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元（左一）在少数民族地区做田野调查

 

 

1979年，王士元（前排中间）应邀在北大讲授实验语音学，带来当时最前沿的学术知识和信息。

 

文汇报记者 黄春宇

 

王士元，著名语言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1933年生于上海。在哥伦比亚大学求学时开始研究语言学和人类学，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期间，创办《中国语言学报》，向国际语言学界展示中国语言学的研究。

 

通过对汉语方言的计算机分析，王士元提出了“词汇扩散理论”。他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开展了大量田野调查，推动了中国语言学的发展。他特别强调探索过去有三个窗口，分别是考古学、遗传学和语言学，并积极实践跨学科研究。

 

王士元说过： “不同学科之间的边界犹如画在沙滩上的线条，随着每一次先进知识的波涛到来，这边界就会发生变化，甚至完全消失。人类的知识，特别是研究语言的知识，应该是彼此相连的，并且最终是相互贯通的。”

 

2017年11月，上海人类学学会授予王士元年度“终身成就奖”，以表彰他在语言人类学领域作出的杰出贡献。颁奖礼后，王士元接受了本刊采访。

 

学问不只是一门语言，而是语言背后的东西

 

文汇报：首先祝贺您，被上海人类学学会授予象征人类学终身成就的“金琮奖”。您如何看待这样一份荣誉？

 

王士元：评委会跟我说，要给我颁这个奖，当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因为我的这辈子还没有结束啊。这时我就想起美国诗人Robert Frost（罗伯特·弗罗斯特），他写过一首诗Stopping by Woods on a Snowy Evening（《雪夜林边小驻》），最后一句是“The woods are lovely, dark and deep/But I have promises to keep/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树林静谧，深邃幽暗。心虽向往，可是我还得如约向前赶。安眠之前依然长路漫漫）”。诗人把树林比作死亡之后要去的地方，同样我也感觉到，还有很多要做的事情没有做完，怎么就判定是“终身成就”了。当然，我很感谢上海人类学学会，认可我已经做的事情，但是我希望今后还能做更有用和更重要的贡献。在颁奖礼上的演讲中，我最后提到了人口老化现象，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经济上、感情上，以及家庭与社会的各个层面。我想通过语言的角度来了解，当一个人逐渐老去的时候，他的认知是如何一步一步消失的？“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我还想多研究一些人的夕阳时期。

 

文汇报：人的老化与语言的退化，这确实值得我们关注，那么您的研究进展得顺利吗？

 

王士元：我们利用磁共振和电波曲线，对三类人进行比较，分别是老年人、中年人和大学生，看看都有什么变化。找到变化以后，跟认知、语言联系起来。如果我们了解了变化的原因，就能设计一些实验、软件或是电脑游戏，帮助老人进行自我训练。如果我们要解决一个问题，第一步是把这个问题分析清楚，现在尚未找到问题的根源，还在做一些很基础的工作。我原来在香港中文大学，后来发现香港理工大学有个康复科学系，在这个领域的实力很强，所以搬了过去。现在注重老化问题的学者越来越多，尤其是欧美国家，我想国内应该也有同行在从事这方面工作。一般的研究是在医学领域内开展，而我关注的是语言。

 

文汇报：转眼间，“词汇扩散理论”的问世已有近半个世纪。最早是1969年，您在美国《语言》杂志上发表“Competing changes as a cause of residue（《竞争性演变是剩余的原因》）”，正式提出了自己的理论。

 

王士元：最初我是和郑锦全、陈渊泉、谢信一等等一起讨论这些语言变化的问题，渐渐形成了词汇扩散的想法。这跟欧洲的新语法学派的主张正好相反。我的看法是语音变化本身往往是突变的，在整个语言的词汇里却是渐变的，是通过一个一个词实现的渐进式的改变。新语法学派的传统观点坚持语音是渐变的，词汇是突变的，是一下子改变的。那时人们更熟悉新语法学派的观点，所以我们提出的主张引起了不少争论。1981年的美国语言学会会长、著名社会语言学家拉波夫（W. Labov）认为词汇扩散理论至少在辅音变化上是绝对可信的，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在各自研究中找到了支撑这个理论的证据。与此同时，人们也可以用这个理论来研究语言中别的系统的变迁，例如句法上的变迁。再往后，我们加深了对于语音变化的理解，“词汇扩散理论”在语言研究中的应用也有了更广泛的认识。

 

文汇报：您提出的“词汇扩散理论”，在学界被公认为语言演化研究中最重要的创新理论，而您一开始学的却是电子工程。

 

王士元：我没想到会走这条路。在纽约时，我和几个朋友去中国餐馆吃饭。他们要我点菜，但是饭店里的老板和伙计都说台山话，不会普通话，所以我们没办法交流，最后还是用英文点了菜。朋友们觉得不可思议，你们不都是中国人吗，怎么会听不懂对方的话呢？当时我还没有很认真地研究语言学，对于这个问题仅仅停留在好奇层面。等到进入研究院，我的老师高登·皮特森（Gordon Peterson）是一个语音学的权威，他就告诉我们，音是怎么发出来的、什么语言里有什么音、哪些语音上的区别比较重要？就这样，我的博士论文转到了那个方向，以前学的电子工程也派上了用场，因为分析语音就是分析一种波形的现象。再往后，我又意识到，语言不只是语音，语言包括大量的词汇，不是把这些词随便放在一起就组成了一个句子。比如“今天我去”而不是“去我天今”。慢慢的，我的视野就打开了。念完博士，俄亥俄州立大学邀请我过去，让我帮他们创办一个语言学系。我说我可以来，但最好是两个系，一个语言学系，一个东亚语言系，我希望学习中文的人越多越好。现在是英语的世界，国际上的学术研究和交流都离不开英语，将来会说中文、了解中国文化的外国人达到一定的规模，中文也就变成一门国际通行的语言。

 

有些事，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并不轻松。我有教中文的想法，但是出国时，我还是一个中学生。那个暑假，我很辛苦，不停地死记硬背。卷舌音zh、ch、sh、r，我都不会，韵尾的n和ng是不同的，但对于安徽话和上海话（我生在上海，小时候在安徽长大）来说，没有区别。等到夏天过去，我终于可以说一口比较像样的普通话了。

 

在研究语言的同时，我开始关注汉语，包括语法、历史，等等。正因如此，我认识了很多老前辈，像赵元任、李方桂，他们都对我非常好。有一天，赵先生跟我说，“俄亥俄不够国际化，你到伯克利来吧”，于是我去了伯克利。赵先生在东亚系，我是语言学家，汉语是我的兴趣之一，所以选择了语言学系，一呆就是三十多年。

 

文汇报:很多年前，您就提到了西方学者习惯于以欧洲为中心（Eurocentric）的思考方式，这会导致学术上的偏见，这种情况是否有所改变？当代的中国学者又该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尤其是身处英语占主导的世界？

 

王士元：过去这些年，情况有所好转，但是还不够。一所大学要引进人才，怎么知道这个候选人的学问好不好？常见的做法是将citation index（引文索引）作为一个重要的评判标准，这就需要英文的书写能力。如果一个人的学问很好，研究中国古代历史、考古或是哲学，但是拿不出citation index，那就要吃亏了。进了学校，从讲师、助教、副教授到教授，每一次升职，citation index同样不可缺少。内地的学校我不是太了解，我在香港的城市大学、中文大学和理工大学都教过书，这个系统基本是那样子的。我从国外回来占了很多便宜，但是看到很多非常有学问的中国学者没能过这一关，不免替他们感到惋惜。我希望将来这两方面都可以改变：一是全世界更重视中文；一是学校的行政人员更新观念——学问不只是一门语言，而是语言背后的东西。

 

文汇报：在一篇文章读到，您的朋友认为“语言学家是踩在前人的脸上”，以此来说明语言学理论的不成熟。

 

王士元：我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教书时，有个数学系的朋友跑来调侃我：“我们学数学的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你们踩在前人的脸上。”语言学这个学科确实不够成熟，往往会出现一种现象，即谁会讲话、谁权力大、谁有魅力，就变得风靡一时，大家都跟着他走。这当然是不对的，我们要遵循学术上的标准。一个人说的话有没有道理，能不能拿出证据，证据是否充分，等等。语言学在慢慢地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相比过去有了不少进步。这次到上海来，跟复旦大学的金力先生聊了聊，我就很高兴。他不是搞语言学的，但和我一样，认为跨学科非常重要，要了解人就要了解人的语言，也要了解人的基因，而基因研究是他的本行。语言、基因、历史、演化，都应该放在一起研究，尽可能地扩宽视野。在这方面，复旦在国内处于领先，优秀的团队、先进的实验室，科研实力又这么强，但他们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潜力。

 

了解语言的差异和共性，就不能只顾研究自己的语言

 

文汇报：语言学的一只脚是生理，另一只脚是社会，这是您的观点。复旦大学的体质人类学呼应了“生理”，而“社会”即文化人类学，您和这个领域的学者互动多吗？

 

王士元： 不算多，但我很早就喜欢做田野工作。我一直对于声调感兴趣，尤其汉语的声调是一种特色，这是欧美的语言所不具备的。加州离墨西哥很近，在伯克利教书时，有人告诉我，墨西哥有种语言也有声调，还很特别。不同于汉语固定的声调，他们有的音节若具备某个声调，就会让该音节后的下一个音节都要提高半音，我觉得这不是说话，而是唱歌了。我花了好几个星期跑到那个地方去研究语言，还录了音。这就是文化人类学的田野工作。

 

我很重视中国少数民族的语音。在南开大学，我有一个好朋友叫石锋，他很熟悉国内少数民族的情况。虽然当时我在伯克利工作，但一有机会就来内地，跟着石锋去少数民族地区做研究。然而，每次都要飞越太平洋，这实在是太累了。1997年，香港回归，这让我非常兴奋，心想要不就搬到香港来吧。回来后，我继续跟着北大的、南开的团队去做田野工作。我很关注生理上的语言是怎么一回事，同时我也希望知道，语言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文化有什么样的发展。我一个人的精力无法把这些兼顾着做，但我一直在强调，做语言研究，这两方面都不能忽略。

 

文汇报：做了那么多次田野调查，您印象最深的是哪一次经历？

 

王士元：我有很多记忆，这时脑子里想到的是在云南的一次夜行。怒江和澜沧江中间隔了一座很高的山，从一个地方去另一个地方，一定要翻越那座山。某日我们开车赶路，半夜两三点经过时，发现那条泥路上有几块大石头堵着，走不通了。有个同伴知道这是强盗故意设的圈套，待行人下车搬石头，他们就下山来抢东西。当时我们有两部车，车上的人加起来有十几个。那个勇敢的同伴就走到石头前，站在车的灯光下，大声喊道，“干嘛把石头放在这里？我们要把石头推开？”几分钟后，没有动静，我们就一起下车清理路障，然后继续赶路。类似的危险并不常见，但艰苦的条件是一种常态。做田野工作，并不是把车开到某个地方，住酒店，舒舒服服地做事，而是要学会睡露天，没有厕所，自己找地方解决。现在回想起来，这些经历也蛮有趣的。

 

还有一件事也让我很难忘。一个朋友告诉我，有一种语言叫东干语，很像中国话，不知道是什么来源。我很想去听听看，认识一下那里的人。当时苏联还没有解体，要去的话一定要有签证。申请签证时，问我去苏联干嘛，我一开始很天真，就把自己的想法照实说了出来。签证官听了一脸疑惑：“我们苏联只讲俄语。”被拒签后，我又尝试了几次，最后不得不自称游客，表示想去看看伟大的苏联。签证到手了，但是管得很严，一个导游一直跟着我，而且每天的行程都由他们决定。一路参观下来，终于到了东干语地区。一日，我发现远远走来一个人，长得很像汉人。我马上用俄语打招呼，问他是不是中国人。对方摇摇头，说自己是东干人。我跟他说，我对东干语非常感兴趣，他很客气，答应带我去他的村子。机会难得，我就跟导游摊了牌，无论如何不会再跟着走了。在那个村子，我住了好几天，还参加了一场当地人的婚礼。导游回去告状，说我不合作，但后来也没有追究我。

 

文汇报：您在演讲时把香港话作为一个例子，对于一个字，老年人和年轻人的发音出现了差异，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短期内的语言变化？

 

王士元：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150年，很多内地人来香港，近些年又有菲律宾、印尼的人来打工。香港的语言越多、越杂，香港话就变得越快，和广州话也有很大的区别。这些变化是好是坏呢？香港有人站出来批评年轻人，说他们连自己的话都不会讲，舌头怎么那么懒？还把这种现象叫做“lazy tongue”。我觉得这样的言论不太公平，没人能够阻止语言的变化，我们应当让它自然地演化。

 

文汇报：是否存在一个理想的彼岸，不停演化的语言进入了成熟稳定的状态，于是不再发生任何变化？

 

王士元：我一开始教语言学时，经常给学生们提一个假设性问题。比如有500对夫妇，把他们丢到一个与世隔绝的荒岛上，不让其他人登岛，没有别的语言干扰。100年后，这些夫妇的语言还是原来的样子吗？这个实验没有人做过，太不人道，但有些线索可以从生活经验中找到。在任何一个家庭，祖父、父亲与儿子三代的语言不会完全一样。欧洲有学者在上世纪初做过这方面的研究，他去了深山里的一个村子，把每个家庭的成员怎么说话都记录下来，一代一代分析，然后发现彼此都有差异。 有差异就意味着变化，我认为只要有人在说，语言就会一直演化下去。

 

文汇报：尤其是这些年，某种语言消失或是濒临消失的新闻总是会引起关注，作为语言学家，您是什么态度？任其自生自灭还是进行必要的抢救、保存？

 

王士元：我的态度是应当想办法让濒危语言保存下来，但不是采取强制措施。对于父母们来说，在有限的时间里，让孩子掌握一门主流语言，更利于未来的教育和职业的发展，这种优势是本族语言无法替代的。但我们可以呼吁当地的政府、学校、教育部门、无线电台，鼓励他们多推出一些由本族语言制作的节目或者文化产品，给族人们尤其是孩子提供自然接触和自愿学习的机会。

 

文汇报：语言研究一般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您比较侧重于哪一种？

 

王士元：我现在关注老化问题，属于微观。当然我觉得这三个方面要兼顾，从微观的变化到中观的差异，再从中观的差异，一步一步进行推论，是否有那么一天，我们会知道原始语言是什么样子。目前来说，我们距离那一步还差得很远。

 

选择微观、中观还是宏观开展研究，这跟研究者的爱好有关。有一种人从小就喜欢养猫、养狗、养兔子，自然会对人的认知和动物的认知产生兴趣——两者为什么会有差异，有什么样的差异？语言是建立在认知上的，这些动物在认知上究竟缺了什么所以没有语言？另外一种人的爱好是翻书，为什么杜甫的诗里有这种词？为什么他的句法和我们现在不一样？为什么那个时候讲求押韵？几百年、几千年的变化是看得到的，我们知道如何去解释。还有一种人非常喜欢小孩，新生儿出来后一句话都不会说，躺在那里牙牙学语。他们发出的声音和将来说话有没有关系？这样的声音是否是说话的基础？如果是，最先学会的是什么词？在所有的语言里，小孩最先学的词是否都差不多，像是“爸爸”和“妈妈”？传统的研究是分析人的语言习得，我在另一头，研究语言和认知是如何消失的。

 

文汇报：您一直在研究中国语言学，那么对于中国传统的语言学，您是否熟悉？

 

王士元：这方面我知道的太少了，但是非常有兴趣。我念研究院的时候，经常钻在图书馆里，偶然间看到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写的一本关于《诗经》的书。三千年前的《诗经》到底讲些什么，那时的社会与现在又有什么不同？我渐渐上了瘾，看不懂就请教别人，翻翻参考书。几年前，我写了本小书，Love and War in Ancient China——Voices from the Shijing（《古代中国的爱与战：来自诗经的声音》），因为是自己的爱好，就很想写出来。文字、音韵、训诂是中国人的传统学问，不应该丢掉，中国语言学比较吃亏的一点是，我们的眼里只有汉语。几千年来，出现了很多很多种的语言，有些跟汉语很近，有些很远。如果我们要了解语言的差异和共性，就不能只顾研究自己的语言。

 

文汇报：在香港，各种语言交汇，语言学研究开展得怎样？

 

王士元：目前只有两个语言学系，一个在香港中文大学，一个在香港大学。在别的学校，语言学是跟现代语言、中文合在一起办学，比如香港理工大学叫中文及双语学系。在我看来，语言学在香港并不特别突出，但因为有很多国际的接触，它的发展机会比内地多一些。但香港毕竟是个小地方，很早有了国际影响，在某些方面领先一点，将来的话，我觉得一定会是内地唱主角，这也是我的一个希望。内地的人力资源那么强，有成千上万的聪明年轻人。如果我们回顾语言学近几百年的历史，就会发现19世纪的主要阵地在欧洲，20世纪转到美国，那么进入21世纪，发展最好的或许就是中国。

 

文汇报：谈谈您创办的《中国语言学报》吧。

 

王士元：这是一份以中国语言学为研究对象的刊物。当时我在伯克利，琢磨着应该有这样一份学报，就去找了院长。他给了我几千美金，算是办报的经费。从1973年创立开始，很多权威的语言学家为学报工作过，担任编辑、副主编，比如李方桂先生，但他们都是无偿劳动，没有报酬。后来学报从伯克利搬到香港，打包、托运了几十个箱子，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位专职员工负责，只有她是拿薪水的。起步早，又站得高，《中国语言学报》一直受到同行的认可，影响很大。

 

文汇报：在伯克利时，您和赵元任、李方桂两位先生的交往多吗？

 

王士元：我到伯克利后，经常会见到赵先生，去他家里吃饭。他们家住在山上，好几层的那种楼。有一次，我要用洗手间，但是找不到开关。在摸黑的时候听到角落里似乎有动静，开灯后一看，原来是两条大鱼在浴缸里游得正欢。赵太太很会做饭，家里来客人了，她就去洗手间抓鱼，这是很有趣的事。

 

我和赵先生经常在一起谈语言学，让我佩服的一点是他注重跨学科，对逻辑、物理都下过工夫，写过一本Language and Symbolic Systems（《语言跟符号系统》），写得蛮好的。后来退休了，他和赵太太需要有人照顾，我的学生廖秋忠就在赵家住了几年。伯克利过了桥就是旧金山，那里有很多好吃的中国馆子，每过几个礼拜，我就会开车带赵先生赵太太去下馆子。至于李方桂先生，我们见过几次面，但不是很熟悉。有人说，赵先生是“汉语研究之父”，李先生是“非汉语研究之父”，我觉得这两位都是非常值得敬佩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