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畔,细雨纷纷。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1周年仪式7日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
仪式上,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集体朗诵了“王雨亭家书”“王孝慈家书”两封抗战家书,首都志愿者合唱团合唱了《黄河大合唱》第四乐章《黄水谣》、第七乐章《保卫黄河》,表达了年轻一代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传承革命英烈理想的坚定信念。
随后,各界代表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
启动仪式现场,6位来自南京朗诵领域的名师名家,饱含深情地为大家诵读了中宣部出版的《重读抗战家书》中的6封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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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中,无数中华儿女不惜抛家弃子,奔赴前线,为国家战至最后一刻。当年的那场战争早已离我们远去,但战场上留下的一封封家书,却成为历史永远的见证。
>>>王孝慈:父子兄弟相继投身抗战
王孝慈(1905-1992),原名向宗仁,陕西渭南人。1927年在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学习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渭华起义。1930年至1937年在北方从事地下工作。1938年后,在山西太行山区参加抗日斗争。1945年4月,作为正式代表参加党的七大。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天津铁路局党委副书记、全国铁路工会副主席、甘肃省副省长、甘肃省政协副主席和全国政协常委。1992年8月,在北京逝世。
王孝慈致弟书(1938年10月25日)
吾谦爱弟:
来信收阅,备悉一切。“抗战”是我们伟大的母亲,她正在产生新的中国、新的民族、新的人民,我们要在战争环境中受到锻练,我们要在敌人的炮火下壮大起来。抗战是我们的神圣职责。我们的健康、智慧及勇敢要在抗战中诞生,要在争取抗战胜利中光扬发大。我们要为驱逐日敌寇出中国抗战到底,我们要为争取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奋斗到底。
俊安说:“他至死也不愿退过黄河!”这句话令人听了如何兴奋、如何激动!这种意识,不仅表现了他是我们的好子弟,而且表现了他是中华民族的好男儿,他是黄帝轩辕氏的好儿女!他不仅是我的儿子,同时他也成了我的战友。因此,我当更对他关切、对他爱护,我托了朋友,抗战的朋友,照顾他的生活了,祈你们勿念!
你是一位不满十七岁的青年,正应当在人生的大道上努力前进!你现在度着教书的生活,我认为这是不利于你的前途的。我不愿你把你教师的生活继续下去,你应立即奔上抗日的战场,在战斗的环境中,创造你的人生,开辟你的前途!俊安是我的爱子,我既赞成他的行动,这决不是无意味的称赞。你了解吗?也希你打破庸俗人的见解,勇敢的走上民族解放的战场,与俊安、与阿兄、与全中国抗战的朋友们、与全世界拥护正义的人士们,手携手的向光明、向真理的大道前进!
西娃念书是次要的问题,脱离旧乡村、旧家庭,走上新环境、新时代的大道,却是首要的事情。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人是环境的产物,客观的环境是人们真正的学校,铁工厂里出铁匠,蒸馍铺里出的蒸馍技师,宋家出的吊粉的,冯家出的拧绳的。封建的旧家庭产生的是家庭奴隶,大工厂里产生的是赁银奴隶。在阶级斗争的过程中即产生阶级解放的战士,在全民族抗战的战场上,便产生了中华民族解放的英雄。以上的道理,你懂得吗?我希望你们能把西娃送到陕北边区去,或送到我处来,或送到西安纱厂当女工去,这都是正当的办法。老实说一句话,西娃在家中待下去,必定要变成家庭奴隶。我记得西娃在小时是那样的活泼,但在去年我见她时,她是那样的不活泼而无生气,真使我伤感。这不是某个人的罪过,这是时代的罪恶,这是环境束缚的结果。你倘若要在吾家乡待下去,也要和西娃变成一样的不活泼,所区别者,不过男女性的分别而已。
“四月解冰,八月飞霜”,这是人们形容辽县气候的话。可是我们住的和顺,现在还是七月,早已下霜了,人们都需要穿棉衣,我们这里到冬天的寒冷就可想而知了。我不久要去河北省,特此告你,来信仍寄旧地。
家书导读:
这封家书是王孝慈于1938年10月25日,写给五弟向宗圣的复信。
王孝慈1938年写的家书
收信人向宗圣,是王孝慈的五弟,即信中的老五。原在家乡陕西渭南教书,在王孝慈的感召下,于1938年不满17岁时就离开家乡,奔赴山西抗战前线,参加了八路军。
这封家书正文写于1938年10月,信的末端有一段附及的内容,是1961年,王孝慈休假回乡时,在当年写给五弟劝他加入抗战的这封信上用钢笔字补记的:“老五在抗战时在兰村战斗中负伤而后牺牲了。”1942年5月23日,向宗圣在山西忻县兰村与日寇的激战中英勇牺牲,时年20岁。
王孝慈在家书中写道:“‘抗战’是我们伟大的母亲,她正在产生新的中国、新的民族、新的人民。”“我们要为驱逐日敌寇出中国抗战到底,我们要为争取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奋斗到底。”抗日战争以其前所未有的气势震撼着人们的心灵,使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空前觉醒,为民族前途和命运而抗争的意识空前增强,彰显出气贯长虹的爱国主义精神。王孝慈以自己父子并肩抗战来激励五弟:“勇敢的走上民族解放的战场,与俊安、与阿兄、与全中国抗战的朋友们、与全世界拥护正义的人士们,手携手的向光明、向真理的大道前进!”勉励他走上革命道路,成为“阶级解放的战士”、“中华民族解放的英雄”。他还希望女儿也能脱离旧乡村、旧家庭,走上“新时代的大道”。
信中提到的“俊安”,也有一封给向宗圣的家书。
王孝慈长子、八路军战士向俊安1938年2月26日给九叔及五叔的家书:
九叔及五叔:
我们的学校要移往翼城县,因战事的应(影)响,我们要组织游击队,要和日本鬼子拼一下,我们以后再见吧!请你们告诉我老祖父和祖母叫老人家放心……我希望你在家乡要努力做救亡工作,现在战争已到第二期了,敌人这次的目的要打到潼关,并且在二十日以内要达到目的,我想我们的家乡也站在险要的地位,你们想敌人一到潼关,就等于到了西安,我们关中道就无法可当,希望你在乡村能组织起游击队更好!你们现在要知道晋南成了收复华北的根据地,也就是保卫世界和(平)的根据地,再谈!
致民族解放万岁!
向宗圣虽然是王孝慈的五弟,但和向俊安几乎同龄,三人来自陕西渭南一个世代务农的家族。写信时,王孝慈、向俊安已先后走上战场,向宗圣还在家乡教书,父子在各自的信里都劝向宗圣加入抗战。
向家的父子兄弟三人最终都离开家庭,投身革命,毫不吝惜自己年轻的血肉之躯。甚至有一段时间,两代人都在山西参加战争,彼此之间只隔着几座山、几个村子或几条小河。父亲曾先后三次被捕入狱,遭到严刑逼供,始终坚持斗争,因为被灌过辣椒水长年受鼻炎折磨;儿子背后被日本人扎过深深的一刀,但都看到了抗战胜利、全国解放,并为新中国继续工作;而向宗圣却在20岁时,在一场从日军手里抢夺物资的战斗中牺牲了,直到新中国成立家人才收到他的遗物和照片。
1951年王孝慈与妻子、儿子向俊安和女儿向里南于北京
在抗日战场上,有许多像王孝慈这样的父子、兄弟,还有夫妻,姐妹携手踏上革命征程,走向抗日前线,直面艰险、无惧死亡,因为大家有绝对的信仰,知道牺牲自己,是换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并且确有把握一定达到。
>>>王雨亭:送年仅15岁的长子归国抗日
王雨亭(1892—1967),福建泉州人。1933年春,前往菲律宾,随后创办中华影片公司,放映进步电影,宣传抗日救亡。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担负菲律宾华侨抗战后援会宣传工作,参与介绍两百多名爱国华侨青年回国参加八路军、新四军,并筹募款项和药品支援抗战。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在香港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国家侨委委员,全国侨联秘书长。1967年,在北京病逝。
王雨亭致子书(1939年6月4日)
真儿:
这是个大时代,你要踏上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前线,我当然要助成你的志愿,决不能因为舐犊之爱而掩没了我们的民族意识。
别矣,真儿!但愿你虚心学习,勿忘我平时所教训你的“有恒七分,达观三分”,锻炼你的体魄,充实你的学问,造就一个强健而又智慧的现代青年,来为新中国而努力奋斗!
1937 年王雨亭(左一)决定送长子王唯真(后右)回国抗日前,与夫人和孩子们在马尼拉合影
家书导读:
这封家书是王雨亭于1939年6月4日在香港,写给儿子王唯真的临别赠言。
“七七”事变爆发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旅居海外的华侨有的倾囊相助,有的回国支援抗战。王雨亭介绍过200余名华侨青年回国到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他的儿子王唯真也心急如火燎,一再恳求父亲允许自己同行回国抗战。父亲不同意,说他尚未成年,且体弱多病。但王唯真一再坚持,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体弱可以锻炼,疾病可以战胜,打仗没有问题。
1938年10月,王雨亭陪同年仅15岁的儿子从菲律宾踏上归国征程。因广州沦陷,直到1939年6月,王唯真才从香港重新启程踏上去延安的路途。父子分手时,王雨亭在儿子的笔记本上写下了这封信。他真正担心的,是长子投身抗日战争后,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而远在南洋的他无法照顾这位满腔热血的年轻人。但最终他还是写下了这些话:“你要踏上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前线,我当然要助成你的志愿,决不能因为舐犊之爱而掩没了我们的民族意识”短短几句话,舐犊情深,一位父亲对儿子的殷切期望,对祖国和中华民族的热爱跃然纸上,王雨亭深厚的爱国情怀,使他深明大义地鼓励和支持亲朋好友积极投身抗日洪流。“造就一个强健而又智慧的现代青年,来为新中国而努力奋斗”,表明了王雨亭对儿子的嘱咐和重托,对新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与期望,更展现了主张在自力更生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和信念。
带着父亲的祝愿,王唯真离开香港,经越南北上,踏上了抗日的征程。归国的路途艰辛坎坷,王唯真跟随一个30人左右的华侨司机归国服务团,途经越南的海防、河内到广西边陲重镇凭祥,满载着华侨们捐赠的药品、纸张和汽油等,1939年8月才终于来到西安,被安排在西安西北方向的安吴堡青训班学习。四个月的学习结束后,他们来到了延安。1940年10月7日,作为延安“青年剧团”唯一的华侨青年,王唯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王唯真在晋察冀时作画,描绘自己离开菲律宾和奔赴延安的情景
1941年8月初,因有绘画才能王唯真被推荐到延安《解放日报》画战争形势图。一个偶然的机会,王唯真被发现英语不错,他从解放日报社调到新华社工作,先后担任英文翻译和广播科国际新闻编辑。1947年,胡宗南军队进攻延安时,王唯真随新华社社长廖承志东渡黄河。廖承志正是他父亲入党的引路人,当廖承志告诉他父亲是共产党员时,王唯真高兴之情溢于言表。当年分别之时,父亲没有告诉他自己的身份,以致王唯真在延安入党填写履历的时候,把父亲写成是“随时代前进的人”。
据不完全统计,“七七”事变后回国参战的华侨青年学生、工人约有一万多人。其中2000名左右华侨青少年,分赴延安和华北、华中、华南的敌后战场,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东江纵队和琼崖纵队。王唯真从不讳言父亲的影响,“我能实现奔赴延安的愿望,很大程度得助于我的父亲王雨亭”。
1949年,王雨亭陪同陈嘉庚从香港来北平参加筹备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父子在此重逢,格外高兴。当王唯真把10年前的“临别赠言”拿给父亲看时,王雨亭感慨地说:“唯真,当年你选择奔赴延安的路走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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