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是金粉东南的符号；诗性文化的象征。

有人以“六朝”指代“魏晋南北朝”。忽略地域，而用时间概念，因为“魏晋南北朝”虽然全面，但称呼起来太麻烦，不如“六朝”二字简约、灵便，像六朝小品一般隽永。也可以说，这四百年的文化历史，“魏晋南北朝”是其正名，“六朝”就是别称吧。

文学，也是一株植物。它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有自己的呼吸和生命。中国文学，便是这样一个鲜活充沛的生命体——人和文学的关系，就像一个人的成长史。

先秦是文学的萌芽。人和文学的关系，是无忧无虑，两小无猜的孩童时代，一切都在美丽的朦胧之中。

两汉有了自主意识。知道要好看，有文采，便想方设法地打扮自己，头上戴的，身上穿的，以装饰为美，过分为美，弄得金翠满眼，珠光宝气，汉赋就是例子。

六朝文学变成青年。模样更俊俏，眼角更分明；人与文学开始初恋。骑马的时候，采莲的时候，宴饮的时候，赠答的时候，觉醒的时代，觉醒的人，懂得了诗、赋、文学和他自己生命的关系。

唐代是人和诗歌举行婚礼的时代。文学变成新郎、新娘。凡是读过唐诗的人，都目睹了婚礼壮观的场景。看到恢宏的气势，听到震撼的军鼓，沸天的歌吹；诗人如云，众星拱月，李白、杜甫坐在当中，饮酒、掀髯、谈诗。

宋诗，是人与文学婚后的回忆。越回忆，越理性；越回忆，细节越多，越清晰难忘：耐得起咀嚼，苦茶一般有味道。

元、明、清诗是人与文学婚后的一大堆杂事：生孩子，做家务，洗尿布。那是一个夫妻吵架，邻里纠纷的时代，虽有绝妙好诗，但各种各样的诗观，各种各样的诗说，各执一词的理论更多。

人的一生有很多阶段，精彩纷呈。但初恋仍然是大多数人生命里最甜蜜，最痛苦，也是最难忘的时期。这就是六朝文学的特点——

曹刘公宴，阮籍咏怀，陆机拟古，潘岳悼亡，左思咏史，郭璞游仙，孙、许玄言，陶潜田园，二谢山水，永明声律，梁、陈宫体。

那是一个活着的时候唱“挽歌”，暂住几天要“种竹”，路走到尽头会“恸哭”，择婿之美在“坦腹”的时代。在政治松懈，道德涣散，人性张扬的社会里，你在路上走的时候，到处可以遇到“礼岂为我辈设”的狷介；“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的执着；喜欢喝酒、服药、行散，“乘兴而行，兴尽而返”的真率。

那时候，一切都朦朦胧胧地隔着距离：文、笔、札和文学隔着距离；情、事、意和语言隔着距离；声调和诗律隔着距离；玄言清谈和审美隔着距离；人体美学和诗学隔着距离。正因为有这些距离，文学才变得陌生，变得妙不可言。

在六朝诗歌探险的小路上，布满歪歪斜斜的脚印、不确定的因素，有时会往后退。在前面举火把的人每每会问：

现在的诗歌，是言志，还是缘情？是感物，还是体道？现在的风气，是人物品评，还是诗歌品评？

一切都在摸索，一切都在试验，一切都是“初体验”，所有的类型写作都是“第一次”。

初恋的六朝，虽然为唐代的婚礼做准备，但恋爱——本身也是目的。可以说，六朝初恋的诗美，有时比唐代结婚仪式上感受的还要多。

从文学的内部看，文学是“人学”，也是“情学”。中国文学在不同的时代，“情”和不同的美学因子结合，演变出不同的文学特征。

先秦两汉是“情”和“志”的结合，成为“情志”，或称“志”，所谓“诗言志”；六朝是“情”与“性”结合，所谓“吟咏性情”；唐代是“情”与“景”结合，唐诗最大的好处是情景交融，境生象外；宋代是“情”与“理”结合，因为“情理”而有宋调；至元、明、清，“情”与“趣”结合，“情趣”是小品的神髓。但我以为，“情”和“性”，是人生命里最本质的东西。

时代发展，文学相衔：六朝播种，唐代收获。

从李白那么深情地赞美谢朓，赞美鲍照，把自己看成是他们的继承人，就可以知道唐人和六朝人的关系。唐宋许多风俗习惯的形成，都是对六朝既定生活的继承。在唐宋诗词里被虚拟化的典故，不少都是两晋人真实的故事。唐朝人刘禹锡《自江陵沿流道中》说：“行到南朝征战地，古来名将尽为神。”隔着时间，六朝人的真实生活，被虚拟成唐朝人的精神财富。

宋代的理性与两晋异中有同，苏东坡的才无施不可和知识分子气，喜欢居有竹，都受东晋王子猷的影响。如写精神不可一日无寄托，夜间找朋友晤谈。苏东坡言简意赅的《记承天寺夜游》，让人有点破生活的震撼；而比苏文少四字，却出了四个成语的《世说新语》王子猷“雪夜访戴” ，则形神超越，成为中国文学中的逸品。

在两篇类似的小品里，苏东坡是“随缘”，王子猷是“任诞”。如果说，宋人的“随缘”，是情的“内敛”；那么，六朝的“任诞”，便是情的“外拓”。宋人的精神，与六百年前的两晋遥遥相接。

在中国思想史上，六朝的魏晋与战国、晚明、五四都是思想大爆发的时代，中国的哲学与宗教、历史与文学、中国人的文化精神，都在这些时代得到涅盘。文学的火凤凰，也在六朝翩翩起舞，美仑美奂。

文学是感情的结晶，活的生命。文学研究，应该是“特殊的”科学研究，除了像研究历史、哲学那样靠文献和理论，还要凭感觉，要感情投入。以前说文、史、哲不分家，那是就文化生态说的。具体研究的时候，应该与哲学研究、历史研究有所区别。

区别在于，研究文学，既要有研究历史、哲学的“理性判断”，同时要倾注人的“感性判断”；除了要进行“价值判断”、“历史判断”和传统的“以意逆志”，更应该“以心传心”，用生命去体验，去领悟，去感觉，这是文学研究的前提和出发点。

缺少“感性判断”的研究，把文学与历史、哲学、天文学、地理学等同起来的研究，是把活文学弄“死”、意义丧失大半的研究。

由此想到，20世纪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陈寅恪的“诗史互证法”。他们为文学研究拓疆开域，引领向上的一路，树立楷模而与日月共辉。但是，“二重证据法”也好，“诗史互证法”也好，还都不是文学研究的最后目的。

在“二重证据法”、“诗史互证法”以后，把文学的每一首诗，每一首词，每一篇文章都当成活的生命体。以 “感性判断”介入“理性判断”；让“审美判断”连手“历史判断”。让它们共同参与，互相诘难，最后趋于一致，得出全面的结论，应该是21世纪文学研究中重要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

虽然文学研究都要用生命去体验、领悟和感觉，以心传心；但不同时代的文学，有不同的语言，不同的生命色彩，要有不同的体悟和感觉。六朝文学研究，要把握六朝人的情绪，感受六朝性灵的脉搏，找回人与文学，人与诗歌初恋时新鲜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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