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战争时期军队生活的文化色彩、美好念想和复杂考验，在艰苦岁月之上泛出明丽的光泽，在特定的情境之中留下惋惜与痛悔，在自然的山河之间现出美好人性的温度。”《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评价《牵风记》中的年轻人是有信仰、有英雄气、有战斗力的战士，同时还是行进于伟大征程的有文化、有感情、有血有肉的军人。请问这些角色有原型吗？

徐怀中：谈不上对号入座，如果说真的有原型，那也是从几百张几千张鲜活的面孔中，捕捉融合了他们的声音、表情、神态。1947年挺进大别山时，文工团成员全分下去搞地方工作，我由文工团团员转为一个乡的武工队队长，手下有近20条枪。招来的小战士，有些掉队了，有的是为糊口。我就带着这些兵和敌方缠斗，一年多的无后方作战，历经生死考验，沉淀为宝贵的素材。

小说中写到工作队进驻村里第一晚被地方团练武装围攻，七名女同志被俘、其余全部牺牲的那场战斗，牺牲者中就有我的一位亲密战友，也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听闻噩耗我们都很悲愤，许多场面和细节印在了脑海里。

文汇报：说到亲身经历，汪可逾的“洁癖”和“强迫症”是否也是您观念的一种投射？

徐怀中：入伍的一段时间，我经常到乡村里写标语，冬天寒风习习，石灰水从笔端倒流进袖筒，又从裤子直流到鞋袜里。这段经历原原本本复制到小说里汪可逾的遭遇——“她高高举起手臂，向上够着去写标语。石灰水倒流进入，顺着小臂而腋窝、而腹股沟、而大腿小腿，冰凉冰凉地直至脚板心。”

还有我给百姓贴对联一定要整齐规整、写黑板报勾边也尽量弄得悦目。汪可逾就有这种怪毛病——上床休息了，发现地上两只鞋摆得不整齐，右脚鞋子在左、左脚鞋子在右，这是绝对不能忍受的，非要爬起来，把两只鞋子摆得端端正正，才安心入睡；房东大门上对联高矮不一，位置贴颠倒了，简直要了她的命！我借小说里旅政治部宣传科姜科长之口，道出汪可逾的美学观——汪参谋的这种“怪毛病”，俗称“平衡觉”，也不妨称之为“美感直觉”，这是先天设定的一种强烈意识，是人类所共有的一种“通病”。

文汇报：为什么如此在意“美感直觉”？

徐怀中：以前打战那么苦，但日子还要照过。人性本能的欲望是抑制不住的，那种发自内心对美的追求，超越了战争本身，体现了人之为人的尊严和乐趣。新长篇与其说是写战争，不如说是常年亲历战火后对战争的反思。

文汇报：评论家朱向前认为《牵风记》仿佛有个强烈意图，就是把美灌溉到残酷、血腥、惨烈的战争现实中，顽强且不失张扬地晕染着一道道美丽景色，带着一丝温暖和沉情凝视那段巨大的历史，并把其中的情意化作美传达出来。您怎么看？

徐怀中：的确，文学艺术的固有规律，对每个人来说都是适用的，对美的感觉和呵护是人先天就有的。一个人也许并不想当作家，也不想搞艺术，但内心的美感却是存在的。我尽量把小说写得更符合艺术创作规律，自然、真实、返璞，抛弃脑子里根深蒂固的一些障碍，不管不顾了。

▲《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副主编徐坤在徐怀中家中商讨文稿（朱向前 摄）

文汇报：从1958年第4期的《卖酒女》到1960年第2期《崭新的人——记女英雄徐学惠》，再到1980年第1期被视为标志新时期军事文学审美新突破的《西线轶事》，然后是1999年第1期《来也匆匆去也匆匆》、2000年第1期《或许你看过日出》，2017年第8期《不忘初心 期许可待》，直至最新的《牵风记》，您与《人民文学》60年情缘不断。一路写来，新长篇更多是您创作风格的延续还是颠覆？

徐怀中：自从《西线轶事》以后，我在创作上多少有了一些觉醒。不是说你经历过了哪个战役，就可以有恃无恐地进入创作了。军事文学有许多种写法，我下笔愈发慎重。我是老一茬作者，最大的挑战在于把头脑中那些受到局限束缚的东西彻底释放，挣脱精神上看不见的锁链和概念的捆绑，抛开过往创作上的窠臼，完全回到文学自身规律上来。

以前小说反映革命战争生活，可能更多是做加法，现在我尽量避免公式化、概念化、口号化，砍掉顽固的不必要的修饰，返回文学创作的出发地。因此，我愿意将新作视为“观念转变后回到艺术自身规律和美感”的探索样本。

文汇报：小说结尾齐竞对汪可逾有一段怀念的话——“人的一生，不外是沿着各自设计的一条直线向前延伸，步步为营，极力进取。而汪可逾却是刚刚起步，便已经踏上归途，直至回返零公里。从呱呱坠地，便如同一个揉皱的纸团儿，被丢进盛满清水的玻璃杯。她用去整整十九个冬春，才在清水浸泡中渐渐展平开来，直至回复为本来的一张白纸。”这是不是也吐露了您对人生的想法？

徐怀中：这段话可以说是小说的“文眼”，或许有点绕口，有点哲思，不容易一眼就理解，我想表达“以自己已知的来倾诉未知之事”，有虚玄之意。但也不必点破，敬请读者揣摩，看出三分就三分，看出五分就五分。

作者：许旸

责任编辑：范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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