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搞"民兵"是要瞄准中国的,而我搞"东风"是要保护中国的!”
今年国庆阅兵式上,
最让人振奋的莫过于
东风41洲际战略核导弹
终于揭开神秘的面纱。
70多年前,
有两位一同留学美国的中国小伙儿,
很快成为朋友,
然而几十年后,
这一对曾经的朋友,
一个为美国设计了“民兵Ⅲ”导弹,
一个为中国造出了“东风”洲际导弹。
这位旅美八年,毅然回国
为国造“东风”的年轻人,
出身中国近代最显赫的家族,
父亲是梁启超,
哥哥是梁思成。
他,就是“东风”系列导弹的主要研发者,
中国著名的导弹和火箭控制系统专家,
——梁思礼
“从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到第一艘神舟飞船,我回国后和第一代航天战士一起,白手起家、自力更生,创建起完整坚实的中国航天事业,使中国居世界航天强国之列。能为此奉献一生,我感到无比自豪和光荣。”梁思礼说。
作为梁启超最小的儿子 梁思礼成父亲最疼爱的“老白鼻”
1924年8月,51岁的梁启超老年添子
——他的第九个孩子梁思礼诞生了。
也许是相貌最接近于父亲,
也许是年龄最小,
梁启超格外疼爱他,
给他取了个昵称“老白鼻”(英语Baby的谐音)。
“老白鼻”生来聪慧、顽皮可人,
平时,梁启超为了安静地写作,
除了夫人和秘书以外,
很少允许孩子们到书斋“饮冰室”去玩儿,
但梁思礼却是例外,
每次去饮冰室,
都让他有一种受到奖励的得意。
1929年,梁启超去世,
梁思礼不满5岁。
1935年,11岁的梁思礼考入南开中学。
两年后“七七事变”爆发,
南开中学惨遭日军轰炸,
随后便南迁重庆,
年幼的梁思礼又转入耀华中学继续读书。
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位很优秀的物理老师——钱伟长。
虽然两人的师生关系只维持了不到一年,
但这为梁思礼后来在物理学领域
取得辉煌成就打下了牢固根基。
高中毕业后,
母亲变卖家当,
凑400美元路费送梁思礼赴美留学,
后因“珍珠港”事件爆发,
梁思礼与家人失联8年。
怀揣着“工业救国”的理想,梁思礼寒窗苦读,
于1949年在辛辛那提大学拿到了自动控制专业的博士学位。
1949年9月,“克利夫兰总统号”游轮
载着第一批在美求学的中国留学生回国,
梁思礼便在其中。
那天,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
“我离开时的感情,只有期望,没有留恋”。
梁思礼随身携带了一个业余无线电收音机,
竟然在轮船上听到了新中国成立的新闻广播。
他把这个消息告知船上的同胞,
进步学生们欣喜若狂。
当听到国旗是五星红旗时,
大家便找来一块白床单用红药水染红,
自己制作了一面国旗,
还举行了别开生面的庆祝会。
▲梁思礼回普渡大学找到了当年的毕业照。
新中国航天事业在一穷二白中艰难起步,
归国后的梁思礼面临着极为窘迫的局面:
没有资料,没有仪器,没有导弹实物。
除了钱学森外,
谁都没有见过导弹和火箭,
简直是两手空空。
但他知道“这是一颗生机勃勃的种子”。
上世纪50年代末,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
——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
学自动化出身的梁思礼挑起了担子,
成为钱学森院长手下的十个室主任之一。
从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枚导弹、
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到第一艘神舟飞船,
梁思礼与第一代航天人一起,
白手起家、自力更生,
创建起完整坚实的中国航天事业,
使中国跻身世界航天强国之列。
能为此奉献一生,
他曾坦言,“感到无比的光荣与自豪”。
“东风一号”是我国制造的第一枚导弹,
也是军事装备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的成功具有深远意义。
然而,梁思礼谈及“东风一号”的成功时,
总是简单带过。
1962年“东风二号”发射试验失败,
却被梁思礼屡屡提及。
那次导弹发射不久后便摇摇晃晃,
“像喝醉了酒”,伴随着“轰”的一声巨响,
在距发射点300米的地方炸出了一个大坑。
望着远处炸出来的大坑,
在场的很多航天人泣不成声:“我们真的不成吗?”
梁思礼却一言不发。
回忆起这一幕时他说:“我从来不觉得会不行、得收摊了。在我的想象里,就应该做下去,必须做下去,做不下去也要做下去。”
梁思礼的“驯火史”是一本“失败者之书”。
他生命中的67年,
都奉献给了航天事业
——从第一次试射起,
一个又一个十年,
经历过无数次的失败。
可“摔”得越痛,
父亲梁启超的话便越发透彻真切:“一面不可骄盈自慢,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
▲1966年“两弹结合”成功后,梁思礼(左二)与聂荣臻(左五)、钱学森(左四)等在发射现场合影。
况且,对于一位“驯火者”来说,
失败比成功“贵”得多。
正因为经历过无数次失败,
才有了梁思礼开创的航天可靠性工程学。
2006年9月9日,
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创造了16次发射全部成功的纪录。
梁思礼参与了研制长征二号系列火箭的工作,
他开创的航天可靠性工程学为长征火箭安全飞行提供了有力保障。
上世纪80年代初,
梁思礼开始进军计算机辅助设计领域。
随着计算机的广泛应用,
计算机软件的作用愈加凸显。
在他的大力倡导下,
可靠性的工作由硬件拓展到软件。
事实证明,梁思礼倡导的软件工程化,对载人航天发展起到很大作用。
▲梁思礼与杨利伟等航天员合影。
退居二线后,梁思礼并未远离“战场”,
而是重新站上讲台,将航天的火种传给下一代。
正如他喜欢的那句名言:“人生不是一支短短的蜡烛,而是一支由我们暂时拿着的火炬。我们一定要把它燃得十分光明灿烂,然后交给下一代的人们。”
1999年10月1日,
新中国成立50周年庆典阅兵式在北京举行,
这一年也是梁思礼回国50周年。
站在观礼台上,
看着威风八面的导弹武器从眼前经过,
回忆起中国航天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史,
梁思礼感慨万千。
他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航天事业。
在梁思礼家人的回忆里,梁思礼晚年仍关心国家大事,“经常与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的老校友见面,谈论国内外大事”。他除了虚心听取众人议论,也常常谈及有关导弹的问题。
受父亲的影响,梁思礼的兴趣非常广泛。
住院期间,梁思礼一见到家人,就迫不及待地问:“快给我讲讲,最近又发生了什么大事?”他的房间里重复播放着《施特劳斯圆舞曲》《天鹅湖》等旋律欢快的曲调。旋律响起,躺在病床上的梁思礼双手打起拍子,有时不小心被人替换成慢板、行板,梁思礼都会要求“换回刚才的圆舞曲”。
音乐没能留住这位老人,最后的希望被他写进遗嘱。
追悼会上,梁思礼生前爱听的《圣桑小提琴协奏曲》被循环播放。
与梁思礼共事的“长征二号F”火箭总设计师刘竹生,
二人相识半个世纪,送别老同事时,
77岁的刘竹生颤抖地写下一句话:
“下辈子我们还一起搞航天。”
梁思礼带着亲朋对他的敬意与眷恋走了。
而他对祖国的热忱,
对中国航天事业的贡献,
及对生命的“兴致”与“乐趣”,
却留了下来。
“也许总有东西比死亡更久远。”
和那个年代中国所有的航天科学家一样,
梁思礼所在之处是历史耀眼处的暗面。
近处,找不见他们的名字,
设计图纸上没有,
光荣榜上也没有,
他们是戈壁滩上被尘土风沙掩埋的背影,
他们的名字被封印在打着“绝密”标签的文件袋里。
远处,他们的名字却越发清晰,
一笔一笔镌刻在历史坐标轴上、
留在时代的注脚里。
编辑:储舒婷
责任编辑:樊丽萍
来源:北洋之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解放军报、新华视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