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诺也认为布鲁姆非常擅长做些自认为“理所当然”的论断。布鲁姆一直将艺术视为“争夺最重要地位的竞争”。而竞争、冲突是“文学关系中的核心因素”,尽管他也明白这仅仅是针对某些艺术家们而言,并非全部。他仍旧为自己“不断制造经典”而感到自豪。他仍旧在谈论“诗人中的诗人”,“他内心的魔鬼,作为诗人,他潜在的永生,他的神性。”
对于挑剔的文学爱好者,那些渴望读到清晰概念、有关作家之间影响关系的令人信服的证据,以及塑造伟大经典的哲学连贯性的读者来说,罗马诺觉得布鲁姆让他们失望了。甚至那些非常仰慕他作品的人也表示了遗憾。《阅读,写作以及哈罗德·布鲁姆的影响》一书的两位编者(Alan Rawes和Jonathon Shears)曾表示,他们的文集中必须包含“许多读者在布鲁姆著作中发现的他迂腐、保守、歇斯底里和愚昧的一面”。布鲁姆把对文学的激情化作对各式各样热爱文学的人的怒火,或许他的那些批评仅仅展示了他的性格,而不是一种健康的审美判断。当布鲁姆在解释他最为核心的观点即作家之间的联系时,我们得到的答案也是随心所欲的戏弄:莱奥帕尔迪对但丁和彼得拉克的“占有”是一种奇迹,而并不是完全自然的;弥尔顿在哈姆雷特面前遭到了一次“卑微的失败”——被角色打败而非被作者打败。
罗马诺认为布鲁姆的上述特质让人不禁想到他为切尔西出版社草率写成的导语——专横跋扈,以权威服人。现在不如来看看他为佐拉·尼尔·赫斯顿所写的导语:“文学以外的因素已经被拿来作为作品是否能被奉为正典的考量因素,从希腊化时代的亚历山大里亚时期一直到今天出产艾略特、庞德的高度现代化的时代都是如此。所以,如果在今天,女性以及少数族裔的作品因文学审美之外的因素而受到仰慕,我们也不必感到诧异。”布鲁姆的这种说法在罗马诺看来龌龊之极,因为布鲁姆之前对赫斯顿的评论还是正面的,至少他还是喜欢她的作品《他们眼望上苍》。然而那些不戴着欧洲精英有色眼镜的人,难道会相信“赫斯顿真正的信仰基础源于尼采的指令,即我们必须像在早晨一样生活”?布鲁姆的骄傲自大还可见于他为拉迪亚德·吉卜林所写的故弄玄虚的评价:“吉卜林的作品是以美学家的修辞写成,在形而上层面是非常佩特式的。”
布鲁姆在他《影响的剖析》开头提到了罗伯特·伯顿17世纪的文学经典《忧郁的解剖》(The Anatomy of Melancholy):“或许我和伯顿的相似之处在于,我和他有着类似的痴迷。”确实,布鲁姆就对爱默生万般痴迷,拜倒在这位“康科德的圣人”的名言之下:“如果一个人无畏地将自己根植于本能之下,并且恪守这一信念,巨大的世界将会为他打开。”
作者:编译/邱迪玉
编辑:刘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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