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高校教师,学术上我不能愧对教授这个称呼,教学上我不能愧对三尺讲台,公益上更不能愧对这些孩子。—— 周念丽
在贵州松桃县的大山深处,一所山村幼儿园里隐约传来小朋友欢快的嬉笑声,16名苗族孩子是幼儿园全部的学生,正在2名幼教志愿者的管护下学习当地传统苗绣,接受学前教育。
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
“没入园之前,这些山村孩子看陌生人的眼神是惊恐的,普遍反应是选择一个认为安全的地方躲起来,或是藏在亲人身后,低头拒绝任何交流。而通过幼儿园的互动、学习,原本羞涩、没有安全感的孩子社会交往能力不断提升。孩子们会主动过来拉你的手,眼神是明亮明亮的。”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周念丽,对孩子们的表情神态十分关注。
华东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系心理教研室主任周念丽教授
周念丽在更大范围的评估研究显示,在语言、动作、思维、情感、社会认知等所有测评维度上,山村幼儿园儿童都显著优于散居儿童。
山村幼儿园明显缩小了未入园儿童与县实验园儿童在心理测评上的差距,甚至在社会性、情感发展等方面山村幼儿园儿童要优于县实验园儿童。“孩子们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周念丽说。
“孩子们的发展时不我待”
重视儿童早期发展是消除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也是拥有近14亿人口的大国想要逐步提升国民素质,跨越“中产阶级陷阱”的智慧选择。
“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是橄榄型的,中间凸、两头尖。接受高中教育人群要占到75%-80%,才能跨越‘中产阶级陷阱’。然而,目前农村辍学率数据严峻,这与早期没有接受学前教育有着很大的联系。”
周念丽认为,“孩子们的发展时不我待”,中国六千万留守儿童,如果没有在最初阶段接受较为正规的学前教育,进入小学后,成绩、能力以及智力开发的差距会影响到孩子的自信心和求知欲,从而产生厌学、弃学心理。因此,儿童的早期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从2009年开始,周念丽加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起成立的全国性公募基金会)于同年发起的“山村幼儿园计划”及其延伸项目“一村一园计划”。这是国内最大的、面向贫困山村学前儿童的教育社会实验项目。
该项目针对偏远贫困农村儿童缺乏早期教育的现状,利用闲置校舍等公共设施设立“山村幼儿园”,招募当地幼教志愿者,以村为单位,为3至6岁幼儿提供低成本保质量的免费学前教育。
截至2018年6月,“一村一园计划”先后覆盖青海、云南、新疆、河北等中西部9个省的21个贫困县,惠及儿童17万名。
“基金会搭骨架,我们来添血肉。”在这一公益项目中,周念丽及其团队主要负责儿童早期发展评估和编制课程,用软实力帮扶贫困农村改善学前教育困境,为政府提供决策依据。至今已坚持了九年。期间,周念丽走遍了十四个连片贫困区,包括西藏、青海、新疆、甘肃、云南等地的200多个贫困县,从县再走到下辖的村。
“先做基线,了解孩子们的基本发展情况;再做绩效评估、处理数据、撰写分析报告;如果构建课程,要考虑课程如何实施、如何培训教师等。有时候一个地方需要跑六七次,多到十几次。”生在、长在上海的周念丽笑称,对西藏、青海、新疆的熟悉度已不亚于上海。
“努力抓住孩子的发展敏感期”
“我们去青海的学前儿童家里测评,给孩子糖吃,让他回答穿的衣服是什么颜色,他是不愿意说的。”周念丽说,“标准测试最大的难度就是孩子没有反应,测不出任何结果。”
与标准测试相比,目前国际学界更加注重运用表现性评价方式,难度自然也相应提升。每一个指标的科学依据是什么、说明了什么问题、如何去解读等都需要做大量的文献综述,运用到大量的心理学知识。
早在20多年前,周念丽在东京大学读硕期间即专攻评估。在“山村幼儿园计划”项目中,周念丽结合表现性评价方式,研发出“汇聚式评估”方法,主要包括儿童游戏,儿童绘画,教师家长问卷,以及一定的标准测试等几大元素,综合评价孩子各方面的发展,得出的数据相对来说也更加详实。
比如在对青海乐都、贵州松桃、山西兴县三个地区的“山村幼儿园计划”受益儿童的心理发展进行研究时,周念丽及其团队分别拍录了儿童装扮游戏、建构游戏和表演游戏三个场景,通过跟散居儿童进行比较,结果发现,在积极情绪、兴趣度、人际互动和积极行为等方面,山村幼儿园的孩子平均发生次数明显高于散居儿童。
评估的难度不仅仅体现在方法的选择上,偏远贫困区的地理环境对评估工作能否顺利开展也是一大考验。
在甘肃华池县做评估时,周念丽给每位家长20元评估费,家长是不愿意来的,因为来回需要五个小时的路程。而在云南,有些家长可能要带着孩子翻越一条澜沧江。
“你若不来,我便过去。”周念丽回忆到,“有一年冬天我们到新疆吉木乃县下面的村去做评估,步行几个小时,大雪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一村一园的评估点有个小火炉,一进屋感觉没有比这更温暖的地方了。”
评估到哪里就住在哪里,蟑螂、老鼠和门板床的搭配,周念丽已经习以为常。
周念丽去每个评估点会带上一名研究生,给当地幼教志愿者进行评估培训,再借助会说方言的志愿者力量,开展在园儿童评估或进行入户评估。数据拿到后马上处理,处理完后马上写报告,不分昼夜、没有双休,但周念丽乐此不疲。
“就像电影《一个都不能少》一样,在评估和数据追踪过程中,哪怕一个村一个园只有几个孩子,我们也要尽心尽力。”提及坚持下来的原因,周念丽说,“最大的动力是看到孩子们身上的发展与进步,这会让我觉得所做的事情太有意义了。人的获益有一种是精神的、隐性的,我们在努力抓住孩子的发展期、敏感期。”
开展“知、情、行”教育
2016年,国内首套针对幼儿洗手教育的培训课程进入甘肃华池县,课程开发及教材编写团队负责人便是周念丽。其时,周念丽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等共同前往当地幼儿园了解儿童生活状况,并为华池县89名山村幼儿园志愿者教师进行了现场培训。
“我们时不时会看见山村孩子用脏兮兮的小手抓饭吃,还有的小朋友不吃鸡蛋,去小卖部换碳酸饮料喝。”长期的走访评估使周念丽发现,除去资源匮乏的因素,在部分贫困偏远地区,存在着对“洗手”卫生、“食育”健康等儿童教育认识缺失的问题。
然而在国际上,将儿童饮食健康作为儿童教育的一部分已成惯例。“食育”这一概念早已成为日本教育体系中的一部分,“洗手”卫生更是幼儿“食育”养成的重要组成部分。
周念丽教授向山村幼儿园志愿者教师进行幼儿洗手教育现场培训
周念丽开发的山村幼儿园洗手课程,以及延伸开发的“食育”课程,以教育部发布的《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为基础,覆盖儿童发展“语言、健康、社会、科学、艺术”五大领域,并通过围兜剧场、纸片剧场等教学方式,把“洗手”和“食育”的理念逐步渗透到幼儿日常生活中。
周念丽表示,围绕“食育”进行发散,可以对在园儿童开展“知、情、行”三个方面的教育:从认知层面认识到什么是安全食品;从情感层面主动选择营养健康食品;最后从行为上参与实践,亲近自然、走进自然。
从2017年的统计数据来看,山村幼儿园“食育”课程在甘肃、贵州、山西、新疆、青海、云南,以及湖南等省份的“一村一园”项目点全面铺开,惠及近2万名农村学前儿童,获得95%的老师好评和孩子们的喜爱。
山村幼儿园洗手项目走进甘肃华池山村幼儿园
然而值得关注的是,课程仍然是山村幼儿园质量提升的一大瓶颈。
周念丽指出,“目前只是在健康领域构建了课程,五大领域的完备课程体系还未在山村幼儿园建立起来。即便是现有课程也还不足以普及到全国的山村幼儿园。”此外,幼教志愿者的数量和专业度也是山村幼儿园发展的一大制约因素。
面对难题,周念丽打算效仿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把村民培养成老师,加强山村幼儿园的内在造血功能。这一计划并非空想,实际上周念丽在参与的另一个公益组织“救助儿童会”的项目中,在新疆喀什地区就成功将当地村民组织起来给0~3岁的幼儿做早教,成效显著。
“雪中送炭”不要“锦上添花”
周念丽坦言,在加入“山村幼儿园计划”之前,自己无法想象偏远贫困区的学前儿童上学需要翻山越岭,跨江跨河。
一次在湘西的走访,让她从此将目光转向贫困地区。“我的父母是湖南人,印象中的湖南应该是个‘鱼米之乡’,但当我深入湘西农村,看到幼儿餐餐吃榨菜配饭时,内心受到了很大的触动。大概就是从那一刻起,我觉得我的命运就绑在了贫困地区。”
出身于教师之家的周念丽说,母亲一直教诲她要“雪中送炭”,不要“锦上添花”。多年来,这一理念一直影响着她。于是自然而然地,周念丽选择的工作面向的都是弱势群体。出沪外,周念丽跑贫困地区的山村幼儿园;回到上海,周念丽的关注对象则是自闭症儿童。
1998年,从日本留学回国攻读博士期间,周念丽便开始关注这一弱势群体。至今,已对一千多名自闭症儿童进行干预,帮助他们接受学前融合教育。
自闭症儿童被称为“特殊儿童之王”,对其进行教育干预,是一项极为艰巨的工作。在沪期间,周念丽会利用双休日,义务给自闭症儿童做干预,为他们设计、修改游戏方案等。
“我也没想到会一直和这些弱势儿童在一起,”周念丽坦言,自己原本是为博士论文收集评估数据,“有一次问一个自闭症患儿妈妈的心愿,她回答说自己最大的心愿是死去五分钟之前,自己的孩子先死去。”面对家长的绝望,周念丽无法在评估结束后便抽身离去。
从那以后,她决定大手牵小手,和这些孩子走一辈子。这一坚持,已是20年。
周念丽的同事原先喊她“拼命三郎”,现在喊她“拼命太郎”。工作以来,周念丽几乎把所有的周末都用于公益,出差、评估、干预、培训、处理数据,不旅游,也不休息。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
她说,“我为人处事的原则就是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作为高校教师,学术上我不能愧对教授这个称呼,教学上我不能愧对三尺讲台,公益上更不能愧对这些孩子”。周念丽认为,这三者之间其实是相辅相成的,“我在做公益的同时获得了大量数据,可以为将来研究所用;而鲜活的例子也让课堂更加生动。”
被问及如此拼命的原因,周念丽归结为一种内驱力,“我们每个人都是社会文化的传承者,又是一个传播者。身为一名教师,就要把教师的形象树立起来。这是一种良心,也是一种责任意识。”
编辑:沈湫莎
责任编辑:张鹏
来源:华东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