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枪》开拍前，有一次打开工作室的电视，就看到娱乐节目对张艺谋的系列报道。我们和张艺谋一起暂停手里的活儿，一起看。

记者追踪到西安，拍摄到他的前妻肖华孑然一身，并且张艺谋的高龄母亲也独自住在单位的房子里。随后采访的，是张艺谋陕棉八厂的昔日工友，他提到张艺谋有一个弟弟身患残疾，在路边修自行车。这些镜头组接在一起，感觉张艺谋背信弃义，是个不孝且毫无情义的冷血之辈。张艺谋看完节目，不予置评，关了电视，接着开会。

我忍不住，停下来追问：“你弟弟修车？”张艺谋简单回答：“早就不了，十几年前的事，那时大家都不容易。”前妻肖华涉及私事，我不好问，可关于张艺谋母亲的寡居我疑窦丛生。张艺谋出国的时候经常带着母亲，庞丽薇（张艺谋的助手）专程陪同照顾。

我特别轴，心里有什么事儿绕不过去，便死死追问张艺谋——既然与母亲的关系并非疏离，为什么不申辩？对于一个公众人物来说，有义务对社会起到示范作用，而不应这么放任诋毁。

张艺谋的表情略带不解：“我孝顺不孝顺为什么要表演给公众看？那是我自己的事，问心无愧就可以了。”我说：“那是你自己的逻辑！不要以为洁身自好就可以息事宁人，如果公众对你抱持负面的看法，讨厌你、恶心你，谁还有兴趣看你的电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张艺谋给我讲了高仓健和他母亲的故事。

高仓健是个孝子，但令人震惊的是，他没有出席母亲的葬礼。舆论一片谴责和声讨，但高仓健选择沉默。墓园的看守者却发现，凌晨，高仓健母亲的墓碑前有一捧刚刚献祭的鲜花，而微雨中那辆久久停着的悄无声息的汽车同样悄无声息地离去。在拍摄《千里走单骑》期间，高仓健并无任何苛刻的要求，只有一样：高仓健到了剧组，第一件事就是摆好母亲的遗像——他随身携带母亲照片。他的要求就是，每天要一束鲜花，供奉在母亲遗像前。对高仓健的行事风格，张艺谋极为认同和尊重。他对我再次强调：“孝顺不是作秀，它是你内心的情感，用不着证明给别人看。”

我在工作室多次见到张艺谋的母亲，她半年住在北京，半年住在西安。这位皮肤科大夫，皮肤有着高龄者不多见的细润光泽，眼神也透亮。我甚至看不出曾经的苦难留下的痕迹，她有种乐观、明亮而爽朗的东西，和她聊上一会儿，很容易感受到她的亲和与积极。

那段暗指张艺谋不孝不义的电视节目，他不予置评。但张艺谋交代了庞丽薇一句：“不要告诉我妈，免得她担心。”事后，庞丽薇得知，老太太的研究生每天都帮她上网，这段节目她早就知道——担心张艺谋在意，她就没有提。知情的两个人，为了对方考虑，都不提此事。

1932年出生的她老人家从未真正退休，即使已经八十多岁的高龄，她至今每年都有一段时间坚持在西安出诊看病，每周两次，每次接待的患者都在60个以上。

在北京时，老太太喜欢跟着张艺谋看各种演出，不过，从来不坐在儿子旁边，却坐在远离闪光灯的角落。我建议张艺谋陪着老太太坐在一起，哪怕一次，我说那些指责他不孝者就可以闭嘴了。张艺谋断然拒绝，依然是那句话：“他们爱说什么说什么。”他死不吭声，死不辩解。

张艺谋一方面是个话痨，他能连续十几个小时地说，长年如此；另一方面，对私人领域的事情，他的沉默同样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冯小刚的电影《甲方乙方》里，李琦饰演的角色生动传神，面对严刑拷打，他“打死也不说”。在我看来，张艺谋才是这个角色在生活中的实践者。当年与巩俐的情殇，他打死也不说；后来与张伟平的分裂，他同样打死也不说。

与张艺谋合作，对我最大的收获，是我比原来能够承受委屈和误解。我干活并不惜力，只是受不得委屈，生怕被别人误解。现在，我比过去无动于衷，不再对负面评价反应过激。我明白自己不可能被多数人喜欢，明白自己必然面对反感和厌恶，但只要问心无愧，天高地远、水净沙明。

作者：周晓枫

编辑：卫中

责任编辑：宣晶

*本文摘自《宿命：孤独的张艺谋》，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