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体育顶级赛事的申办制度，正陷入两个逻辑悖论之中。

其一，为了“政治正确”和尽可能扩大影响力，大赛在申办竞标中往往设立了或明或暗的规则，实施洲际轮换政策，将一届赛事框定在某一个洲范围内。这必然导致某届赛事的申办竞争空前激烈，而很可能，下一届却毫无悬念。毕竟，各洲的经济实力并不平等。看似为了公平而设立的条件，最终演化为某种不公平——条件更为优越的国家或城市无法参与并不激烈的竞争，这让不少合格者失去了继续申办的意愿。

其二，为了东道主整修场馆及建设相关基础设施，申办成功与正式举办之间必须留出足够长的时间，奥运会一律七年，世界杯则通常在六年以上。但随着近年来世界政经形势巨幅波动，这段必要的准备期令大赛担负了不可预计的“时间成本”。申办时的雄心万丈建立于当年的乐观形势和预期之上，但到了举办时，往往是另一番情景。卢拉在不到两年时间里先后为巴西赢得了世界杯和奥运会的举办权，“明日之国”一时间荣耀非凡，但急剧恶化的经济形势让巴西人很快遗忘了申办成功时的那分激动，接连到来的大赛成为拖累国家的“白象”。

2010年12月的弗拉基米尔·普京，恐怕也不曾预料到七年后的俄罗斯会被挤在夹缝中艰难为生：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这个资源大国影响不大，“金砖国家”被视为世界经济复苏的动力，而普京与梅德维杰夫的位置交换则保证了俄罗斯延续稳定的政策，看起来这个曾经令世界敬畏的国家正在逐渐恢复元气。和美国的关系不算融洽，但奥巴马在2009年访问了俄罗斯，也许一切都会好起来；与乌克兰也有磕磕碰碰，但双方依存于油气供应、经济交融和文化传统的密切联系还找不到断裂的借口；“阿拉伯之春”尚未发生，平静的中东没有日后那么多纷繁复杂的新剧情……在政经双线保持向前势头的俄罗斯，正是在那个时期开始了体育扩张：自2007年索契赢得冬奥会申办后，又接连拿下世界杯、世界夏季大学生运动会、世界游泳锦标赛等一系列高级别赛事的举办权。这其中，世界杯无疑是最为华彩的一笔。

世界杯与奥运会的影响力孰强孰弱，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争论。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世界杯更考验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力——赛期长达一个月，十座乃至更多的承办城市，每天往返于各地之间的数以万计的境外球迷，无论是对各主办地的接待能力，还是连通赛地、接驳赛场的公共交通，都是一次高强度的考验。不过当年的俄罗斯并不会被舆论质疑。比起身前从一片空白起家的南非、以自由散漫著称的巴西以及身后的蕞尔小国卡塔尔，俄罗斯绝对配得上举办一届世界杯——这里有深厚的足球与体育传统，有广阔的市场潜力与充足的资金保证，也有高效的组织体系……如果不是冷战的铁幕与此后“休克疗法”带来的荒凉，苏联或者俄罗斯早该得到拥抱世界杯的机会。

但转瞬，一切都不同了。俄罗斯突然发现自己已经身处“另一个世界”。剧变的乌东局势推翻了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俄罗斯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坠入冰点，无论在哪里做出动作，都会被对方视作对抗和挑衅；在谷底里躺了多年的石油价格，则是另一侧被推倒的高墙，整个俄罗斯的经济基石被动摇了。

2018年的俄罗斯就这样被挤在断墙残垣的夹缝中。在政治的左右下，体育绝不可能幸免——禁药风波借着里约奥运和平昌冬奥两度羞辱了俄罗斯人，而这一风波巧合的起始时间难免令旁观者产生些许怀疑。这更不是一个举办世界体育盛事的合适时间点。虽然西方喊出的“政治抵制”只是堵上了元首政客而非球迷的到访之路，但“政治正确”的导向会让占据话语权的欧美媒体们选择怎样的切入点展现俄罗斯，想必会让世界杯举办国的当政者心生芥蒂。

俄罗斯仅存的幸运是国际足联——世界杯的拥有者、全球影响力最大的体育组织之一——同样在此时被困于夹缝之中。几乎与俄罗斯被夹击的时间线完全一致，国际足联是过去数年里被国际舆论抨击最猛烈的国际组织，甚至其“统治阶层”都被颠覆。

这个曾经权倾一时的国际体育组织被源于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贪腐调查搞得灰头土脸，声望直线下降。涉嫌贪腐的高层们被荡涤一空，当家人由布拉特换成了因凡蒂诺，但国际足联内部的权力架构和游戏规则并未出现根本性改变，这从世界杯未来扩军48强的新增名额分配方案中不难窥得一斑——获益最大的亚洲、非洲、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是决定性的“票仓”，而代表最高生产力的欧洲则继续被打压。

对内，稳住“票仓”，渡过难关；对外，国际足联同样绝不希望再发生巨幅动荡。无论西方舆论如何鼓吹，受到贿选丑闻牵连的俄罗斯和卡塔尔的举办国地位都十分稳固，没有过丝毫动摇。世界杯是国际足联重新巩固经济基础、赢回舆论口碑的底牌，而逆转这场牌局必须建立在赛事稳定举办的基础之上，不容半点意外，必须一切按部就班。

未来的一个月内，因凡蒂诺将是普京最忠诚的盟友。一届必须成功的世界杯将让国际足联洗脱上一代领导者制造的丑闻，同样，也足以展示俄罗斯的不屈和成就。在这一时刻，彼此需要的俄罗斯与国际足联选择互相依偎。

作者：沈雷
编辑：谢笑添
责任编辑：沈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