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先生

许纪霖

在新书《中国文化的精神》中，许倬云从小传统进入，从民众的日常生活和不自觉的人格心态之中，发掘文化的本相。他对此有精妙的解释：“从开天辟地以至于到江湖豪侠，从男女私情到精怪现象，涵盖的范围，看上去似乎凌乱，却也代表了中国一般老百姓他们的喜恶和褒贬。一般老百姓，很少会在谈话时，引用四书五经、二十四正史，他们的历史观，就是这些故事串连在一起的一套评价。”

许倬云先生是中国史研究的大家，他的西周史、春秋战国与汉代的社会史研究独步天下，但影响更大的是他打通中西、纵观古今的通史研究。大师写专著不难，但大师写小书，却没有几位能够做到。近20年来，许先生的《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历史大脉络》《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许倬云看历史系列》《说中国》等，成为脍炙人口的畅销读物。不要以为这类读物好写，只有学问到了炉火纯青、阅历通透人情世故、人生看尽江山沧桑的时候，方能够化繁为简，将历史深层的智慧以大白话的方式和盘托出。有学问的专家不谓不多，但有智慧的大家实在太少，而许先生，就是当今在世的大智者之一。

中国文化的精神》，是许先生新著，气象与格局都很大，这与他内心拥有家国天下的大关怀有关。1999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工作的时候，第一次与许先生相识。那一年，他在中大历史系客座。有一天，他将我召到他的办公室，不谈具体的学问，而是与我讨论当今世界文化出现的大问题，这些问题令他感到深深的焦虑，不吐不快。近20年后，当我阅读许先生的这本新著，发现这些问题依然盘桓在他内心，弥久而不散。他在书的开篇就说：“二十一世纪的世界，似乎正在与过去人类历史脱节。我们的进步，似乎是死亡列车，加速度地奔向毁灭。套用狄更斯在《双城记》中说的话：‘我们是在最美好的时代，我们也在最无望的时代。’”除了世界，他最关心的自然是中国。随着在经济上的崛起和社会日趋世俗化，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尤其在社会文化层面。许先生决意写一本书，重新反省中国文明，看看是否还有剩下的一些余沥，足以挹注和灌溉正处于危机中的现代文明。于是，他将书名定为《中国文化的精神》。

关于中国文化的精神，自五四以来的一个世纪，已经有许多讨论，几乎所有的文化大家，都有自己的论述。许先生的这本书，依然有自己独特的视角。文化有大传统与小传统之分，以往对中国文化的阐述，大都从儒道佛经典的大传统层面检讨，成绩斐然；然而，许先生观察中国文化的法眼，却从小传统进入，不是从精英的观念，而是从普通民众的态度，即他们的安身立命、处事做人的原则，考察日常生活形态中的中国文化。许先生说：“从开天辟地以至于到江湖豪侠，从男女私情到精怪现象，涵盖的范围，看上去似乎凌乱，却也代表了中国一般老百姓他们的喜恶和褒贬。一般老百姓，很少会在谈话时，引用四书五经、二十四正史，他们的历史观，就是这些故事串连在一起的一套评价。” 这一研究方法，与法国年鉴学派提倡的心态史研究，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眼光往下，从民众的日常生活和不自觉的人格心态之中，发掘文化的本相。他的社会史和考古学的知识以及饱满的生活实感，让许先生得以在神话、传说、小说、祭祀、文物、中医、卜卦、民间信仰等多种文本中自由行走，展示的是一个活生生的、日常生活中的中国文化。

要寻找中国文化的精神所在，首先要立足于与西方的比较。许先生指出，与西方基督教文化以神为中心不同，中国文化以人为中心。但这个“人”，又与文艺复兴之后的“人”不同，不是超越了宇宙万物的孤独的、自主的个人，而是与天地同等的人。从中国的造人神话，到董仲舒的阴阳五行宇宙论，天地人，是宇宙最重要的三个元素，三者之间不是相隔，而是互相统摄，人在天地之中，天地亦被人化。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之说，在中国人的心里，始终成为主导的潜台词。即使中国人接受了外来的佛教、祆教及摩尼教，但仍以天人感应的理念，融化于其中，组织成海纳百川的中国观念。

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人的宇宙秩序，包括创世的传说与各种信仰，并没有特定的大神主宰一切，而是由众神构成一个大的神圣总体。中国民俗信仰这一特色，和犹太基督教将宇宙一切的变化归之于神的意志，两者之间有极大的不同。中国人的观念，宇宙运行的“运”和“势”，是宇宙系统各种元素自在作用的结果，在这个有机的宇宙系统之内、人如果能够掌握“运”和“势”的大方向，也能够顺势而为，人因此可以获得宇宙能量赋予的最大福祉。

许先生以中医学和烹饪学为例，说明中国人讲究的五味（甜、酸、苦、辣、咸）相当于“五行”（水、火、金、木、土），本身无所谓好坏，最重要的是相互的平衡和对冲。综合太极、八卦、堪舆、奇门，这些民俗的智慧，乃是将数字与图形，组织成一个有机的宇宙。在这个宇宙模式之中，各个部分存在着互生互克的有机联系，宇宙不借造物主的外力，自生自灭，生生不息，发展变化。

宇宙的这一有机性，也体现在人自身。许先生在书中提到王阳明在《传习录》中，将人的精、气、神视为同一回事：“流行为气、凝聚为精、妙用为神。”也就是说，“精”是生命的本体，“神”是生命中呈现的理性和感性，而“气”，乃是将生命之能量发布于各处。

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最重要的，莫过于其对生命意义的独特理解，而这又与民族的宗教信仰有关。因为儒家是一种人文学说，而历史上的中国，又以儒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因此，长期以来中国一直被认为是一个缺乏宗教性的国家。这种看法既对也不对。如果将宗教理解为像西方一神教那样的制度性宗教，自然中国人的宗教观念很淡。但美国研究中国宗教的权威学者杨庆堃先生将中国的宗教视为一种与西方迥然不同的弥散性宗教，那么中国人的宗教就有其特色了。许先生在书中对中国的弥散性宗教的特色有非常出色的阐述和发挥。他说，中国的宗教信仰，有神祇和祖灵两套主题，在民间社会，对包括儒道佛在内的各路神祇的信仰和对祖宗先人的崇拜，构成了一个热热闹闹的神灵世界。中国人的宗教情绪，并不一定依附在建制性的宗教系统及其有关仪式，而是普遍地融合与包含在日常生活之中。从生和死的问题，延伸为祖先的记忆，凝聚许多个人为宗族团体，而宗族与宗族之间，又有千丝万缕的亲情成分，由此构成了一个有机的中国社会，这个社会是由血缘、信缘与地缘三种关系网络交错而成的。

首先是血缘关系。许先生认为：在人间伦理方面，一个族群的延长，是父子祖孙相承的亲缘系统。从《诗经》时代开始，中国人对于亲子之间的亲密关系，就是从幼儿时代的感情成分开展。儒家坚信，人之初，性本善，人性善的核心，乃是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从恻隐之心，延展为羞耻、辞让和是非之心，成为仁、义、礼、智的源头。从心理学上着眼，将心比心，则以生理的亲子之情作为基础，建构人间社会众人共存的基本原则。

这一血缘为本的文化，也塑造了中国人独特的生死观。生与死，是人生最本质的问题。许先生指出，中国人的生命观，并不是将生、死割裂两节；放在家族的血缘脉络之中，生和死是连续的，也只有将一代又一代的生命连成一串，才能慎终追远。一个个个体的生命，串联成一个群体的生命，成为整个家族，乃至整个民族的生命延续。个人的死亡，只不过是下一代“生”的转换。在中国人的观念当中，整体的生命是两条线，一条是对延续的盼望，一条是对于过去的忆念。两者是平行的长流。于是，死后的境界，乃是死前生活的延续；生前具有的一些人际关系，在死后，照旧延续。这两条并行线：就是生命和死亡，使得现在与过去，永远平行、纠缠不断。这一基于宗法血缘家族的独特的生死观，与西方的个人独立面对上帝的生死观，以及佛教的生死轮回观，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人为子孙后代而活着，为千秋万代造福，同时行事做人要对得起祖宗，不辱没先人，个人的生命意义与死后的价值，都与血缘家族的传承联系在一起。

其次是信缘。许先生指出：“中国的宗教信仰，与西方犹太基督信仰的最大差别，乃是在于中国人讲宗教情绪，以及与其有关的仪式，都融合在日常生活之中。” 西方的基督教“因信称义”，强调的是“信不信”，但中国的宗教具有实用性，如杨庆堃先生所说，乃是“神人互惠”，关心的是“灵不灵”。只要是能够保佑自己以及家人，哪家菩萨和神仙灵验，就拜哪路大神。

因为具有实用性，所以中国的宗教不像犹太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这些一神教，坚信只有自己的神是唯一的真神，这个神主宰宇宙自然、世间万物与每个人的生死苦乐。他们都相信末世，相信善恶是非、黑白分明，当末世来临之际，一切都将在神面前得到无情的审判。因此，在西方的历史上常常发生宗教战争。中国人对世界的理解是一个多神共治的世界，儒家的孔子、佛教的观音、道教的太上老君以及关公、吕洞宾、土地神等，彼此之间可以相安无事，放在一个寺庙里面祭祀。许先生在书中提到，他的家乡无锡，各路寺庙尚有一定分别，佛教是佛教，道教是道教，地方上纪念的人物，各按其性质和事迹，各有各的寺庙。但在台湾，却是相当程度的混杂，一家寺庙，几乎没有例外，都会成为许多不同神明的共同奉祀之地。他以台北著名的万华龙山寺为例，诸位神祇，包括佛、道、儒三教皆在祭祀之列，神明众多，功能复杂。这充分体现了东方宗教的多神性，与西方的一神教传统迥然有别。

西方的宗教是一个神圣的世界，与世俗的现实世界构成严峻的对立与紧张。但中国的神圣与世俗这两个世界却没有严格的界限，神圣在世俗之中，世俗有神圣的庇护。许先生说：“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无论佛、道，或其混合道教派，在近百年余年，均呈现淑世道趋向，亦即杨庆堃指陈的‘世俗化’，从理论的阐述，转化为虔敬与实践，由寻求出世的解脱转向入世的救助与扶掖世人。”这些年在台湾与大陆发展很快的星云法师所主持的佛光山与证严法师所主持的慈济会都具有“人间宗教”的性质，扶弱救贫，广布慈善，与西方一神教注重个人的信仰、心灵的虔诚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然而，西方的一神教传统在中国历史上并非毫无影响。许先生指出，到了魏晋隋唐，中亚和内亚的各种一神教：祆教、摩尼教、景教等等都随着胡人的足迹进入中国，他们并没有为士大夫精英所接受，却沉淀在民间，为民间信仰所吸收，演化为中国的启示性宗教。宋代方腊的“吃菜事魔”教派、元明两代的白莲教、晚清的拜上帝会等等，都吸收了一神教的观念和仪式。这一个寄生于民间底层的信仰，其实从来没有中断，只是在各时代以不同的名称出现。中国的老百姓平时都是多神教信徒，到了揭竿而起之时，皆拜倒于一神教之下，膜拜于一个至高无上的真神与权威，足见中国的一神教并非是到了20世纪之后才出现的现象，其实在古代中国的民间信仰之中就有渊源可循。

最后是地缘。许先生在书中说：“人类是群居的动物，如果人类没有集体的组织，个别个人没有虎豹的爪牙，没有马和羊的奔跑速度，也没有大象、犀牛的大体积，人不能上天，也不能入水，在这地球上，人类根本没有和其他生物竞争的能力，正因为人类可以合作，才终于主宰了这个地球，奴役了其他的生物。”在各种人际关系之中，中国人除了宗法血缘之外，最注重的是乡缘。以乡土为中心，将各种不同的亲缘关系网络、混合类亲缘关系网络以及信缘关系编织为更庞大的地方组织，这是传统中国权力结构中很重要的一环。许先生指出：自古以来，中央的权力其实不大，真正的治理实体是在地方。日常事务的管理，其实不在县衙门，而是在民间。宋代以来形成的地方士绅，是地方的头面人物，也是民间秩序的治理主体。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之中提出一个理解中国民间社会的重要概念：差序格局，许先生在书中对差序格局有进一步的阐释与发挥，他说：差序格局的延伸，是从亲缘延伸到地缘，每一个人在这大网络之内，有所归属，依靠网络解决自己的问题，也凭借网络，贡献自己的力量。在差序格局之中，个人既有权利，也有义务；个人要自我约束，明白个人是社群的一部分。然而，个人也不是完全由社群支配。个人主义与社群主义得到某种重叠，这种个人到社群的延长线，是开展的，不是断裂的。个人对社群的尽力，与他从社群中得到的保障，互为因果，互相依附。许先生认为，中国传统之中的这一差序格局的特色，与今日西方文明中个人主义的极度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社会如今也出现了西方式的“原子化的个人”的现象，个人的孤独和社群的涣散成为当代社会之痛。而适当回归中国文化中的社群主义精神，可以救济个人主义的孤独，形塑一个既有个人自主性、又有社群向心力的健康社会。

许先生在美国工作与生活多年，深切感受西方文化的长处与不足；经常回国的他，又对海峡两岸的现代变迁有细致的了解，在书中，他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深受以西方文化为主轴的现代文明影响，却又依然置身在西方文化之外。今天，欧美现代文明本身，正在剧变的前夜。他们面临的问题，例如，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人与自然之间的分割：凡此危机，如果从西方文明的源头看，西方文明本身很难有解除这些困惑的资源。”他提出：“中国文化以人为主体的特性，以及人与自然密切相关的依附关系，也许可以当作他山之石，将中国常民文化的特色，融入现代文明之中，匡救现代文明的困难。”

一百年前，梁启超先生在《欧游心影录》中提出了“中国人对世界文明的大责任”，同样怀有家国天下情怀的许倬云先生，从人类未来发展的大视野中，看到了中国文化贡献于世界文明的可能性空间。中国文化的精神不是孤独的、抽象的理念，它存在于华夏历史的肌肤之中，浸润于亿万百姓的日常生活。只要民族不亡，生命永续，中国文化的精神也将继续薪火流传下去，成为全人类不可或缺的重要文明之一。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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