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佳楠

几天前从华盛顿开完北美作家年会回城，我搭工作坊的美国同学安德鲁的车，我告诉他我真的不想回爱荷华城了，他开玩笑说：那我一直往前开，开去芝加哥，大概七个小时就到!他说这话的时候，得梅因已临近午夜。

与小镇生活半年的蜜月期已然过去，余下的是无法消受的孤独。城市生活对于感官的刺激与调剂只能短暂地麻醉孤独，却无法填补内心深处的黑洞。前不久读早年毕业于工作坊的系友露西·格瑞丽　(LucyGrealy)　的非虚构自传《脸的告白(AutobiographyofaFace)》，她谈起爱荷华的孤独岁月：

“我绞尽脑汁想自己哪里做错了。我觉得我在写作和爱情上都不会有任何好运。而且根本不是运气的问题，我知道我必须很努力，但到头来你不可能逼迫别人出版你的作品，正如你不能逼迫别人接受你的爱一样。”

露西幼年身染恶疾，导致下颌骨必须通过外科手术移除，而之后的人生，她都在不断寻求医学帮助，“修整”自己的脸。她畸形的脸让她恐惧此生无法获得爱情，于是，在二十出头来到爱荷华工作坊后，她和一个年龄大她一倍的中年作家维持着断断续续的肉体关系，然而，她知晓这是个错误，因为对方并不爱她。

这是我来到爱荷华城之后才有的习惯，但凡看到书作者是系友，便忍不住观察一下她之后的命运，可总是得不偿失。露西毕业后去苏格兰漂泊三年，回到美国因这本自传的出版一炮而红，成为纽约文学圈的宠儿，拍摄时尚杂志封面，有无数有趣的人排队和她吃饭聊天。只可惜，她渴望的爱情从未到来，她在39岁那年撒手人寰，死因是滥用药物。

因为身在这座除文学外一无所有的小镇，因为自己不断感到而立之年的临近，忽而对露西的孤独有了特别的亲近。青春年少者的孤独和青春已逝者的孤独截然不同，我们常说前者是“为赋新词强说愁”，但在如今的我看来，前者和后者的差异和身体有着直接的关联。张新颖老师评论史铁生的　《我与地坛》　时曾说：“身外之物不可得时，可以返回自我，以对自我的重视　(乃至自恋)　来看低自我之外的一切。”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受了什么委屈，完全可以回家对镜中青春的面庞会心一笑，转身对周遭所有竖起中指。然而，当年华老去，打量自我时产生了巨大的痛苦，真正的危机才到来———这个时候，反躬自省，发现年轻时取之不尽的内在力量原来不过是自欺欺人，往后的人生，面对未来的变化叵测，孤苦无依，要靠什么才能支撑自己？

露西因为脸部的畸形，从未获得

青春的特权。史铁生因为自我的严重创伤，“一己的生命毫无优越感可言”。在二十岁的尾巴，我尚未遭遇白发和皱纹的袭扰，但我能够感知身体的衰败朝夕将至，返回自我以攫取力量的路径早晚将要闭塞。

返程的车上，安德鲁和我讲起他时常遭遇的人生“危机”，有如疾病的侵袭，让他动弹不得，必须放下手头的一切，重新面对这个问题“我要拿我的人生怎么办？”我也告诉他，如今当我开始波西米亚式的生活，一方面痴迷其自由，另一方面却恐惧于未来的人生再无恒久的依托。

回来后，他分享给我他三年前旅居香港时写下的散文　《身体是纸的》，当时的他刚完成在斯坦福的东亚研究硕士学位，决心放弃学术生涯而成为自由撰稿人，儒家的道德实现让他感到外在的强力对人的真实自我的侵害，他在　《庄子》　中得到了慰藉，感到庄子谈及的人的自我实现和康德“人是目的”的观念有着伟大的共鸣。

他或许是知道的，中国的文人常在儒家和道家的进退斡旋中汲取内在的力量，往往是在尘世的藩篱中身心受创时，力求逃到老庄的田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但如今的我感到这不过也是幻象……

纽约的喧嚣和浮华没有解救露西的孤独，而且露西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杜鲁门·卡波特也是同样的死法；史铁生的路径则是“把内在的痛苦外化，把具体的遭遇抽象化，把不能忍受的一切扔给命运，然后再设法调整自我与命运的关系，力求达到一种平衡”(张新颖语)。可是，知晓生命无常，真能做到坦然地接受吗？在力求掌控一切的现代都市人看来，这种“惟命是从”似乎太懦弱了，即便我们知晓老之将至，我们更崇尚健身，护肤，化妆，力求维持一个可以返回的自我，有了这个自我的皮相，至少无须面对更深层的黑暗。

从得梅因返回爱荷华城一路都黑黢黢的，一路似乎都只有我们，当路旁连便利店和加油站也不见踪影时，安德鲁对我说：“你看，这是世界末日!”现在想来，那或许就是三十岁之后的人生景象，生命在一点一滴步入永夜。但当时的我并没有恐惧，而是对他说：穿过世界末日我们就到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