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的问题一个个抛出，王德峰教授的烟一根根燃起，80分钟的采访中，不下6根。“二手烟?复旦大学都破例了，听课的人可以坐我远点。”——“魏晋名士?”

　　“爱因斯坦晚年在普林斯顿大学接受记者提问，被问临终前最遗憾的会是什么，他说：就是听不到莫扎特的音乐了。这才是精神家园。音乐和思想家是同一层面的”——“终极追问 !”

　　“海德格尔和马克思分别从两个维度对本体论发起了革命，前者从当代文明的‘遗忘存在’，后者从‘劳动的异化’。”——“哲学当代性?”

　　。。。。。。

　　采访中，记者的好奇心一直在面前这位58岁男子前“嘀咕”：他为何被复旦学子冠以“哲学王子”的雅号?时光流向80分钟尾声时，淡淡的烟雾中答案似乎不寻自得：“王子”是诗意、性灵的象征，用汪洋恣肆的才情表达，带你进入哲学的深刻、逶迤绵延的批判长城中，耳边响起王德峰教授的《哲学导论》上的箴言：哲学在当代就是怀着乡愁寻找家园。

　　寻找的“短路”：

　　被迫送烟后的“器”、“道”之问

　　王德峰的口才是有天分的，孩提时刚识字，从父亲书架上觅得几本印度版的《美猴王》，看了几篇后，便在弄堂口滔滔不绝，引得同龄人一时“乐不思蜀”。留校复旦，上全校公开课《哲学导论》，场场爆满。进入教室，面对黑压压的学生，他会说，“大家不是在等我，是在等待哲学。”这样的开场白，你鼓掌吗?

　　王德峰的寻根问底也是天性，“凡事，我都爱追问个为什么。”初二学无机化学，杨老师说公式两边要配平，因为一切化学反应都趋向平衡，世上一切事物都趋向平衡。王德峰问：那么，宇宙的原则究竟是平衡导致静止呢?还是不平衡导致运动呢?讲台上停了半晌，“这是另一个领域的研究了——哲学。”老师送了他一本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虽然只看懂了小部分，但王德峰已经感到哲学要抽象于物理化学，“以后要学就学更抽象的哲学。”

　　1975年中学毕业，他分配进了工厂做了电焊工，“工人空闲时谈饮食男女，我就看书，有时就给他们背背贺敬之、郭小川的诗歌，他们都很喜欢我这个文弱书生。”直到1978年考入复旦哲学系，王德峰依然保持着对文学的爱好，舒婷的《这也是一切》、《思念》、《致橡树》至今他仍倒背如流。但爱追问的天性却使得中学成绩优异的他在哲学系常常只拿80分，“我不愿意把笔记还给老师，考试成了我表达想法的平台，自然付出了试错成本。”

　　正是这种追问，在大学毕业5年后，让他重返校园。

　　1982年本科毕业，他进了上海译文出版社，一座记忆中温馨的“人文作品翻译学校”，1980年代的编辑是较为纯粹的文化人，需要较高的人文素养。译文社里，外国文学的研究者吴岩、汤永宽，海明威作品的译者吴劳都是身边随时可以学习的前辈。国门初开，出版社成了引进西方思想、著作的前沿阵地。王德峰清晰地记得，在参与编辑《20世纪西方哲学译丛》时，自己编辑了《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出版《当代西方学术思潮》丛书时，编辑了马斯洛心理学《第三思潮》。

　　无比愉悦的“谈笑有鸿儒”终于被“迁户口事件”打破。王德峰不明白为何把学校户口迁回街道始终没有下文，同学笑着说，“你要送烟。”“这不是让我俯首称臣，助长奴性吗?”在他看来，中国尚未完成“五四”时开启的启蒙任务，改变主奴关系的社会结构，树立国民的独立人格，远远重要于国家制度的改变。“读书读傻了，那你还要吃亏。”同学留下话。

　　那个年代，户口和粮票挂钩，为了生存，思前想后，王德峰收起人格的尊严，买了烟，第四次去了派出所，终于办成了户口迁移，出门时异常难受：“究竟是国民性导致制度的落后，还是制度落后催生了奴性的国民性格?”想了几天，他觉得无论是国民性格还是制度，终究都是形而下的“器”，形而上的“道”究竟是怎么解释呢?想到九年前初进哲学系时，教授们就说，哲学是研究“道”的学问。 “那瞬间，我知道自己虽然毕业于哲学系，但根本不懂哲学。”

　　这一场社会现象后的自我追问，不仅使他重返校园，这种问道的方式也伴随了此后的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