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如何对家谱资料进行辑录呢?

　　中国家谱的内容非常丰富，对于宗族的人和事，几乎是无所不包。本编是资料选集，显然不可能囊括所有的家谱内容，因此必须有所辑有所弃。所辑所弃需要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应当建立在资料的价值之上。家谱记载的主体是宗族历史，衡量它的史料价值，纵向要看能否反映宗族兴盛衰落之过程，横向要看宗族的各项事务是否得到应有的揭示，同时还要充分考虑资料的独特性。进而言之，凡是有关宗族历史的资料以及谱学本身的资料，而这些资料又为其他文献所不载，可补他书之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皆在我们选辑的范围之中。反之，那些可信度较差的或史料价值不高的资料，则不予选辑。比如家谱中的先祖画像，多系族人依照自己的想象绘成，与先祖的实际面貌相差甚远。这些画像，对于宗族或可起到缅怀先人的作用，但不能当作史料利用。实际上，明清时期一些修谱者就拒绝将祖先的画像刊入谱中，认为胡乱绘画先祖肖像实是对祖宗的不敬。又如“修谱名目”、“领谱字号”等，它记录的只是修谱者和领谱者的姓名，与宗族史无关。凡此种种，皆无可取之处，未加采辑。需要指出，“世系图录”虽然史料价值极高，但不作处理无法直接利用，只能舍弃。本编所辑录的家谱资料，按其内容分为十一卷，依次为凡例卷、序跋卷、传记卷、诗文卷、家规族约卷、礼仪风俗卷、经济卷、家族源流卷、教育卷、图录卷、漳州移民卷。各卷的内容，又根据资料的实际情况，有多有少，成卷规模不求划一。

　　中国家谱浩如烟海，现今究竟存有多少，很难有一个准确的数字。主要原因是中国家谱出自于民，也藏之于民，大量散藏于民间的家谱，其数量无从得知。公共藏书机构所藏之谱，因不会进入流通领域，藏量相对稳定。经初步统计，目前国内外公藏机构藏有中国家谱四万余种。其中宋元版的家谱不超过十种，明代有三百余种，而所存极大部分皆为清代、民国时期的家谱。这些家谱中，各地所修的数量相差也甚为悬殊，浙江、江苏、湖南、安徽等省纂修的家谱最多,边远地区和当时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地区所修之谱则较少,个别省份更是寥寥无几。以《中国家谱综合目录》收入的家谱为例，该书共收录1949年前的中国族谱14719种，而其中浙江家谱3521种，江苏家谱2151种，湖南家谱1549种，安徽家谱1236种，分别占总数的23.92%、14.61%、10.52%、8.4%，四地的家谱之和占总数的57.45%，而辽宁、广西、云南、陕西、天津、甘肃、北京、吉林、海南、黑龙江、宁夏、内蒙古、香港、澳门等地区族谱藏量之和仅占总数的2.38%。此外，各个姓氏的家谱数量也相差很大。如李、王、张、陈等大姓家谱，其数量是稀少姓氏的数十倍至数百倍不等。因此，存世家谱的这些状况，必然会直接影响到资料的选辑，并反映在被辑资料中。比如由于现存的明代家谱稀少，故而选辑的资料只能以清代、民国的为主;同样，从地域、姓氏来看，修谱较多地区和大姓的家谱，被辑资料的绝对数量自然也就较多。虽然我们在选辑时作了适度调整，在资料价值相等的前提下，优先辑录明代等现存数量较少的家谱，但只是尽力而已，因为这种不平衡是不可避免的。

　　至于所辑家谱的来源，现存的中国家谱数量，决定了“地毯式”的普选方式是不可取的，选辑资料只能局限于可控的范围内，并有所侧重。具体来说，本编是以上海图书馆的藏谱作为基础，然后再重点选辑国家图书馆、湖南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美国犹他家谱学会和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等单位所藏之谱。另外，还有针对性地择取了广东中山图书馆、陕西省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等单位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家谱，以补缺漏。

　　本项目于2001年正式启动，三年后获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立项。项目告竣，我们有太多的感谢。复旦大学历史系杨立强教授，从项目伊始，就参与了本编框架以及选辑条例的拟订。然而痛心的是，杨先生未能见到本书的出版就因病辞世。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朱玉龙研究员，自始至终参加了本编资料的初选工作，他的扎实的功底、严谨的治学方法，以及孜孜不倦的精神，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家图书馆孙学雷、北京大学图书馆张玉范、湖南图书馆寻霖、广东中山图书馆李玲等人，对本项目的热心支持也令人难以忘怀。在此，我们要向所有为本项目提供帮助的人士，表达深深的谢意。最后，特别要向上海图书馆王鹤鸣研究员致以敬意，从项目的策划到落实指导，无不凝聚了他的心血，厥功至伟。

　　本编编纂历时十年，尽管我们努力为之，但还是留有不少的遗憾。譬如，鉴于家谱数量巨大，选编者无力查阅所有的家谱，肯定会遗漏不少的珍贵资料。再者学力有限，错误疏漏，在所难免。我们真诚地希望广大读者不吝指正，同时也希望读者能从本编中获得所需的资料，这对我们来说是最大的欣慰，也是我们的编辑初衷。

　　(本文为《中国家谱资料选编》总序，该套文献丛刊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文/陈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