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档案】陈其人（1924-2017），广东新会人。著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者、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贡献奖获得者。1947年毕业于中山大学经济系，1952年结业于教育部政治经济学研究生班。1951年起先后在复旦大学经济系和国际政治系任教。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出版著作25本，发表论文150余篇。主要著作有：《资产阶级价值学说批判》（1957年）、《19世纪上半期法国和英国庸俗政治经济学》（1965年）、《帝国主义理论研究》（1984年）、《大卫·李嘉图》（1985年）、《帝国主义经济与政治概论》（1986年）、《布哈林经济思想》（1991年）、《殖民地经济分析史与当代殖民主义》（1994年）、《南北经济关系研究》（1994年）和《世界经济发展研究》（2002年）等。

100多年前，马克思为了写作《资本论》，20年如一日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埋头研究，不仅留下了广为传颂的“马克思的足迹”，也留下了一本“工人阶级的圣经”。

100多年后的中国，有这样一位马克思虔诚的“信徒”和“布道者”：他一生致力于《资本论》的研究，用几十年如一日“甘坐冷板凳”的精神，将马克思艰深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一点点抽丝剥茧，穷尽了其中几乎所有可能的研究问题，并且将其作为信仰，终生矢志不渝地捍卫着。

这个人便是著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陈其人。正如复旦大学副校长、国际政治系教授陈志敏所言，“他终其一生对真理的追求，不仅诠释了什么是一位高风亮节的学人，也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树立了一块丰碑。”

胸怀天下，“为穷人摆脱贫困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我一生都在致力于《资本论》。”这是他在《自传》中对自己的学术总结。作为马克思最厚重、最丰富的著作，这部巨著深奥的思想、复杂的体系，往往令许多学者望之却步，但陈其人却将毕生的心血注入其中。

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让陈其人愿意坐着几十年如一日的冷板凳，啃着这块“硬骨头”？他曾经说，这不是个人所好，而是由世界观所决定的。《资本论》深刻地揭露了资本家压榨劳动者的真相，尖锐地指出了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为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精神指引。虽以资本为研究对象，心系的却是“人”、是全人类的解放，马克思的这种终极关怀也成为了陈其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读陈先生的著作，会发现他的背后也有一种情怀和关怀，就是平等以及人类的解放。”这是许多学者的共同感受。

这一学术旨趣和问题意识的形成，与陈其人的成长和治学经历不无关系。1924年，陈其人出生于广州新会。他父亲早年经商，却因为“在经济人荆棘丛中仍然坚持做道德人”，以致家道中落、穷困潦倒，但这种良知和坚守对他影响甚深。1939年4月，故乡沦陷，每次进城，陈其人都要被迫别上“良民证”，对日本人鞠躬、任其搜身。这段屈辱的记忆，以及后来因为战乱颠沛流离的生活，都让他暗下决心，“想到穷人，用功读书，学好本领，报答人民。”最终让他决定走上经济学之路的关键时刻是在高二——时任中山大学经济系主任王亚南教授的一场名为《现代、现代人、现代国家和现代政治经济学》的讲座，让陈其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因此决定报考中山大学，师从王亚南教授。

读书时，一次答疑课上，陈其人问起老师关于“二五减租”的问题。王亚南放下书，神态凝重地向他讲述起自己的经历：他曾参加北伐战争，当时国民党对农民许诺实现二五减租的政策，将现行地租降低25%，但因革命失败而终成泡影；悲愤的他随后来到西湖的一个佛寺，与正在寺里翻译《资本论》的郭大力相遇。两人一拍即合，下决心共同翻译、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这段谈话对陈其人影响深刻，以至于他60多年后回想起来，老师凝重的神态仍历历在目。

前辈们这种胸怀天下的学术使命感，在年轻的陈其人心中埋下了种子。1945年，当21岁的陈其人走进广州文德路上的一家旧书店，毫不犹豫地，用身上仅剩的钱买下一本郭大力、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从此，致力于《资本论》、“为穷人摆脱贫困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成为他孜孜不倦、一生求索的事业。

《陈其人文集——经济学争鸣与拾遗卷》

在跌宕起伏中一以贯之追求真理，耄耋之年仍然坚持著书立传

在《资本论》中，陈其人最喜欢的是它开篇的一句话：“走自己的路，不要管别人说的话。”他说，独立的学术人格是学者的必备素质。这句座右铭也成为他一生学术实践的写照。在他跌宕起伏的治学道路上，始终不变的是对真理一以贯之的追求。

1951年，陈其人来到复旦大学经济系，很快便正式开始了他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1955年，31岁的陈其人迎来了学术生涯的第一个黄金期。接下来3年间，他以每年出版2部著作的速度，成为学术界的新星。

但“晴天也有霹雳”，1958年，陈其人被打成“修正主义分子”，下放到复旦附中。但在困厄中，他仍然坚持不懈地写作批判“亚当·斯密教条”。其中一篇他以笔名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被当时马列主义教育系的余开祥教授认出并大为赞赏。后来，余开祥不仅帮助他回到复旦大学工作，也直接促成了1965年他批判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著作《十九世纪上半期法国和英国的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出版。余开祥不顾个人安危的雪中送炭，让陈其人一直心怀感恩，尽管二人年龄相仿，但他依然视余开祥为恩师。二人的“君子之交”在复旦也是一段著名的佳话。

文革期间，陈其人的藏书被当作反动书籍成捆成捆地上交，只有《资本论》因是马克思的著作而幸免于难；那段日子，他的学术研究停摆，只能日日对着《资本论》发呆、落泪。直到1978年“科学的春天”到来，得到平反后的他再次以旺盛的精力和忘我的境界，投身于教学和科研之中，迎来了学术生涯的第二个黄金期。

当时，中国政治学发展迎来“补课”的新局面，全国第一个政治学讲习班在复旦大学开办，陈其人作为顶尖的学者被邀请参与。为了适应系里的要求，他积极研究之前未涉足过的殖民地和帝国主义理论，他开设的“帝国主义政治与经济”、“《资本论》导读”、“经济学说史选读”等课程都受到了学生们的热烈追捧。             

70周岁时，回顾自己坎坷的治学生涯，陈其人曾自嘲，“学徒农民士兵苦学生穷教授牛鬼博导是生涯，商品货币资本宗主国殖民地计划市场乃文章。”

在复旦大学举行的“礼赞大师·陈其人教授学术人生”展中展出的陈其人著作

展览中展出的陈其人手稿

他的一生共出版专著25部，发表论文150余篇。1995年退休后，本该颐养天年的陈其人，却爆发出惊人的生产力。据统计，他在80高龄后出版了8部著作，占到了他本人全部公开发表著作的三分之一，其中包括许多具有代表性意义的著作：85岁发表《李嘉图经济理论研究》，86岁出版《东西方经济发展比较研究》，90高龄时《亚当·斯密经济理论研究》得以付梓。许多书稿的写作和修订，是他在与病魔的抗争中蹒跚推进的，家人见状曾戏谑地问：“你一不用申请高一级职称，二不缺钱花，如此苦写，所为何事？”他没有豪言壮语，只是平淡地回答：“脑子里想着问题，不写出来不痛快。我图的是痛快！”

学术生命的“保鲜”，或许也得益于陈其人“与时俱进”的治学精神。1996年，72岁的陈其人受病魔困扰，卧床了整整4年时间。病情稍微好转，便开始学习电脑打字。身为广东人，他的汉语拼音不好，就苦练五笔字型，日日背诵“王土大木工，目日口田山”。要知道，那时即便是年轻人，用电脑的也很少。也正因为这样，年龄没有成为“绊脚石”，陈其人在晚年反而又迎来了一段学术黄金期。

因为钦敬陈其人先生的才学，西北大学教授刘承思曾将楚图南题赠戴东原纪念馆的两句诗转送给他，誉称他“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陈其人对此则微微一笑，淡然答曰：“著文执教中有我，吃饭穿衣外无他。”

鲜为人知的是，这位著作等身的经济学家，直到66岁的时候，才有一个独立的小书房。“一支粉笔、两袖清风、三用斗室、四十余年”，这是他在90年代回忆过去工作40年的总结。1990年之前，一家五口的陈其人没有书房。住房小，最困难的时候，只能在桌子上睡觉。为解决住房问题，他只好到南京兼课，每月在沪宁线上奔波，以时间换空间。

《帝国主义理论研究》

他的研究形成了一个逻辑自洽的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翻看陈其人的学术履历，令人感叹的不仅仅是他学术生产力之高效，还有他研究领域涉猎之广泛，这显然是因为他对《资本论》所涉及的各种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也正因为这样，他的学术活动几乎涉及了政治经济学的所有领域，这些研究涉及“中外古今，东西南北，既有政治经济学原理，又有经济学史，既有世界经济，又有中外经济史”。用陈其人自己的话来说，这些都是“以致力于《资本论》为基础，再加努力的结果”。

以《资本论》为基础，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他全面系统地批判了斯密教条和庸俗政治经济学，在国内较早提出“世界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和货币理论、帝国主义和殖民地理论、南北经济关系、亚细亚生产方式等，均有博大精深的研究，许多见解都是发前人之未发，在学界产生重要影响。也正因为这样，在许多学者看来，由于陈其人几乎穷尽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域所有的研究问题，其研究早已超越对《资本论》文本的诠释，形成了一个逻辑自洽的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庞大的理论大厦也是一砖一瓦建立起来的。陈其人曾经说，自己的写作并不是事先制定好计划，一本一本地写出来；而是在写某一本的过程中，觉得有些问题和材料不宜放在其中，而应该继续研究和收集，加以整理，构成另一本著作。这样有了第一本，便陆续产生了其他几本。

一些著作从零星的想法到最终的落地，战线也可以拖得很长。换做一般的学者或许早已抛之脑后，但陈其人却能一直惦念着。比如对货币和物价理论的研究早在1945年夏就开始，当时他还是中山大学法学院经济系的学生。此后，他的兴趣转到其他方面，直到70年代80年代初，才恢复这项研究——契机是1980年，他听了货币理论权威美国的米尔顿·弗里德曼教授的讲演，一些观点令他难以苟同。再如《卢森堡资本积累理论研究》的写作：1959年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中译本出版，他第一次阅读时就产生了极大的震动，想为此写点什么。暗下决心时，他刚过而立之年；到动手写出来，已是耄耋之岁，中间间隔40多年。

《卢森堡资本积累理论研究》

伴随着多年来研究的深入，《资本论》对陈其人来说早已不单纯是研究对象，而近乎成为了一种学术信仰。有段时间，“《资本论》已经过时”的声音甚嚣尘上，陈其人却不以为然，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不要管别人说的话”。只要资本还在，剥削还没有消失，马克思的批判就始终有力。他深信：“《资本论》的原理是永远存在的。掌握了批判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武器，可以拿来指导我们建设”。去世前，他谈到自己这辈子最引以为豪的事情，就是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和捍卫了劳动价值论。

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坚持，也成为他理解世界的“绳墨”。多年来，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新问题，他总是试图从经济学理论以及自己的研究成果，去观察并加深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晚年回到家乡，看到广州的“烂尾楼”现象，他会忍不住拿《资本论》来评析一番；广州人对饮茶吃饭的重视，商人求神拜佛的现象，他也要思考是否符合历史唯物论的要求。

也有人曾经劝他，不要这么迷信“本本”，应该重视直接经验。但他却说，当然不能迷信，但是应该重视。直接经验虽说是认识的源泉，但毕竟只是本人的，是有限的；而间接经验则是人类进入文明时期以来亿万人的直接经验的积累和总结，绝不能轻视。“一部科学史，不是目无前人的历史，而是后人踏在前人的肩膀上攀登的历史！”

一生只为一事来。用这句话来形容把《资本论》作为信仰、把学问当作了人生的陈其人，再恰当不过。

没有傲气，但有傲骨，是学生们期待中“大师该有的样子”

除了科研外，陈其人也非常注重培养学生。他曾经说，自己之所以走上教书育人的道路，得益于三个人：一个是他的外祖父。外祖父是举人，因废科举而断了仕途，便成为“教馆先生”，以教书、育人、著文为乐，令他好生羡慕。第二个是王亚南老师，“上了他的经济学之舟，再也没有下来过”。最后是余开祥老师，正是他的提携和培养让自己虽几经周折，但最终如愿在高校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

有学生这样回忆陈其人的课堂教学场景：“‘商品是一个天生的平等派’，而这个‘天生的平等派’又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导向了资本对劳动的不平等的强制。陈老师这样娓娓道来，把宏大复杂的《资本论》讲得深入浅出，令人豁然开朗。”也有学生回忆，“陈老师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极其重视学生的逻辑能力和抽象思维，甚至要求学生每个星期都阅读大量材料并写一篇文章，向他作汇报。老师住在校外，来校都会和学生到食堂午餐并交流学术，这样的活动每次都要到食堂工人开始打扫卫生才结束。”

在《资本论》的研究中，陈其人就格外重视方法论，他认为自己的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帝国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理论，全部是建立在卢森堡资本积累论（从理论上看是错误的）中的方法论（有启发性）基础上的。这种研究理念也贯穿到他的教学中——他认为培养学生就是要让他们“具有较高的抽象力和创新力，尤其要掌握方法论”。“有些人在充分占有材料后，除了罗列材料，就寸步难行了。有些人则能从中抽象出规律，揭示出本质。研究工作者的水平的不同，就表现在这里了。”社会科学的使命之一就是把不同社会现象之间的规律性联系揭示出来，陈其人的这番教诲放在今天来看，依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课堂教学之外，陈其人留给年轻后学最珍贵的礼物，毫无疑问是他矢志不渝的治学精神。“先生的一生一直恪守、敬守、遵守学术的初心，同时又以笃行对后辈们提出高标准、高要求，激发了后辈的使命感。我们要学习他的这种治学精神，将大师的‘学脉’薪火相传下去。”今年9月，陈其人逝世2周年前夕，在复旦大学举行的陈其人教授学术思想座谈会上，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苏长和这样说。

座谈会上，人们在陈其人的学生和同事的回忆里，多少也能想象出他生前的模样：“他永远很神气，腰杆挺直，一身浩然正气。没有傲气，但有傲骨，正是‘大师该有的样子’。”

2012年，陈其人获得第十一届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贡献奖”，这是上海市社科评奖中分量最重的奖项。颁奖典礼上，他这样对后辈们分享自己的研究经验：“要老老实实做学问，不能夸张，不能浮夸”。这句话简简单单，但只要联想到他一生的学术实践，恐怕任何人都会觉得这是份沉甸甸的嘱托。

作者：陈瑜

编辑：陈瑜

责任编辑：杨逸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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