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中央文献出版社推出的《难忘的八年》，是曾经担任周总理秘书的纪东的回忆录。作者自1968年8月始，至1976年1月止，一直在周总理身边工作。他记录了这八年间的亲历亲闻，书中追述的真实故事，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周总理的乒乓球缘

我曾问过总理，在学生时代的各种球类运动里，他喜爱哪种？总理说喜欢排球。但他对乒乓球却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在所有体育项目里，他对乒乓球最熟悉、也最喜爱。总理对那些著名的乒乓球运动员们也很熟悉，不但叫得上名字，就连每个人的打法、特点也都有一些了解。

周总理的乒乓球缘，还要追溯到延安时期。据考证，早在上世纪4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的军队稳固地占据了陕北作为根据地，乒乓球运动在这时也传入这个地方。战士们在领袖们的住地垒起几张球台，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便在办公之余，利用休息时间挥动球拍，调节一下疲劳的神经，活跃一下紧张的战斗生活。

总理本来就有一些打乒乓球的技术基础。1939年，他在延安骑马摔伤了右臂，从此以后，他便有意识地多打乒乓球，以调理和锻炼右臂功能。

“文革”时期，总理已经年过古稀，工作也更加繁忙。别的活动，诸如参加舞会，欣赏京剧等都停止了，打乒乓球就成了一种难得的休息方式。为了锻炼身体，他还自己编了一套保健操，只要没有急事，起床后就在盥洗室做几下操，活动活动筋骨。总理在家办公时，偶尔也到院里散散步，但他最喜爱的还是打乒乓球。即使1972年生病后，还时常打上一会儿，直到住进305医院。

在西花厅总理办公室的隔壁，摆放着一张乒乓球台。这张球台是原国家体委副主任荣高棠特意送来的。据老同志告诉我，那还是在60年代初，西花厅本来有一张自制的乒乓球台，既不标准，也不结实，稍一碰，就摇晃。一天，秘书见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周总理在重庆中共代表团工作时的老部下、时任国家体育委员会副主任的荣高棠，便对他说:“总理爱打乒乓球，工作疲劳的时候，我们陪他打一会儿球，让他活动活动。你们体委用过的旧球台很多，拿一张来放在西花厅吧。”荣高棠满口答应，第二天就给总理办公室送来了一张标准乒乓球台。总理发现以后，有些生气，并表示一定要给体委付钱，荣高棠则无论如何不肯收钱。最后还是秘书们想了一个办法，说这张球台是从国家体委暂借的。就这样，球台留了下来，直到现在还放在西花厅。

西花厅不少同志——卫士、秘书、医生、护士都陪总理打过球。总理一般在三种情况下打乒乓球，每次大约二十几分钟。一是总理从外面回到家里，放松一下；二是在办公室坐得时间太长，起来活动一下；三是大姐看到总理太累了，叫他和大家一起活跃一下气氛。我们陪他打球，无论是谁，都十分认真，而且要动一番脑筋:不能让总理看出来我们让着他，要装出来每球必争的样子，有时还得有意识地给他出点小难题。

我在学校也打过乒乓球，扣杀、推挡、提拉都能比划几下。第一次陪总理打球很拘谨。打完球了，高振普就指点我怎样和总理打球。他多年陪总理打球，有经验。后来我也逐渐地放松了，并有意识地把动作放大，摆出了姿势来。所以，总理夸奖我说:“小纪是打姿势球的。”我这样做，老人家很开心。

总理的右臂有伤，伸不直，在球台上不能左右兼顾，所以我们陪他打球，实际上就是给他“喂球”。球高了、低了、左了、右了，对他来说，都不太方便。我们往往向他正手偏中的位置送球。总理是横拍、直拍轮着打。开始，总理爱用横拍，他称之为“大刀”，推挡、削球、抽球，这些技术他都会一些，最擅长的还是吊球。总理吊球角度大，有些刁钻，猛然来那么一下，还真难接。有时我抢得先机，也吊他一下，他会不服气地说:“你还吊我？”他会猛然抽一下回敬过来。如果我们照顾他，总给他容易的球，他会不高兴，甚至埋怨:“这球太平了！”而他一旦击球失误，丢了球，也会惋惜地说:“唉，丢了一个。”总理很会捕捉机会，如果送上去的球恰到好处，他会有力地抽上一拍，或者大角度吊一下，让你失分，这时，他便孩子般地得意，高兴地叫起来:“哈哈，你输了！”我和总理打球时，有时穿布鞋，木地板上鞋底很滑，有一次接总理的吊球，不慎摔了个“屁股墩儿”，总理见状，哈哈大笑。当时邓大姐和在场的人也大笑起来。我虽然有点不好意思，但看到总理开心，我也蛮开心的。为了不再出丑，我索性脱了鞋子，穿着袜子来回跑。

1969年在玉泉山，是我陪总理打球最多的时候。那时中苏关系紧张，全国备战，总理临时住在玉泉山，但各种会议和外事活动还是在城内进行，所以来回奔波，有时住西花厅，有时住玉泉山。我们秘书两头都要照顾，服务员和炊事员也分两边。本来人手就少，这样分成两摊儿，就更不足了。北京有家的同志，也不能回家了。那时路窄，从城里到玉泉山的路况也不好，走一趟大约半个多小时，最多时40分钟。总理从城里出发，警卫就给玉泉山上的值班室打电话，一是请大师傅起来做饭；二是告诉我们总理回来时，准备开楼的大门和准备送批的文件。每次我去开门，总理都让我陪他去乒乓球室打球。总理太累了，有两次深夜从城里回来，在我开车门扶他下车时，他顺势把左胳膊搭在我的左肩上，我用右臂搂着他的腰部，搀扶着他，慢慢地往乒乓球房走。老人家真是没劲儿了，连支撑自己身体的力气都很勉强。他靠在我的身上，我们一步一步地向乒乓球室走，这三十来米的距离，我们走得很慢很慢，我尽量让老人家身体的重量往我身上倾斜……当然，这也因为到自己的家了，又是我这个西花厅最年轻的小伙子来扶他，不然，他是宁肯强打精神硬撑着，也不会这样让人搀着走的。

到了乒乓球房，他打起精神，玩了几下，驱赶了疲劳，然后又去办公室批阅文件。不是眼见亲历，谁能想到那么神采奕奕，那么风度翩翩的总理能累成这个样子，能累到这种程度！直到现在，每当我向朋友谈起这个情节，仍然无法克制自己的感情，潸然泪下。

说起总理和乒乓球，还有许多事情可讲。中国乒乓健儿参加31届世乒赛时，就有好几个故事。这届世乒赛1971年4月在日本名古屋举行。此前我国已经两届没有参加世乒赛，男女队的技术水平也下降了，能不能再创往日的辉煌，这是全国人民关心的问题。总理也关注着这件事。体委的每一期训练简报，他都仔细阅读，有时还作出批示。记得他在一期简报上批道:“唐诚、赵正洪两同志并转乒乓球男女队员同志们:今晚读文件，读了以后知你们已开始准备，……你们不应有包袱，学好了，练好了就会轻装上阵。祝你们双丰收。”乒乓球队训练的时候，为了解情况，我和国务院值班室的同志还去国家体委乒乓球训练馆看过一次。徐寅生还让许绍发给我们演示了高抛发球技术。回来后我们简单地向总理汇报了几句。临近出国时，总理在大会堂接见了全体队员，既提出了要求，又给予了鼓励。

世乒赛开始后，总理虽然很忙，仍然每天过问比赛情况。体委送来的比赛秩序册就摆在他的办公桌上，总理不仅让我给他报比分，他自己也在册子上圈圈点点，谁出线了，下一轮对谁，他心里都有数。有一天看比赛实况转播时，我给他讲高抛发球的技术，他特别感兴趣地听着。男子团体比赛时，前两盘都赢了，到庄则栋比赛时先输了两局。我心想，别让总理不高兴，就没到办公室向他报告。总理觉得不对劲，怎么不来了？就摁电铃叫我，并问道:“怎么这么长时间不进来？庄则栋打得怎么样？”

我说:“他输了两局。”

总理笑了笑，说:“前面赢了，你那么积极报告，输了你就不进来了。那有什么，两国交兵，各有胜负，不能只想赢害怕输，哪能胜了报，输了就不来了呢。”

李富荣与匈牙利一名队员比赛时，关键时刻，对手的一个擦边球被裁判判为出界，李富荣拿了这关键的一分，赢了比赛。赛后，外界对这个球争议不少，认为球擦边了。乒乓球队回国后，总理接见了他们。总理当场问李富荣，那个球是不是擦边了。李富荣承认，是擦边了。总理便问他，为什么没有勇气告诉裁判。李富荣说，压力太大，太想赢了。总理语重心长地说:“运动员要有风格。如果你的风格高一些，主动示意，将会赢得更多的观众和对手的心。”李富荣心悦诚服，虚心地接受了总理的意见。

31届世乒赛后，梁戈亮的两面胶球拍引起了国际乒坛的议论，也惊动了总理。因为梁戈亮使用的两面不同性能的球拍，让欧洲选手大伤脑筋，国外反映梁戈亮使用的球拍颗粒长度超出国际乒联的规定，梁戈亮发球时有遮挡等等。这件事不知怎么就传到了总理的耳朵里，总理说:“赢球要赢得光明正大，让对手心服口服。国际乒联规定不能使用的器材，我们一律不用。”于是，梁戈亮就只好改用普通的球拍打球，成绩很不理想。之后不久，乒乓女队名将梁丽珍骑自行车到国务院西门找总理办公室的人，要给总理送一封信。我接待了她。梁丽珍说，梁戈亮球拍的胶皮颗粒长度仍在国际乒联规定范围以内，并没有超过标准，她希望总理过问一下这个事情，不然，梁戈亮的技术很难保持和提高了。说完，她把反映这个情况的信交给了我。我把梁丽珍讲的情况和信的内容一一报告总理。总理听后说:“你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李德生同志(当时在国务院李德生分管体委工作)，让他转告体委，既然符合标准，就可以使用。”

总理这种根据实际情况改正自己决定的作风，对我触动很大，使我受到很深的教育。

西花厅:我们的“家”

在我的相册里，有一张十分珍爱的照片:姿态端庄、满面倦容的总理，面带微笑、和蔼可亲的邓大姐与我们西花厅工作人员的合影。在“文革”那忽风忽雨、飘来荡去、反复无常的岁月里，总理和大姐就像撑荫纳凉的华盖，遮风挡雨的大树，给我们爱护和关怀，给我们教育和培养。西花厅党支部是一个齐心协力、忘我工作的集体。

我到总理身边的时候，支部书记由杨德中兼任，总理和大姐都是支部成员。杨德中主要在中央警卫局工作，分管西花厅。同时，总理还交给他一些特殊任务，如首长医疗保健等，他是总理信任和得力的助手。

西花厅党支部分前、后两个小组。前面小组的成员是秘书，后面小组成员是警卫、司机、炊事员和服务员。医护人员不属于西花厅支部，他们的组织关系在中南海保健处。

我去之前，前面党小组的成员多一些。据说，总理办公室人最多的时候有二十几个，分为文教、财经、外事、机要等几个组，有办公室主任、副主任。后来，因为毛主席对秘书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有的干部，秘书一大堆，秘书多了会误事”。周总理听了这个话以后，从50年代末开始，带头减少自己的秘书。到我去的时候，总理的秘书大部分已经分散到其他单位工作，或被抽去“支工”、“支左”，最后，只剩下孙岳、钱嘉东和张作文三个人了，再加上邓大姐的秘书赵炜。总理办公室人员精简后，1965年，办公室的名称也改成“总理值班室”。我到西花厅一个多月，孙岳同志也“支工”去了。后来，张作文生了病，休息了一段时间，便没再到西花厅上班，也去“支左”。又过了一段时间，去“支左”的赵茂峰因为身体不好，难以坚持“支左”工作，就又回到了西花厅。开始，他主要是养病，后来一面养病，一面担负给总理查找资料等工作。有时遇到钱嘉东还没上班，我又要跟总理出去，值班室没人的时候，就由赵茂峰来替班。赵茂峰和赵炜是夫妻，他工作认真细致，一丝不苟，言语不多，为人憨厚，很容易相处。从秘书这个方面来讲，钱嘉东、赵茂峰和我三个人最后把总理他老人家送走，我们一直坚持到1976年11月，把文件清理完毕，总理值班室工作彻底结束，才离开了西花厅。

西花厅秘书们合影（左起纪东、张作文、赵炜、钱嘉东、赵茂峰)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按照分工，钱嘉东主要负责外事、安全和宣传、港台等方面的工作。我接替张作文的工作，主要负责党、政、军、群等方面。也可以说一个外交，一个内政吧。

在时间上，钱嘉东主要是值夜班。吃过晚饭后上班，到第二天上午8时交班。我从早上8时接班，晚饭后交班。不过实际上，我们交班后并不马上离开办公室，一般情况下，钱嘉东交完班，再处理完需要办的事情，就9点多了，回家睡几个小时，下午晚饭前就又回到办公室。总理夜间事情多，白天来的外交方面的文电钱嘉东都要先看一遍。后来总理的作息时间没有规律了，钱嘉东值班的时候，即使能躺一会儿，也是合衣而卧，难得踏实睡一觉。成年累月，天天如此。我吃过晚饭交班后，也不离开，一般要到11点钟吃完夜餐，才回去睡觉。这也是为了及时办理总理在家办公时交代的事情。而且，1975年3月前，我在北京没有家，就住在西花厅，所谓下班，就是从办公室到另一间屋子睡觉而已。

总理对秘书的分工非常清楚，也非常严格。只要事情不急，谁负责的事，就交给谁办，谁管的文件，就由谁处理。当然，遇上紧急的事情，不论是哪个秘书的分工，谁值班就由谁办理，办完后我们再互相通气。

后面的小组由卫士张树迎、高振普，司机杨金明、服务员高云秀、炊事员桂焕云、姚德林、安振常等人先后组成。后来桂师傅年纪大了，他的徒弟林清也来西花厅工作了一段时间。大姐的司机王炳文和服务员霍爱梅等人，也属于这个小组。张树迎是1951年开始跟随总理的一个老同志，事业心强，工作认真，勤勤恳恳，细心周到，言语不多，反应机敏。杨金明除驾驶技术好以外，还是西花厅最勤快的人，打夜餐、擦窗台……只要有时间，从不间断；高云秀做得一手好针线，总理、大姐的衣服，缝缝补补，飞针走线，大多出于她之手；桂师傅是在我们工作人员中年龄最大的，身体很胖，给总理、大姐做饭多年，我有几次深更半夜把他从熟睡中叫醒，他也是乐呵呵的。他给我讲起过开国大典前，在中南海瀛台举行第一次大型国宴，厨师长就是桂师傅，他提出的菜谱，经各级领导审核，最后得到总理的批准。这是老人家最得意的事，每当他给我讲起这件事的时候，脸上都会不时露出那种独有的骄傲和得意的笑容。

当时总理的保健医生是卞志强和张佐良。保健护士是许奉生、张心莉和王星明，刘心莲做过大姐一段时间的保健护士。这几位同志平时与我们接触多一些。我在西花厅工作的那几年，还有一些同志来做过警卫、服务和医护工作，但都是临时替一下班，时间不太长。

1974年，杨德中被调离中央警卫局，到陕西省咸阳军分区任第二政委。离京前，总理同他谈了几个小时的话。此后，就由张树迎代理西花厅党支部书记，直到总理去世。

西花厅的活动，一般都由党支部组织，平时主要是组织学习，也包括一些行政方面的事务。最后，总理的骨灰送上天空，撒向大地，也是遵照大姐的交代，由张树迎、高振普这两位保卫、照顾总理多年的卫士代表党支部执行的。

这是一个特殊的支部，也是一个特殊的集体。西花厅是这个集体所有成员共同的“家”。有的同志的婚礼是在这个“家”举行的；有的同志的孩子是总理和大姐在这个“家”里看着长大的。1975年1月31日中午12点，我们秘书最后一次见到总理，他老人家和我们说的话里就有一句“问家里同志好”。西花厅的海棠开了一年又一年，成员换了一批又一批，它的良好作风却一直传承并不断光大着……

内容摘自《难忘的八年》

编辑制作：徐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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