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6届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9月30日开幕，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代表31个国家作共同发言，强调单边强制措施严重侵犯人权，加剧人道主义灾难，呼吁立即彻底取消单边强制措施。新华社发
潘基文
联合国第八任秘书长，现任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国际奥委会道德委员会主席、韩国延世大学教授。
金垣洙
联合国原副秘书长、裁军事务高级代表，现任韩国智库“与时斋”院长。
姚遥
外交学院国家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公共关系协会政府公共关系委员会副主任。
【光明国际论坛对话】
从1921年到1971年再到2021年，三个时间点，两个五十年。沿着这条时间线，可以清晰地看见在一百年大变局中，国际秩序逐渐朝着公平正义的方向变迁与进化；与此同时，中国逐渐从积贫积弱走向独立自主，进而开启民族复兴的伟业，并在推动国际公平正义、护佑人类共同命运的历史进程中扮演着日益关键的国际角色。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也是国际矛盾“催化”的产物
姚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于1921年，然而，溯源其所孕育的时代背景却不得不回到1919年。一战结束后，安排战后国际秩序的巴黎和会被英法美等西方国家主导，列强不顾中国人民的正义要求，把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殖民特权转让给日本。面对所谓“公理战胜强权”的虚伪之词，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严厉批判“仗着自己的强力蹂躏他人欺压他人的主义”，认为“有了这种主义，人类社会就不安宁了”。其后成立的国际联盟尽管高呼公平正义与民族自决，实际上却被强权政治所操控。你们两位如何评价1919年的世界秩序以及国际联盟的历史角色？
潘基文：第一次世界大战被一些学者描述为是“一场结束了所有战争的战争”，实际上却并非如此。不过，由于一战带来的血腥伤亡令整个世界都为之胆寒，全球民意对战争的憎恶和担忧最终也开启了某种试图更好地管控国际竞争、协调世界事务的新努力——在硝烟和灰烬之中，国际联盟应运而生。然而，可悲的是，公平正义理念远未能真正实现，国际联盟最终无力也无法阻止20世纪另一场震撼世界的全球性冲突——第二次世界大战。
金垣洙：1919年是世界变革的重要节点，一方面殖民主义与强权政治不断反扑；另一方面遭受殖民压迫的民族和人民也开始奋力反抗。1919年3月1日，朝鲜半岛爆发了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三一”运动。同年5月4日，中国爆发了抗议西方列强将德国在山东半岛的权益转让给日本的“五四”运动。恰在当时，美国教育学家杜威赴华讲学，他在一篇文章中认为“五四”运动源于中国人民对国际公平的渴望，但其最终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现状，一个重要原因是学生们缺乏斗争经验，与其他社会阶层也未能实现力量整合。换言之，中国争取国际公平的关键问题，实际上在于人民没有被有效地组织起来，正如孙中山所言仍然是“一盘散沙”。我想这也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动力之一。
姚遥：的确，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强权政治横行的时代背景。金垣洙副秘书长曾告诉我阅读过《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一书，我记得其中有一段讲述习近平在陕北插队时，曾和一位党校老师探讨自己阅读党史的体会。他认为“五四”运动的爆发，不仅是国内矛盾集合与爆发的产物，而且是国际矛盾集合与“催化”的产物——世界依然是强权政治，中国被“世界所接纳”的希望彻底破灭。于是，中国民众——首先是先进知识分子与知识青年，在对西方阵营极度失望之余，将视线转向刚刚进行过十月革命的近邻苏俄。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两个政治事件，都与上述国际大形势以及民间舆情、民众情绪密切相关。怀着对国际公平的憧憬，至1945年二战结束，中国成为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然而由于联合国一度被一些霸权国家及其联盟操控，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又长期被排除在联合国之外，中国被“世界所接纳”的夙愿依旧面临着巨大阻碍。那么，如何看待联合国成立之初的历史局限？
潘基文：1945年，全球民意都希望各国领袖能够最终从两次灾难性的世界大战中吸取教训。用《联合国宪章》的原文表述，成立联合国是“欲免后世再遭战祸”，因此才要寻求一条和平包容的发展道路。然而，1945年建立的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条约和国际组织网络，在实践之中与上述目标仍然相距甚远。其实，实现这些良好目标的唯一途径只能是通过有效的多边主义，因此如果说联合国未能实现其既定目标，归根结底还是由于其成员国特别是一些大国未能有效履行多边主义的宗旨和原则。当一些大国将狭隘的国家利益或同盟利益置于整个国际社会的优先事项之上时，整个世界最终都会蒙受损失。
1971年：中国恢复合法席位使联合国更具代表性
姚遥：今年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的决议。1974年4月6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成为第一位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的新中国领导人，他代表中国政府庄严宣示：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如何评价1971年以来中国在联合国机制中的历史作用及其“永不称霸”的外交政策？
潘基文：今年是联大第2758号决议通过50周年，从那时起，中国与联合国的相互依赖逐步加深。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的各项工作，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国际责任，在全球事务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国际影响。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来纽约出席联合国系列峰会，我有幸代表联合国收到习近平主席赠送的一份特殊礼物——“和平尊”。我特别喜欢上面雕刻着的展翅高飞的七只和平鸽，我们把这份礼物放在联合国大厦的显要位置，因为它充分表明了联合国与中国所共同认可的价值取向——和平发展与公平正义。同时，它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民对联合国工作的大力支持。
中国以自己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平的发展理念影响了一大批国家，对联合国各项工作具有建设性贡献。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缓解紧张局势、促进国际和平以及向世界动荡地区提供援助、斡旋冲突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贡献非常扎实和突出。2015年我担任秘书长期间，联合国在千年发展目标基础上又制定了可持续发展目标，我欣喜地看到中国已于2021年率先实现了几亿人口脱贫，为其他国家做出了榜样。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中国政府展现出了卓越的领导力，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表现出了坚强的意志，已经向国际社会示范了走低碳可持续发展道路和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显著成效。
金垣洙：我想着重强调中国在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之后对全球人文交流的重大贡献。我读过基辛格的专著，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对中国实施贸易禁运，从1954年至1970年，两国在并未建交的情况下于日内瓦和华沙举行了136次大使级谈判，其间中国多次提出恢复两国人文交流的建议，均被美国拒绝。1971年中美两国关系破冰后，毛泽东主席在与基辛格的一次会谈中提出，中国准备“将年龄不是很大的孩子们”送去美国学习。1974年夏，中国政府首次将4名中学生公派至美国纽约，其中有一位时年14岁的女孩名叫章启月——40年后，她成为中国驻纽约总领事。
我认为人民友好的重要意义，在于其有助于凝聚一种全球共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他人和世界。1971年中美关系破冰时发生了举世瞩目的“乒乓外交”，今天我希望体育也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实现相互理解。2018年韩国举行平昌冬奥会、2021年日本举行东京夏奥会、2022年中国举行北京冬奥会，4年时间里东亚三国分别举行一场奥林匹克盛会是前所未有的、有利于地区和平的历史契机。潘基文秘书长卸任之后被选为国际奥委会道德委员会主席，东京奥运会开幕前夕国际奥委会在“更快、更高、更强”的奥运格言之后加上了“更团结”，希望以此提醒我们全球团结的重要性。我希望中日韩三国也能够真正团结起来，为了成功举办奥运会分享经验。北京冬奥会明年2月就要开幕了，我充分相信它一定能够获得成功，将会充分展示中国的软实力与文化魅力，并通过促进体育和文化交流加强国际团结及多边主义。
姚遥：1971年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恢复其联合国合法席位，这既是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实现联合自强、促进多边主义的结果和体现，实际上也最终促成了这一全球性国际组织的完整性和权威性。我们应该如何看待1971年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和国际秩序的变化？
潘基文：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组织中的声音和力量变得日益清晰有力，联合国的代表性也由此获得了增强。1978年9月12日，联合国通过了《促进和实施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我担任联合国秘书长期间，最终将9月12日确定为“南南合作日”。我认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为全世界集体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崛起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当前，全球发展的不平衡与不普惠仍在提醒我们，即便一些国家的经济收益越来越高，我们仍须努力确保实现富裕的机会能够获得更加公平的分配。正是在此意义上，南南合作具有在全球范围内促进平衡增长与公平正义的巨大潜力。在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引领下，南方国家正在建立新的发展合作模式，更加强调互利、互援和成本效益，帮助人们获得更加负担得起的药品、技术和信贷，促进世界各国在教育、卫生、能源和粮食安全等领域更大范围地分享专门知识。
金垣洙：我补充一点，近几年来中国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已经为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致力于实现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带来益处。下阶段，希望“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能够在国际经济治理层面为打造合作共赢新模式作出新贡献，比如通过快速传播的信息技术和基础设施大大改善发展中国家的联网和联通能力，为交流经验、分享知识创造宝贵机会。
2021年：世界正站在抉择的十字路口
姚遥：今年是联合国历经四分之三个世纪后的一个新起点，又恰逢世界经历一场百年不遇的大变局。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揭示出，我们这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又是非常脆弱的。你们二位如何看待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意义？
潘基文：的确，2020年是联合国成立75周年，然而受疫情影响，世界各国领导人却无法齐聚一堂以资纪念，这确实是一个极大的讽刺。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组织，联合国诞生于一场人祸——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之上，体现了战后全世界人民希望子孙后代能够免于他们所经历和目睹之痛苦的强大决心。75年来，联合国虽仍不够完善，但也是举世无双的，成为抵御另一场世界大战的坚固堡垒。然而，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流行给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多边机构带来了严峻挑战——我认为，这一挑战是联合国迄今为止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此次疫情危机给了我们异常严峻的提醒：人类是被共同的纽带联系在一起的，但是这一纽带又是极其脆弱的。如果我们不能重建团结意识并采取集体行动，如果我们无法应对这一流行病以及其他全球性威胁，我们将愧对那些病毒受害者，辜负全世界人民对我们的殷殷期望。在这个疫情蔓延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危机肆虐的特殊时刻，我们对和平与繁荣的追求不仅应该基于各国当前的政治实践，而且应该基于世代相传的人类智慧与文明成果。中国古代先贤说“仁者爱人”，新冠肺炎疫情的教训之一，恰是一些国家忽略了人的健康保障与环境安全，忽视了全面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全球健康和公共卫生资源长期投入不足或分配不均，使一些国家在疫情面前措手不及、捉襟见肘，不仅造成生命和健康的巨大损失，也使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陷入严重危机。
金垣洙：新冠病毒像海啸一样以惊人的速度席卷全球，这个看不见的浩劫制造者正在对世界产生自二战结束后从未出现过的巨大影响。如果我们不能提供充足有效的疫苗接种和治疗新药，这一形势对各国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将非常严重，并可能引发更加严重的全球性衰退。最坏的情况是，疫情会把整个世界推向20世纪30年代那样的大萧条时期。因此，我们要尽一切可能防止最坏的情况发生。这是一项巨大的挑战，但是如果我们携手合作，是可以战胜它的。在这个高度互联和相互依存的时代，互相帮助不是施舍别人的慈善，而是对自己负责任的投资。如果我们不帮助他人抵御病毒，病毒很可能会再次袭击我们自己。世界正站在抉择的十字路口，我们只能选择对人类共同命运有利的前进道路。
姚遥：其实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世界已经面临着经济危机、气候变化等一系列共同威胁。面对种种全球性挑战，我们应该如何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潘基文：全球发展正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国际秩序。疫情对世界的负面影响是长期且复杂的。由于人们担心感染病毒，世界可能会出现更多种族主义和排外现象，此类恶劣行径对遏制病毒蔓延毫无帮助。面对危机和挑战，我们大家必须更加团结。
我呼吁尊重多元文化，没有任何一种发展模式适合所有国家，各国都必须选择适合自己的可持续发展和公平正义之路。姚遥和我一样曾作为东亚留学生在哈佛大学学习，我们共同的老师傅高义教授于2020年末不幸逝世，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在课堂上不断强调的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意义。每一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历史、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必须要彼此理解、携手共进。因此，我同意习近平主席的观点，即在当今这个日益互联互通的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事实上，单边主义或强权政治不可能是新冠病毒、水火灾害、网络攻击、气候变化或其他任何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有效对手。面对全球性问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无论中国或美国，都不可能独自解决所有问题，必须团结一致把所有资源和智慧集合在一起。总之，我们亟须的是一个以多边主义、伙伴关系、文明对话和可持续发展为基础的解决方案。
金垣洙：我们的世界正面临各种各样的共同危机，需要国际社会携手前行、共克时艰。在这方面，我想特别强调大国的关键作用。我注意到中国对于“大国”的定义迥异于西方国家的“强权（great power）”，而是强调“大国（major country）”在客观上具有更大实力、在主观上不应强加于人。在应对全球性危机时，大国应该如何自处？我认为中国的做法可资借鉴。第一，中国相信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第二，中国一贯支持联合国作为世界上最具权威和公信力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在协调国际事务时发挥有效作用。第三，中国认为与其谈“领导”不如谈“责任”，大国拥有更多的资源和能力，应该承担更多责任、作出更大贡献。我希望中国所推进的大国外交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历史进程中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展望未来：我们需要创造一个更加关注“人”的世界
姚遥：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潘基文秘书长时，强调中华民族注重“和”的理念，主张和平、和谐、和而不同。2020年11月，金垣洙副秘书长曾经服务的联合国大会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联大一委）表决通过了“不首先在外空部署武器”的决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继2017年后又一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你们两位如何看待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潘基文：我担任联合国秘书长期间，中国从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成立亚投行到举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不断彰显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促进国际公平正义、创造世界美好未来方面所发挥的引领性作用。随着中国不断取得令人瞩目的进步，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望也在日益上升。我现在已经卸任联合国秘书长，但仍在为应对气候变化等可持续发展危机和全球性共同挑战奔走呼号、努力工作，希望中国继续为联合国事业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更多贡献，不负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殷殷期望。
金垣洙：希望“一带一路”倡议能够成为体现中国愿与世界各国分享经验、合作共赢的典范和例证。期待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能够在世界各国的齐心协力之下早日成为现实。
姚遥：习近平主席2018年4月在会见潘基文秘书长的继任者古特雷斯时指出，不论是国内治理、还是全球治理，都要以人民的获得为目标，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回首过去，支持联合国发挥作用，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是中国外交的一项基本政策。由于种种原因，70多年来联合国的各项机制不乏力匮之处，《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并未得到完全彰显，国际关系中种种不公不义的现象仍时有发生。但我们不能因此说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过时了，问题恰是《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未能得到一些国家的认真履行；也不能说经济全球化是错误的，只能说某些强权国家与利益集团从少数人立场出发，为经济全球化设定的目标和路径是错误的。面对这样一个尚未尽善尽美的世界，我们应该期许一个怎样的未来？
潘基文：我们需要创造一个更加关注“人”的世界，一个能够解决普通人急难愁盼问题的新世界，一个更加正义、更加安全、更加众生平等的新世界。
金垣洙：我们需要一种根本性的范式转型——解决眼前危机的雷霆手段必须与更加长远的人类视野相互匹配，唯此我们才能憧憬并真正迎来一个更加以人为本、更加群体导向、更加顺应自然的美好未来。
转载：光明日报
编辑：金久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