中却时常被忽略被忘却，留待有心人重新发现与捕捉。这里的“我们”，包括我与天地间的一草一木，我与生命里的某人某事。甚至于，可能包括我与诗词中的妙语妙境———在前年一次课上，我正讲到李商隐，学生们忽然惊呼，只见一只青色蝴蝶飘然而至，蹁跹在屏幕上的诗行之间。千百年来，诗人们捕捉了太多这样美好的默契，并让愿意沉静下来慢读欣赏的读者惊诧于它们的奇妙，感慨于刹那间生起而又包蕴无限的沉思与深情。

我总是希望学生先努力成为这样的读者，通过对经典诗词的阅读，重新感知与自我、他人，与社会、自然，与当下、古典的潜在联系，寻找灵犀一点相引相通的那些个瞬间。虽然现代人的生存体验、生活方式都已去古太远，古典诗词的世界之于大多数学生已无异于荒原。但正如四月的丁香总是从荒地里长出，古典诗词的曾经枯萎与死去倒也成就了沃土。我始终相信，学生若有心在此处播下欲望，定将与文化血脉中的遥远记忆渐渐交融，而在某次春雨的召唤下长出纯净的根苗。白居易的　《大林寺桃花》　不也说，“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同在四月，人间芳菲尽逝，山寺桃花始开———如果“人间”是现代人所处的当下，那么“山寺”就像大多数人已然疏离的古典世界，恰因处在人迹罕至的高寒幽深之处，而留存一片有别于人间四月的更美的春天。若非因为诗人的那份痴念与执着，如何在空间转换中获得春天的延续与新生?

当然，不论是荒地上倏然破土的根苗，还是山寺中翛然绽放的桃花，都离不开此前的连绵春雨。这意味着，古典诗词的教育应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我始终在想:如何让学生开始敏感的心灵纯净无邪，如何引导这样的心灵安放于更高处的春天?“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已为后世的诗词教育规定了基本方向。但要怎样去呈现古典诗词中的“温柔敦厚”之旨?

讲解诗词之前要知人论世，陈寅恪主张“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便指对古人先存一份温厚，我总是尽可能去发掘古典诗人的人格魅力。据李肇　《国史补》　载，韩愈登华山而哭。有人讥讽他好奇太过，怯懦有余。但结合正史，学生会质疑，这样一个谏迎佛骨时“肯将衰朽惜残年”，宣慰叛军时“勇夺三军之帅”的人物，会登华山而哭吗?　我便进一步让他们思考:若真有此事，韩愈因怯懦而哭，还是像孔子悲麟、墨翟泣丝、杨朱泣于歧路、阮籍哭于穷途那样，有着更深远的忧患?有时，学生会在朋友圈分享自己对古人的重新认识:“‘君子居其位，则思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道不行于时世，不得已而为之。’韩愈你原来是这么了不起的人！”有时我会突然收到短信说:毕业后比较波折，想起老师课上讲过的柳宗元，“少年得志的贬谪可能在心理上更受折磨，但这样还是可以造福一方。只要知道自己可以做出或多或少的贡献，好像眼前的得失都不算什么。”每每此时就觉得特别欣慰———哪怕黄叶铺天盖地，学生愿顺着我所指的方向抬头望，愿将发现的新绿存在内心继续前行。

讲解诗词亦复如是，尤其是讲怨诗。“诗可以怨”，怨情最能动人，但更重要的是让学生感动于“君子不怨天，不尤人”的拳拳温厚之意。我先以诗史互证法分析“怨”从何来，并据儒家义理指出“怨”的正义性———若是私怨，恐无法成为经典作品。而后发问:诗人为何如此写“怨”?　比如，老杜为何说“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　我们知道，杜甫是在任左拾遗时因上疏救房琯一事为肃宗所恶，遭致贬官且不再受重用的。但他却归咎于自己的“老病”，且在另首诗中自比幽居空谷的佳人，哪怕丈夫喜新厌旧抛弃她，仍然自守清节，眷念故情，“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默默等候再会。再如近代龚自珍的“终是落花心绪好，平生默感玉皇恩”，黄侃的“知有飘零，毕竟飘零，便是飘零也感卿”，即便在山河、自我飘零之时，仍以强大内心面对苦难，怀抱对上天、对他人的感恩。

可以说，在温柔敦厚中，始终激扬着一股清健之气。我想，正因如此，丁香的根苗、山寺的桃花，才能始终顽强地植根、绽放于世俗人间的腐朽与残缺之上吧。

（作者为中山大学博雅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