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30年代的“软性电影”论争中，左翼影人王尘无可谓一重要角色。其与唐纳、鲁思、史枚等人一道，与刘呐鸥、穆时英等被定义为“软性电影”论者，展开了激烈论争。在一篇小文中，我曾如是略述其生平事迹：

尘无（1911—1938，江苏海门人），原名王承谟，笔名尘无、王尘无、摩尔、向拉、方景亮等。曾就读于持志大学。1932年7月，与沈西苓等合办左翼电影评论刊物《电影艺术》，另在上海《时报·电影时报》等处发表有大量影评和《电影讲话》《电影在苏联》《中国电影之路》等论文。《论穆时英的电影批评底基础》之外，其批评“软性电影”之文，还有《清算刘呐鸥的理论》《刘呐鸥的责任》《夜记之什（一）·“软性电影”的毁灭》《毒药与圣药》等。著有《浮世杂拾》《王尘无电影评论选集》。（王贺：《穆时英研究三题》，《汉语言文学研究》2018年第4期）

唐大郎

事实上，王尘无早在上世纪30年代初已是中共党员，亦属地下党领导、支持的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上海总盟、影评小组成员。其竭力批判“软性电影”，或属临危受命之举，亦未可知，但诸种电影史、文学史论著并拙文在内，均视之为一早逝的左翼电影批评家，几未注意其有另外的身份、面相。然而，近阅张伟、祝淳翔编《唐大郎纪念集》（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下简作《纪念集》）见载唐大郎诗文、掌故，竟发现多笔王尘无研究资料，颇有助于我们打破此前对其形成之“刻板印象”（stereotype）。

据唐大郎所记，其与王尘无订交于1933或1934年，“时为细雨溟濛之晨，尘无来访唐瑜，唐瑜为愚介，尘无乃力扬愚小诗之美，为之悚然，盖愚知尘无，工旧诗，文亦清致幽远，如愚犷野，胡足见称。愚平时自傲，恒人誉吾诗佳者，必勿悦，以为彼又何知者。而尘无忽致其颂词，则又惶恐不敢受，患其过奖，而不作由衷论也。”（《愚识尘无于四五年前》）但在此之前，唐已知尘无工于旧诗，尽管其所见者，只限于尘无发表在报纸上的部分，仍“诵而爱之，”以为其“清微幽远，似出晚清人手”。如其病中得诗“白头父老呈霜柿，素手村姑荐蜜茶，不道先生非税吏，病余来看早梅花，”清新质朴,浑然天成，颇为友人津津乐道（《愚识尘无于四五年前》《看梅花》）。

唐大郎漫画像

1937年春，由张道藩编剧、黄天佐导演的《密电码》于南京、上海等地放映。当其试映之晨，唐大郎以起身太迟，未及往观，其一友人称“战争场面甚好，口号太多，是一出正经戏也”。而王尘无则“在湖上作《杜鹃篇》”（《〈密电码〉试映》），惜未见此篇全貌，此后似亦未见其有关《密电码》之影评发表。《密电码》一般被认为是国产谍战片的“开山之作”，虽然不一定是“软性电影”，但站在特定的意识形态立场、党派政治立场上，要对其作出批判并不费力。

王尘无生前亦曾以一帙自订诗集，交邓钝铁（粪翁），并谓“毕生心血，尽于此耳”。其中收诗数百首，大多为作者朱笔删去，只余三十余首，自谓“一生有十首诗可传，则死且无憾，”请邓氏更为删削，最后仅剩十余首。（《尘无删剩之诗》《粪翁遵尘无遗志》）但此说似亦不甚确。因唐大郎另文称，在王尘无亡故后，邓钝铁董理其遗稿，“得诗九十余首”（编者欲更删去二三十首）“《吞声小记》二万余千字，”且“诗经叔范、禹钟校定”，沈禹钟作序，邓氏则为其题跋。

此处《吞声小记》中的“吞声”，即王尘无。1935年末，唐大郎有补白《听潮白鹭怕雄飞》，称：“王先生近来颇有绮行，其心上人则亦诗亦影，在诗中乃亦及之也。诗云：‘开过蘼芜了了春，佳期正值此芳辰，圈中自有颜如玉，何必临渊羡别人。’”因故有人作调吞声诗，可发一噱。

作诗之外，王尘无亦偶有壮语。在致友人书札中，即有“适当午睡，闻隔岸炮声，极易入梦！”数语，虽寥寥十余字，却被称为“神来之笔。”（《尘无神来之笔》）遗憾的是，近现代文言散文向来较少研究，目前尚不确知尘无之文言文章多否、能入方家之法眼否。

作者：王贺
编辑：刘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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