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学勇

在中国，说起现代社会里知识分子的困苦，总会数到抗战的后方，譬如如今大家很熟悉的四川宜宾的小镇李庄。近日文汇报披载的林徽因、梁思成夫妇致陈岱孙六通信札即为生动的新证。信里透露，大后方一群拮据的知识分子，自行设立经济互助的“救友agency(代办处)”，公推陈岱孙主其事，援助临时有难家庭。“岂曰无衣，与子同袍。”他们相濡以沫，发扬了中国士人传统美德。

梁林夫妇身处李庄，经历了一生极其不堪的困境，但当时少有公开记述，仅在私下信函里才略作表露，给费正清、费慰梅信里尤多。那时夫妇贫病交加，较之他们告诉陈岱孙的种种愈加凄楚。林徽因说，“现在我们已经完全破产，感到比任何时候都惨。米价已涨到一百块钱一袋——我们来的时候是三块四——其他所有的东西涨幅差不多一样。”(所引林徽因致费正清、费慰梅信，均转引自费慰梅著　《梁思成与林徽因》。)　信写在1940年昆明，并不知道困难只刚刚开始。迁居四川李庄，以后的岁月日益艰难，林徽因大半日子下不了病榻。梁思成不得不卖掉心爱的派克自来水笔，换得一点儿林徽因必不可少的奶粉。林徽因则“必须为思成和两个孩子不断缝补那些几乎补不了的小衣和袜子”。儿子光脚丫穿草鞋，连补过的破袜也舍不得了。林徽因喜欢写信有如她健谈，长信有如她口若悬河，可是已经穷得消费不起信纸、邮资。费慰梅收到的，是“大大小小和形形色色的信纸，多半是薄薄的、发黄发脆的，可能是从街上带回来的包过肉或菜的。有时候也有朋友给的宝贵的蓝色信纸，但共同的是每一小块空间都使用了。天头地脚和分段都不留空，而最后一页常常只有半页或三分之一页，其余的裁下来做别的用了”。而且，鼓鼓一个信封，塞进多日积累的好几次信，为尽量少贴邮票。难以置信，大家闺秀落到这步田地。难怪梁思成指李庄为“可诅咒的小镇”，国难殃及池鱼，古镇作了他们困境的替罪羊。也就理解了，梁思成接到“救友代办处”的接济款，回信称谢不已:“大旱云霓，感甚感甚。”然而，只要拮据稍一缓过气来，夫妇立刻想到仍困在难处的他人。当收到一笔“救友代办处”来的款子，恰好朋友也寄到了钱，随即把“代办处”资助退寄回去。其实，不久他们又重陷困境。而且，这“不久”原是他们意料之中的。

抗战一时无望胜利，持久困境难以忍受，毋庸讳言，知识分子也会暴露人性弱点，当然暴露在另外一些人身上。诚然，抗战凝聚了民心，同仇敌忾。可是战火洗礼不会瞬间把凡庸变为圣人，原先所有的种种矛盾也不会顿时化解干净。就在李庄，德国背景明显的同济大学，和美国影响普遍的中央研究院，两群知识分子不大融洽。林徽因对两费感叹:“最近，一些快乐的或者滑稽形式的争吵已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中发展到一种完全不相称的程度。我很怀疑，是不是人们一个孤岛上靠十分菲薄的供应生活，最终就会以这种小孩子的方式相互打起来。”或许她在暗指傅斯年与陶孟和的失和。这两人都是她好友，傅斯年格外欣赏她才华，去年刚称赞她“才学至少在谢冰心辈之上”，并且请当政拨款救济梁思成、梁思永兄弟。可见林徽因在论人是非与私人情谊上，一码归一码。借李约瑟到访，经梁思成劝解，终于促成傅、陶冰释前嫌当众握手，一时传为李庄美谈。利害使得相处失当，民众亦是。云南、四川百姓对迁徙到此的外省同胞，因为影响了当地生活水平，很是排斥他们眼中的“有钱人”。老话说“人穷志短”，它应该属于常情，是现实的概括。

李庄却是例外，这古朴小镇慷慨接纳了大批知识分子。例外的还有梁林夫妇，梁林岂止相濡以沫，两人犹存陋巷瓢饮古风。这对夫妇不只是苟活于困境，困境中依然活出价值，活得精彩。梁思成自述:“我的薪水只够我家吃的，但我们为能过这样的好日子而很满意。我的迷人的病妻因为我们仍能不动摇地干我们的工作而感到高兴。”辞别李庄时，林徽因竟然歉疚道，她“‘得到’太多而‘奉献’太少”。这又应了另外一句民谚“人穷志不穷”。志气不穷，本是对现实人生的激励，是不很现实的。穷而不穷，梁林变激励而为现实，这正是夫妇有别庸常处。如今林徽因的粉丝很多，最好不要只注目她美貌、天赋，也不要只看非凡奉献，切不可忽略她品行，一个看似弱小女子的宽大胸襟。能达此境界的精英不多，却实在体现了中国士人立身处世的指向，当然还烙上现代人文色彩。

李庄潮湿气候很不宜患肺病肾病的林徽因，费正清邀她往美国疗养，已联系就绪。林徽因谢绝友人盛情，表示不能做中国的“白俄”。坚守穷乡僻壤的林徽因，看不得别人舍此他就，甚至不无偏激。她致信费慰梅:“朋友‘IcyHeart’却将飞往重庆去做官(再没有比这更无聊和无用的事了)，她全家将乘飞机，家当将由一辆靠拉关系弄来的注册卡车全部运走，而时下成百有真正重要职务的人却因为汽油受限而不得旅行。她对我们国家一定是太有价值了!　很抱歉，告诉你们这么一条没劲的消息。!”这位朋友是冰心，其时受宋美龄聘请往陪都加入妇女委员会，协助领导文化事务。尽管冰心与宋美龄私交不错，但非徇私而为公，毕竟事关抗战大业——一个这样机关的委员也不算什么了不得的官。林徽因的嘲讽未免有过，冰心的工作既“有聊”也有用，她有意无意地误会或曲解了冰心的重庆之行。我不愿说，林徽因嘲讽由两人往日嫌隙所致。丢开她意气用事，还有嫉恶如仇性格不论，其中不也见出林徽因不攀权贵的可嘉品性。

费慰梅晚年追述:“当我还是一个中文的初学者的时候，她已经是一位精通英语的大师了。”(笔者疑，此处“大师”之译或过头。)　正是如意尽兴的英语交谈、英文通信，她们保持十五年过从，赖此结下深厚情谊。据说林徽因致费正清、费慰梅信多至六百余页，费氏珍藏到他俩离开人世。如费慰梅说:“也许这批信件是她唯一的英文作品集。”原件现今仍存费氏后人手里，复印过一套给梁家。哪天这书信集得以翻译出版，于读者、学者无疑是个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