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文汇报∕笔会》老主编、老作家徐开垒在与文坛巨匠巴金长期的交往中,双方的关系不断的变化和发展,写作、书信、采访、对话,最后凝结成近54万字的《巴金传》这样丰硕的果实。其中,巴金致徐开垒的书信则是一段反映双方人生轨迹的信史。今天谨以此文纪念巴金诞辰114周年。
巴金与徐开垒共同生活、工作在上海这座城市,因此巴金致徐开垒的书信不算太多。目前所知最早可见实物的是1962年1月3日的信函,介绍温州读者王大兆的诗歌。七天后,文汇报笔会副刊发表了王大兆的诗歌《寄给菲德尔的一颗心》。巴金在自己的日记中也有相关记录。王大兆早年在温州工作,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与巴金开始书信交往后又多次见面,后赴香港文汇报工作。在他的回忆文章中,也谈到了巴金推荐帮助他发表文章的事情。
《一封信》的“一封信”
巴金先生写信给徐开垒,更多的是为在《笔会》发表文章,如1965年2月9日的信:
开垒同志:
稿子匆匆写成,奉上,请替我看看,不妥处,请代改正,谢谢。书一册奉上,请查收。
敬礼
巴 金 九日
这封信件没有收录在《巴金全集》,为钢笔竖写,分列七行,未署年月。徐开垒考证巴金所说的“书一册”为巴金著《贤良桥畔》,日期在1965年2月9日。
1977年5月25日,巴金先生在《文汇报》“风雷激”副刊发表了“十年浩劫”后轰动文坛的第一篇散文《一封信》,这篇具有时代标志性的散文发表今年已经四十年,它的影响更在于重大的社会意义。当年5月21日,巴金寄送这篇散文的同时写了一封信给徐开垒:
开垒同志:
稿子匆匆写成,请你们仔细看看,有不妥的地方,请代改正。
敬礼
巴 金 廿一日
这真是《一封信》的“一封信”,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徐开垒曾经在各种场合一再说起和写过巴金《一封信》发表的背景和产生的影响,社会各界也多有评述。据1989年10月出版的《巴金年谱》记载:“五月中旬,应上海《文汇报》文艺编辑一再要求,决定结束十年的沉默,拟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五周年写篇文章”。从时间上推算,巴金写作长达五千言的《一封信》不会超过一周时间,而以书信形式发表文章,正是徐开垒提议的。从5月中旬徐开垒与文汇报副总编辑刘火子两人登门拜访,巴金18日写作《一封信》并于21日寄出,文汇报笔会副刊25日迅速发表来看,某些历史的拐点产生自有它的必然性。按徐开垒的说法,在“左”的思想路线指引下长期形成的文学冰河,由此出现了第一个裂痕。
新时期开始,徐开垒就此与巴金先生保持了密切的联系,撰写了多篇有关巴金的散文和报道。1978年1月15日,徐开垒以“立羽”笔名在《文汇报》“笔会”副刊发表散文《春回人间——访巴金》。巴金先生对这篇文章进行了仔细的修改,他在1977年12月26日信中写道:
开垒同志:
文章看完,做了一些改动,是否妥当,请您斟酌,千万不要客气。我在政协开会,每天见到刘火子同志,准备明天打电话同您联系,否则就托火子把校样转给您。
祝好!
巴 金 廿六夜
1977年12月25日至29日,政协上海在“文革”之后召开五届一次会议。巴金在此次会议被选为政协副主席,刘火子为政协委员。徐开垒这篇散文打印后交巴金审读修改,题目初定为“七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新年访巴金”(原件改动较大,已由徐开垒1991年1月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这篇散文其实经过巴金两次修改,第二稿题目改为《春回人间——访巴金》,他在1977年12月30日致徐开垒信中又写道:“文章我又看了一遍,有几个错字改了,还改动了一些字句,是否妥当,请您斟酌。”这篇散文发表的那天,政协上海五届委员会公布了政协领导的名单。
创作《巴金传》的真实记录
巴金先生致信徐开垒,还有很大的部分是围绕《巴金传》展开的。徐开垒从1986年开始到2005年的二十年时间,完成了被称为“为二十世纪的良心塑像”的《巴金传》。写作《巴金传》期间,徐开垒多次拜访巴金,采访并记录了有关史料。
巴金致徐开垒书信中谈到写作《巴金传》有四封之多,他在1986年6月10日的信中为徐开垒写作做了周详的安排:“写传记的事,最好拖延,您如下了决心,那就先积点材料也好。下半年我可能空一点,您不妨每月来谈一两次。我也会考虑慢慢地给您准备一些材料。”1988年3月10日,巴金在看到上海文艺出版社主办的《小说界》连载的《巴金传》后,又写信给徐开垒:
开垒同志:
九日来信收到。我最近身体不好,精神差,需要休息。我们见面的时间推迟到本月底或下月初吧。第一章我还不曾读到一半,有些事情需要查对,有些事情显然弄错了,例如,去广元是坐轿,不可能步行,过河时轿子也给抬上了渡船。又如,我也是吃奶妈的奶长大的,并未受到特殊待遇。
到时我会通知您。关于三十年代我手边并无什么资料。
祝好!
巴 金三月十日
后来《巴金传》结集出版时,徐开垒按照巴金的意思修改了有关内容。可以说,《巴金传》是在巴金先生的关注下完成的,因而更具有权威性和完整性。这当中,还得提到巴金的弟弟李济生先生,他陪同徐开垒拜访巴金,赴北京、成都等地采访参观,掌握了许多第一手材料。他也与徐开垒互通了许多信函,在信中订正事实,补充材料。因此,徐开垒在《巴金传》出版时,曾经在后记中谦虚地写道:“李济生同志既是我的责任编辑,也是我的顾问,按理说应该与作者共同署名的”。
徐开垒在与巴金先生征询传记有关章节材料的同时,一起探讨当时的文艺现象。进而在1989年1月,在沪港两地的《文汇报》及《文汇月刊》发表了巴金与徐开垒共同署名的《作家靠读者养活——关于传记及某些文艺现象的对话》一文。巴金有感而发:“现在看来,‘你出主意,我写作',这样的方式从事写作,总是要失败的”。该文发表前,巴金亲笔增删了不少文字。
后来,巴金将此文作为附录编入《巴金全集》14卷,可见对这篇文章的重视程度。这篇“对话”文章对徐开垒也极具重要意义,既是他记者生涯的收官之作,又是对巴金的意义深远的“访问记”。
巴金先生致徐开垒的书信是一个时代的剪影,又是珍贵的文学史料。因此,徐开垒在他生前最后几年无法握管写作的情况下,几番翻箱倒柜,把他认为重要的作家书信挑选整理后,从1999年4月到2011年9月,分四批慷慨地捐献给上海图书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其实,在徐开垒的晚年,他还把相关的书信、手稿、著作等珍贵资料相继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图书馆、报社等文化单位。也许,这是徐开垒竭力所能做的最后的善行。
2005年10月17日,巴金先生以一百零一岁高龄离开人世,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徐开垒在巴金逝世后六天迅速写下了纪念长文《聆教五十年——忆念巴金先生》,全面回顾了与巴金交往过程。他又满怀悲痛地参加了巴金先生的追悼会,《新民晚报》在显著位置刊登了徐开垒参加追悼会时怆然涕下的照片。后来他这样解释当时近乎失控的神态:对于巴金的逝世,虽然早有预感,但是却无法一下子直接面对,因为,他的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徐开垒曾经与巴金先生亲密接触交流,长时期撰写过有关巴金的文章和传记,同时经历了相同的时代风云。徐开垒也已逝世数年,他对巴金充满感情的话语,迄今言犹在耳。
摘自《档案春秋》(ID:dacqbjb)
作者:马国平
编辑: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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