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在台湾东海大学开会，颜崑阳教授作主题演讲，大意是，中国诗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诗歌，而是一种文明交往的方式，一种意义生存的媒介，应该回到更大的文化脉络中去理解中国诗的传统。当时听了，于我心有戚戚焉。可是后来崑阳有事先离开，未能充分交谈。这次到台湾来参加金萱会，想顺道往淡江大学，与崑阳教授再申未尽之义，我给他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崑阳兄十分热情，邮件往复讨论，不仅邀我讲演，同时邀请我当天晚上参加他主持的一个研究生学术沙龙“群流会讲”，“这个沙龙已经持续了八年，气氛十分热烈，甚至有外校的研究生参加。”

我从台北乘捷运往淡水，四十分钟，崑阳及夫人、他的助理，已经在站外迎候。上山稍坐片刻，崑阳兄赠送论文抽印本五篇，即往一阶梯教室开讲。我的讲演题是“五四新文化对中国文学中美刺传统与隐逸传统的误解”，尽管这是一个在大陆讲过的题目，但内容十分丰富，要真的讲完，可能需四到六个小时。因此我每次都有不同的重点，这次在淡江大学，重点是五四时期诗经学史即《古史辨》第三册的文本细读，让新文化运动胡适顾颉刚郑振铎诸君的不同层面的问题充分暴露出，而不仅是建构我自己的一个说法而已。破中有立，才是要展示给学生的学术与思想的手术刀。

五四诸公从诗经发展出一套新文学的抒情传统，将经学的美刺政治批评，一一斩断葛藤，扫清瓦砾，建立一个小清新的男女情歌传统，——这当然是将古代中国对诗经的文学解读，朱熹方玉润等开始的解读传统，发扬光大，——胡适他们最大的宗旨是文学启蒙，用文学来教育新社会的新人。而古代的文学是死的文学，不是鲜活的文学；是非人的文学，不是人的文学。因此，他把诗经解读为民间的情郎与恋女的情歌，就活了。这其实不够尊重古典的真实传统，只不过是一场新文化的概念建构活动，其成果也并不理想，因为不过只解读了几首风诗而已，大多数的诗，还是要用汉儒的材料才能讲得比较可靠。所以，只是一个文学中的小清新的传统。

然而，美刺批评就这样被否定、抛弃了。于是，中国文学的政治批评的良知，人间主持的话语权，就这样放弃了。大文学全幅的人生关怀与多种的意义功能，就这样消失了。这也从历史文化生态的某一面，导致了中国文学的深度缺钙。胡适他们天真地以为，多读一些男女相恋的作品，人就会自由、健康、幸福。他们一方面把文学看得过于伟大神圣，另一方面又把文学看得过于狭窄单面。

五四诸公的另一误解，是瞧不起隐士。鲁迅、钱锺书，都是这样。一般人也是这样。记得我在安徽师大读硕士时，那时研究生很少，哲学系的研究生与我们同住。当时有一个一心想干大事的哲学研究生，痛斥陶渊明为无出息人，为懒汉、寄生虫。这只有在价值系统已经发生重大翻转的时代，才会有这样浅碟子、单面而自负的现代读书人。

所以，无论是积极的政治参与、大文学的世道人心关怀，还是守护个人生命的价值尊严，重建被五四误解的中国文学传统，仍然是我们这个后五四时代的思想课题。现在是“课题”满天飞的时代，然而真正的时代思想课题，却已经深深掩埋在喧嚣的尘土之中。

淡江大学素以思想激进、文学氛围浓郁而著称，是台湾最好的私立大学。我讲完之后，有一个同学发言，不是提问，而是反驳我的观点。他认为我所希望与鼓励的文学家的政治参与并没有意义，因为根本建立不起来。原因是时代已经改变了，文学已经私人化。我一一加以反驳。不能因为悲壮，而不去建立。不能因为文学变了，就以为正当合理。

华东师范大学的两名交换生也来听讲。其中一名颇有思想的女生问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老师主张文学对社会的批评与干预，但是我有时候发现，看起来是很有道理的批评，当事的双方，其实都只不过是争夺利益而已。这时，如何理解谁是谁非？”

“这个问题很好！”我充分鼓励这个女孩。我回答她，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确实，在社会生活中，往往打着道义的旗号，争的却只是利益。这就是后现代思想所宣称的，没有什么是非，只有利害。然而我相信，一，世间还是有真正的是非问题，不可能全部都化约为利害问题。二，世间还是有真正的追求是非与道义的知识人，而并不都是追求权力的利益人。三，利害问题的里面，也有是非问题，因为A，利害的诉求，也要讲程序的公正，这里就有是非。B，利害问题，发展到后面，也会转化为是非问题。

总之，这是一场很过瘾的讲演。如果没有反对意见，就只是一言堂，不是真正的知识与学问的事情。我就是要与学生一起解决各种各样的思想难题。

讲毕，颜崑阳教授和华东师范大学的两名交换生，陪我一道，缓缓往淡江大学美丽的校园一游。校园里学生人流如潮。草地上一处学生乐团正在演出摇滚，声音很响。那天天气很好，从山顶上往下看，天很远，山很远，云很远。世界很大。从山顶往下走，两边都是古色古香的建筑和园林式的景观。我想起北京的雍和宫和颐和园的一些园子。然而那里的树林，叶子都有点灰暗，而这里的各种草木，高大茁壮，每一片叶子都绿得发亮，——就像崑阳兄的那双大眼睛，那样炯炯有神，像一个天真而有朝气的少年！两个交换生对比师大与淡江，最深的感觉是，他们这里活力四射！

晚上与吕正惠兄、陈文华兄一起晚餐。文华兄第一次见面，正惠兄则是去年十月在台北的一家上海酒家喝酒，又到他家去看书听乐。我说我的同事也叫陈文华，文华兄说有一次有一个学者来看他，说你写的薛涛我觉得很好，可是这并不是我写的。正惠兄还是那样贪杯，自己从怀中摸出小瓶装的二锅头，随身带酒的读书人，古代是刘伶，当代是正惠。据说他夏天里常有醉倒在路边过夜的故事。我们因为还要参加晚上六点半的群流会讲，只吃了半小时的饭即匆匆离席，剩下当代的刘伶意犹未尽的样子……

“群流会讲”准时开讲，是一个已经毕业经年的博士，讲她新写成的有关《文心雕龙》论“文之枢纽”的论文。两个小时的主讲与群评，令人有点震动的是，一，主讲者完全不是为了功利，而是为了学习更多的东西，来参加这个活动的。二，主持人颜崑阳教授为六十岁以上的资深教授，不但分文不取，完全义务组织，而且每次皆能细致总结讲评。学生后来对我说：“不知道颜老师的脑子里为什么有那样永远掏不尽的学问与思想。”三，参与者不仅有在读的硕博士，还有本系的中青年老师。四，这些讲评人，大都不是古代文论专业的，甚至也不是古典文学专业的。他（她）一条一条订正、问难、点评，专注而细致，认真而从容，流溢其间的，是一幅“知之诚笃”的精神气息。而远远地在角落里坐着的，是颜崑阳教授美丽贤淑的妻子，短发、唐装，也在用心听，不时记着笔记。那一专注宁静的神情姿态，直令人想起民国初年秀外慧中的女学生。此情此景，不能不令人为之动容。

当夜崑阳兄的学生，也就是这次群流会讲的主讲人美秀老师开车送我回台北的酒店。美秀老师微胖，热情，健谈，一看就是那种很有爱心、母性优势的老师。一路上，她讲了崑阳老师如何经营会讲，如何教学的小故事。看得出来，她也是老师联系同门学生的令人尊敬的大师姐。美秀老师在一家技术学院里教书兼做行政，学生缘很好，是做事情的完美主义者，对教书生活的理想主义者，非常长于解决学生的各种思想与个人问题。有一次，在武汉大学开完会往机场的途中，成功化解了司机——武汉大学一名博士生的家庭情感困境，司机送她到目的地，感动地说，我太有收获了，这一趟要感谢你……台湾的师生质量都这样NICE，一个关心质量而不是操心崛起的社会，才是一个有希望的社会。

回来翻开崑阳赠送的论文。有一篇题为“从诗大序论儒系诗学的体用观”，他题赠我一段话：“我读过您有关诗大序的论文，大气磅礴，真知灼见，能正五四以降诸君子的误解；宏观之大作也。我这篇论文回归文本，进行微观的诠解，并重构儒系诗学的体系……”；另一篇题为“台湾当代‘期待性知识分子’在高度资本化社会中的陷落与超越”，也赠我一段文字：“晓明兄：这篇文章原发表于2006年，东华大学与江苏社联共同举办的两岸中华文化发展论坛，地点在南京市，当时社联的副主席是孙燕丽。我知道您非常关怀现代知识分子的社会实践问题，故特致此文，让您了解台湾的状况。”他所说的“期待性知识分子”，是指那些有价值自觉、有理想，有想象力，关怀社会人心的知识人。他认为台湾社会仍然十分缺乏这样的知识人。

第二天，阳光灿烂，台北少有的蓝汪汪的天空。我转了很多路，问了不少人，才找到位于温州街的殷海光故居。可是，大门紧闭。我按了一下门铃，有个女子开门看了我一眼，说，现在是休息。又关上了门。我站在门边犹豫着，走还是等？大门忽又开了，短发的知性女子，让我进去，说，你可以看看院子。我在院子里流连，想象着殷先生如何自己挖出一条小河，如何在小亭子里与林毓生先生、张灏先生谈话聊天。秘书看我认真，又唤我进屋参观。门厅是毛玻璃的日式窗，上面写着殷先生的一段话，似乎墨迹未干，云：“政通学兄，你前次所云郑学稼著‘中国社会史论战’一书，遍觅不得。请告知确实出版处及发售地，以便购致。不一即祝年禧殷海光十二月六日”。好像房子的主人还仍然乐此不疲地为找书、找资料在忙着、操心着，这个形象永远定格在台北温州街的一个小巷子里。有一封给张灏的信引起我的注意，殷先生写道：“五四的儿子不能完全像五四的父亲。这种人，认为五四的父亲浅薄，无法认真讨论问题……”是的，五四一辈，太过于直接要出成果，要见新社会世界的实现，他们不知道，社会的改造与前进是一个配套的系统。我们要比他们更全面仔细地讨论问题，而不是解决一个立场、态度就可以万事大吉。我们更不能只是要我们的学生用我们的思想去思想，而不把真正的数学难题告诉他们。

二〇一五年九月二日改订

文/胡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