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里·奥德曼以一种极度微弱的表演让自己融入了历史的语境中———丘吉尔，一个临危受命的伟人，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他是一个符号。(资料图片)

李星

1940年5月中下旬，随着纳粹的屠刀在西欧无情扫过，小国如多米诺骨牌纷纷倒下，连传统陆军强国法国也被打垮，英国军队的主力——远征军被重重包围于海边，在短短几个星期，西方文明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丘吉尔二战回忆录第一卷用“风云紧急”命名，可谓恰如其分。近几年，涉及这段历史的英国电影也不约而同地推出，包括《赎罪》《国王的演讲》《敦刻尔克》和《至暗时刻》。

或许，时至今日，面对种种挑战，英国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使丘吉尔和他所经历的“至暗时刻”再次被摆到了聚光灯下，成为供后人参考的素材。历史上，总是存在这些平时并不讨喜，但关键时刻却能成为民众倚仗的人物。美国海军五星上将、被下属形容为“用喷火器刮胡子”的欧内斯特·金用一句大白话概括了这一现象——“每当大事不妙，他们就会来找龟儿子了。”正如电影简单提及的那样，丘吉尔之前“黑历史”不胜枚举，一直被视为带点神经质、夸夸其谈的人物，但真是到了危如累卵的决断时刻，诸多平庸政客束手无策，只有这位具有坚强神经和坚定立场、熟知英国人民性格和历史的人物，才能主持大局。

丘吉尔之所以能成为类似于旧约先知式的人物，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的深厚历史感。丘吉尔家族本身是英国历史的组成部分：他出生的布伦海姆宫，是王室为了答谢其先祖马尔伯勒公爵战胜路易十四而赠送的礼物。在印度灼热的阳光下，当别的轻骑兵军官在午休或者游憩时，年轻的丘吉尔少尉在手不释卷地阅读母亲邮寄来的书籍：吉本、麦考莱等人的史书塑造了他的世界观。对丘吉尔而言，历史就像是一座画廊，里面复制品很多，原品很少。邪恶一次又一次地以不同形象出现，对文明提出挑战。

丘吉尔初出茅庐的第一战，就是英埃军队打败马赫迪国的恩图曼战役。丘吉尔中尉在此战中，作为枪骑兵参加了冲锋，和超过己方人数四倍有余的敌军步兵进行了激烈战斗。他的头脑也在阅读和阅历中逐渐成型，即便一战后的世界渐渐引入了道德相对化的观念，维多利亚时代的老派思想逐渐受到嘲笑和排挤，他却吾道一以贯之。

正邪分明的世界观和深厚的历史感，使丘吉尔和同时代大多数平庸的政治家不同，能一眼看出希特勒的野心绝无止境。连影片中并不喜欢他的乔治六世也承认，丘吉尔看透了希特勒。

影片对乔治六世和丘吉尔的微妙关系作了刻画。张伯伦辞职后，乔治六世以及保守党上下都盼望哈利法克斯勋爵能出来主持联合内阁。所以，丘吉尔和国王在一开始相处并不融洽，但从1940年9月开始，在四年半时间内，他们每周二　(影片中改为每周一)都会在午餐时碰头，秘密而坦率地交换对时局的意见，最后发展为“英国历史上君主和首相所能有的最为密切关系”。

主演加里·奥德曼最为观众熟知的往往是　《这个杀手不太冷》　和　《空军一号》　里面的邪气形象，但这次演出丘吉尔这一反差极大的角色，却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几乎完美地复刻了丘吉尔的气质、习惯和性格，经常使人产生观看纪录片的错觉，真切地还原了这位“历史上最伟大的英国人”。

不过，影片中一再调侃丘吉尔的加里波利登陆战，实际上也是属于深具战略想象力，但执行导致失败的典型。一战中土耳其封锁了俄国黑海通道，导致俄国货物出口降低98%，进口商品和军火输入降低95%，对急需出口换取资金和军火的沙俄犹如釜底抽薪。如果历史上的加里波利没有因为种种拖延和漫不经心导致失败，丘吉尔的战略构想能顺利实施，就能成功迫使土耳其退出战争，此后罗曼诺夫王室很可能不会倒台，20世纪的历史也会遭到改写。所以丘吉尔在影片中对此也进行了愤怒自辩。电影编剧对历史下了大功夫，诸如此类的历史细节和经典碎片在影片中随处可见。

影片结尾打出一行字幕———“没有最终的成功，也没有致命的失败，要紧的是继续前进的勇气”，无疑很好概括了丘吉尔在至暗现实中，等待破晓时的信念支撑。丘吉尔在敦刻尔克撤退后，在激励英国人民的演讲中提及，“倘若英联邦和英帝国再生存一千年，那么人们还会说‘这是他们最光辉的时刻’”，演说名“最光辉时刻”和片名“至暗时刻”形容的是同一时期，字面含义却完全相反，颇具深意。重压之下，希望之火长存。

(作者系专栏作家、影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