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渌水，红掌拨清波。”这首咏鹅诗，《唐诗纪事》卷七说是骆宾王七岁时所作，今日几乎家喻户晓，老小成诵了。可惜留下的记载太少，无法还原诗人真实的少年生活，更不知道他受过什么教育，有过什么人生理想，为什么写这首儿歌。类似的少年诗人，今知大约有十多位，才情与作品稍显零乱，以后有机会再作介绍。幸运的是，近代以来，在丝绸之路要道上的敦煌藏经洞，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在湖南长沙城北望城镇唐代窑址，发现了大量唐代孩子的习字杂钞，写经尾题，瓷器题诗，乃至一些随意的涂鸦，其中许多都保存了孩子们的真实想法。更令人感到惊讶的是，从漠北到江南，地域如此广阔，文化几多隔绝，但其中许多作品则有大量雷同，令人不能不惊讶于文化传播之广泛普及。有关文本之详细叙录考证，可参徐俊《敦煌学郎诗作者问题考略》（《文献》1994年2期）、梁海燕《唐代俗体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拙文《八十年来的唐诗辑佚及其文学史意义》、《从长沙窑瓷器题诗看唐诗在唐代下层社会的流传》（均收入拙著《唐诗求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等，在此不作一一之罗列。本文仅介绍这些诗的一般内容，希望专业或非专业的读者对此能有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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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教育分官学与私学，官学只有名宦子弟可以进入，私学则遍布州县，既有为国培养栋梁人才之责任，更多则是从识文断字的初等文化教起，告诉学生先贤事迹，先圣论说，这是树立典范，进而则包括人际来往之日常应酬，书写计算之生存能力，习字作诗之高雅情趣，乃至信仰养生之人生追求。从目前可以看到的唐代民间通行的蒙学读物来说，有《千字文》这样以识字为基本目标，连带也包括百科知识的通俗读本，也包括《太公家教》《辨才家教》一类以传达社会伦理道德为宗旨的思想读本，也有《记事珠》一类日用小百科知识文本，更有《古贤集》之类以表彰历代道德典范或英雄人物为主的通俗诗歌。敦煌远在边关，与中原、江东相比较，文化水平总体来说偏低，为进士、明经、制科等各种举业而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教育目标还不甚显著，主要还是让学生熟练掌握书写技能，适当学会古诗文常见典故的运用，都有很不错的成绩。

女子虽然不能晋身官场，但同样要走向社会，出嫁为人妻，侍亲持家，道德规范一点也不能疏忽。敦煌所出有《崔氏夫人训女文》，是写女子将嫁之际，母亲的规诫之言，说明“在家作女惯娇怜，今作他妇信前缘”，未嫁前娇惯成习，出嫁后就完全不同了。长辈的规诫第一是慎言：“欲语三思然后出，第一少语莫多言。”尽量少说话，如果要说也应再三想清楚后再说。其次则是要注意尊卑之序：“路上逢人须敛手，尊卑回避莫汤前。”敛手是表示低调礼敬，“汤前”通“荡前”，在人多的场合不要鲁莽，要遵守礼数。“外言莫向家中说，家语莫向外人传。”注意内外有别，外面传闻不要带到家里来，以免引起是非，家人的议论更不能向外人搬传。还有许多细节的交待，可见唐代女教的一般面貌。不过至今未见年轻女性的涂鸦，看来她们走向社会的机缘并不太多。

榆林窟第25窟

敦煌是中西往来的孔道，三教并存，佛教影响最大，但官场伦理及学校教育又以儒学思想为主导，蒙学教育社会化的痕迹无处不在。在这样的社会秩序中，进学为官是学子始终追求的目标。汉代韦贤曾说：“遗子黄金满籝，不如教子一经。”（《艺文类聚》卷八三）这一精神通过历代师说，强烈地传达给所有的学子。在吐鲁番所出卜天寿《论语》钞本后所钞诗，有“高门出己子，好木出良材。交□学敏去，三公何处来”，大约是流传在边地的劝学诗，高门方能出贵子，好木方能出良材。第三句有缺文与误字，但末句很显豁，三公来自于人间，只有努力学问，才能达到目标。类似之诗还屡次出现在敦煌遗书中，今见斯六一四与北八三一七皆有此诗，录前者如下：“高门出贵子，好木出良材。男儿不学问，官从何处来。”后二句意思很明显，男儿学问的目标，就是做官，只有做官可以带来名誉与财富。长沙窑瓷器题诗是民间工匠的作品，上面所题诗不是学童所书，但足以代表民间对于孩子们的期待。其中有这么几首：“天地平如水，王道自然开。家中无学子，官从何处来？”“白玉非为宝，千金我不须。意念千张纸，心存万卷书。”“上有千年鸟，下有百年人。丈夫具纸笔，一世不求人。”“念念催年促，由如少水鱼。劝诸行过众，修学至无余。”第一首是说万物自然，王道即基本的统治秩序应该普遍地遵守。遵循这样的王道之学，只有进学才能做官，不进学，无人做官，家族就没有希望。第二首说白玉、千金，不是真正的富有，只有饱读诗书，才能将所思所虑写成文字流传，方是真正的富足。第三首前两句起兴，要说的是古往今来的大道理，即男子立身于世，必须能读书识字，方能走上社会自立，不必再低声求人。第四首则说人生很短暂，不学习就会使自己成为困在涸泽中的枯鱼。后两句更劝所有的人们，活一天，学一天，永远不要停下学习的步伐。

莫高窟第12窟 学堂

敦煌毕竟是边地，对孩子们来说，三公毕竟很遥远，容易的理想是在本地谋一个受人尊敬的职位。比如这个孩子：“学郎身姓□，长大要人求。堆亏急学得，成人作都头。”诗钞在北京图书馆旧藏位六八《百行章》后，署“庚辰年正月十六日，净土寺学使郎邓保住写记述也”，缺字或即邓字。这类诗常有通行格式的模板，钞者未必即作者。“长大要人求”，应该即长大不求人的意思。“堆亏”意思不明，似乎是说现在一切学好，长大可以作都头，都头是军队的将领，在动乱的时代，最有实权。

前文说蒙学教育从识文断字到道德伦理，都给孩子们以指点，今存大量诗歌中，所涉内容极其广泛。

感念父母之恩，是人子的天性。玉〇九一有诗云：“由由天上云，父母生我身。少来学里坐，今日得成人。”坐进学堂的孩子，有长大的感觉，老师再将父母养育之恩告之，孩子感受更真切。此诗从天上的云起兴，将“父母生我身”特别地加以强调。后二句平淡之中充满深情，就如同近代教材“秋天来了，天气凉了，一群大雁往南飞”一般含蓄隽永。此诗也有几个文本，如伯三五三四写于《论语集解》卷四末，有题记：‘亥年四月七日孟郎郎写记了。’中国书店藏张宗之写本署‘癸未年永安寺学士郎张宗之书记之耳’。后者首句作“云云天上去”，末句作“长大得成人”，应该是流行很广的一首诗。

学郎家庭有贫有富，但人生态度宜各有不同。如伯二六二二所录一首：“昔日家中富，门前车马多。可中贫贱去，朝不□□过。”作者显然出自一位从富转贫的家庭，对以前家中之富有及来客之纷繁有深刻印象。后二句已残，诗意不完整，似乎在感慨现在贫贱了，客人也不愿从家门经过。

再如衣二八所载一首：“忍辱得端正，瞋恚得丑陋。布施得大富，悭贪堕贫穷。”这里讲到四种行为，即忍辱、瞋恚、布施、悭贪，作者认为凡遇事能够忍辱，足以成大事，人生能走上正道，此点深受《太公家教》“悬钓之鱼，悔不忍饥”“罗网之鸟，悔不高飞”之类人生格言的影响。瞋恚指遇事易怒，不会掩饰自己的情感，必然带来麻烦，显得丑陋。布施、悭贪则就礼佛与恤贫两方面言，强调越肯施舍的人越易致富。

斯四一二九云：“□□学郎身姓阴，财艺精令不求人。直是□□□□□，适奉尊卑好儿郎。”缺文较多，好在意思可以猜度出来。作者自称姓阴，“财艺”当作“才艺”，精是精湛，令是美好，有这样的才能禀赋，可以适应社会而不必求人。末句强调对既有秩序的尊重和敬奉，终能成为一个好儿郎。诗未必为阴姓学郎自作，很可能有通行诗的格式，任何人都可以将姓填入。

老师教学的内容，也在学郎诗中留下痕迹。离合诗的初级形态，是用两字离合的方式，告诉学生字幸的结构。有些诗本身并没有什么诗意。如斯三八三五存三诗：“白水泉当路，此木柴在深。亡心忘记忆，西女要人寻。”“非衣裴醋大，口口吕秀才。白七皂罪过，王廾弄人子。”“旦之（项楚录作知）是不善，非心悲慈深。八（项楚录作人）王全法用，人曾會言语。山隹崔夫子。”前一首介绍泉、柴、忘、要四字，但泉当路、柴在深、忘记忆、要人寻四句，虽押韵，可记诵，似乎没有什么关联，更缺乏诗意。第二首前二句介绍两个姓氏，醋大也作措大，是对穷酸书生的戏称，但后二句太勉强了，与前二句也不押韵。第三首也不押韵，是要说明是、悲、全、會、崔五字的构成，字形的说明并不太准确。很可能这是一位并不太高明的老师的教学诗，留下来的几首仅是其中的一部分。当然，离合诗也有做得好的。如伯三五九七：“夕夕多长夜，一一二更初。田心思远客，门口问征夫。”四句将思妇的思念写出，长沙窑也有见，可见流传很广。长沙窑瓷器题诗还有这么一首：“单乔亦是乔，着木亦成桥。除却乔边木，着女便成娇。”也是教孩子识字的生动例子。叠字诗也会让学生印象深刻，如伯三五九七这首：“高山高高高入云，真僧真真真是人。清水清清清见底，长安长长长有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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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存敦煌大量佛经来看，很多出于学郎的手笔，内容大量重复，显然不是出于传播或保存文献的目的，很可能是将写经作为礼佛的功德，或敬佛的呈品，那么说来，所钞经也就具有商品的价值。伯二九四七云：“书后有残纸，不可别将归。虽然无手笔，且作五言诗。”他们钞书、钞经，显然受雇于他人。书钞完了，剩纸还有，东西是别家的，不能带走，但可以用此残纸写诗啊！现在能看到的大多学郎诗，就是这样保存下来的。

学郎们钞经的心情似乎并不太愉快，如这一首：“可怜学生郎，每日画一张。看书佯（原作痒）度日，泪落数千行。”（中国书店藏敦煌永安寺学士郎张宗之钞本）这位的责任似乎是画佛像，也看书，不知何以痛苦如此，乃至泪落千行，仅仅画一张或看书，似乎都不至如此啊？另一位则讲得很明白：“写书今日了，因何不送钱？谁家无赖汉，回面不相看。”（北京图书馆旧藏宿九九）写书是为了换钱，辛辛苦苦写完，为什么还不给钱？后两句骂得很重，怎么可以这么无赖呢？我给你做事，你居然连一个好脸色都不给我，太不像话了。多少钱呢，另有答案：“今日写书了，合有五斗米。高贷不可得，还是自身灾。”（斯六九二《秦妇吟》后题）原署：“贞明五年己卯岁四月十一日敦煌郡金光明寺学仕郎安友盛记。”诗很可能即是安友盛所作，他的水平并不高，似乎连做诗要押韵的技能还没有掌握，但他的心情是轻松而愉快的。书终于写完了，按照先前的承诺，应该可以得到五斗米，这不是一点点，够家人生活一段时间了。他的想法是跳跃式的，因为有了这五斗米，可以不借高利贷了。高利贷虽然可以短暂缓解危机，但债务繁重，最后还是自己的灾害。平静之中，可以体会他的欢悦。

榆林窟第25窟 林间写经

许多学生郎逐渐长大，内心的烦恼与青春的冲动都在纠结，都在萌芽。伯二六九：“我是沙门僧，本来无怨恶。口解如是理，心多烦恼作。”内心自多不如意之事，嘴里也能说场面上的道理，但内心则烦恼多多。从来也不与人生怨恶，更不曾得罪人，却时时感到不安。当然，更多是对异性的追求。“小儿骑竹马，童子注千□。誓将抱良死，还同竹马期。纵使风雪至，不避雨沾衣。”（淡七六）有缺文，但意思可明白，即有心仪的女子，希望能成好事，即便中间有风雪曲折，也在所不计。诗似乎深受李白《长干行》影响，两次用到竹马，而“誓将抱良死”，应该就是“常存抱柱死”的别写。另一首则写得更直截了当：“今日好风光，骑马上天堂。阿须家有好女，嫁与学士郎。”此诗在敦煌遗书中至少有五六次钞写，首句伯三三五作“可怜学生郎”，第三句伯四七八七作“须家好女子”，这里据斯三七一三为主写定。学习的过程虽然辛苦，但最终会有风光无限、好事成双的那一天。“书中自有颜如玉。”一切的付出都很值得。但也要有选择。斯三七二四云：“郎君须立身，莫共酒家亲。君不见生生鸟，为酒送其身。”伯二六四前两句作“丈夫一生义立身，□□莫共酒家亲”。酒家就是习惯所说当垆女郎或卖酒胡女，这样的职业，这样的家庭，显然不在一般学郎的视线以内。生生鸟不知何谓，应该是一种贪酒而送命的小鸟。

学生在勤奋学习中，最盼望的是什么？古往今来的学生答案都一样：下课放假，纵情游玩。伯二二六二云：“竹林青郁郁，伯鸟取天飞。今朝是假日，早放学生郎归。”这是敦煌孩子的期盼。“写书今日了，先生莫闲迟。明朝是假日，早放学生归。”这是吐鲁番的学生郎卜天寿在《论语》钞本后留下的文字。“竹林青付付，鸿雁北向飞。今日是假日，早放学郎归。”这是长沙窑瓷器上的题诗。其间地域从西域到湘南，时间跨度也长达两百多年，文本虽有一些差别，意思则始终不变。假日是学生最盼望的，老师不要拖课，更不要找理由给学生补课，放假不上课是我们的权利，任何人不能无端改变和侵占。青青竹林，任意飞鸟，这里都是学生最向往的生活，也是儿童不容剥夺的幸福。

学生们平时总免不了互相吵闹，彼此编绰号，取别名，那算是轻的，学了几首诗，当然要用来互相调侃，严重一些就是谩骂了。选几首：

沙弥天生道理多，人名不得奈（原作那）人何。从头至尾没闲姓，忽若学字不得者。打你沙弥头脑（原作恼）破。（伯二九九五）

沙弥清奴实实聋（原作陇），但见学仕本处诵。不如闻法取城外，打那肚皮烂宠宠。准义师主真心教，是你钝浊百陇众（项楚《敦煌诗歌导论》疑作龙钟）。（斯一〇八四）

学郎汉□郭会昌，看看一似憨头狼。世间薄酒总饮尽，一朝出来褥城隍。（斯一八四）

今朝（原作照）书字笔头干，谁知明振实个奸。向前早许则其信，交他人者不许欢。（伯二六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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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郎在寺庙挂单，就是小沙弥，总觉敦煌的孩子也如今日之南传佛教一样，少年时期会在寺庙中度过一段时间，所以骂学郎，骂沙弥，其实是一回事。第一首说沙弥生来会讲道理，但总有不识的字吧？唐代人取名喜欢用僻字，这会儿难住了沙弥，你居然也有不识的字。最后一句是调侃，不是真用暴力打破脑壳。第二首调侃沙弥清奴，你真是一个聋子，老师教的那么好，你虽然也在那里天天诵经，居然什么都没听进去，你真是一个钝根污浊的糊涂人，真该把你的肚皮打烂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第三首骂学郎郭会昌，怎么看都像一头憨头狼——很可能指那种粗野而没有修养的人。好处占了许多，一旦出来可就辱没斯文了。城隍是供奉守护城池之神之所在，“褥”即辱字。第四首则骂明振之奸，但不知“今朝书字笔头干”与明振作奸有什么关系，后两句意思也不甚清晰，似乎在说我今天不顺，不欢喜，反正都是你的不是。以上几首诗，作者都没有留下年龄，也没有留下事由，我愿意相信是年轻的学郎所作，就在于这些诗都任意而胡闹，骂人也不留分寸，略知押韵就率意甩酷，更接近未成年人的口气。即便自励，也可以很随意，如：“青青河边草，游如（徐俊《敦煌诗歌残卷辑考》校作鱼）水舄舄。男如不学问，尔若壹头驴。”这首诗在敦煌遗书里至少有五六本，首句可以追溯到《古诗十九首》，接写游鱼水中也还连贯，第三句讲出大道理，男子应该读书讲学问啊，如果不这样，还真不如一头驴！末句画风大变，又不押韵，但孩子肯定喜欢这样的比喻，更喜欢以这样的比喻来互相攻击，其中有无限乐趣。至于押韵，“韵是何物”（史思明语）？随便吧。

读者读罢以上文字，一定会有所困惑：你讲的这些，是唐诗吗？今日家喻户晓的那些唐诗，那时候有人读吗？为什么你不加以讨论？你举的这些学郎诗，总觉得思想平庸，艺术粗糙，都是一些最家常、最世俗的想法，有什么好呢？

读者的这些感觉都是事实。上举大多数诗，都来自敦煌藏经洞，封闭于十一世纪初，绝大多数出于唐人手笔，应该没有问题。学郎是从少年到青年的较含糊的概念，年龄多数为十多岁，不排除有人过了二十岁仍自称学郎。这些学郎的家庭出身也相差很大，本文为叙述方便，尽量将之简化。不排除其中部分作品为原创，但相信多数仅属传钞，且不大容易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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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明的是，唐诗的民间传播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什么是最好的作品，各时代看法不同，就算在唐代，文化发达地区，文化高度掌握的族群，与边地的一般民众，显然会有很大不同。如果藏经洞在长安大慈恩寺有所保存，存诗的质量与敦煌肯定不可同日而语。敦煌的学郎，以及教授他们的老师，大约就是这样的水平。他们的阅读范围并不太广，他们的生活目标世俗而平常，他们的喜怒哀乐，只是正常普通人的喜怒哀乐。这是他们的局限，但也正是这一点最特殊而可贵。我们从他们的作品中，看到下层普通民众的所思所虑，看到他们的文化追求及所达到的程度。他们可能是伟大时代的落伍者，也可能是任何时代在基层生活的普通的少年，普通的民众。因为有这些平常的作品，再读那些大诗人的经典，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个时代的作品可以如此地立体而多元，丰富而日常。

本文转载自《古典文学知识》2019年第1期

编辑：张子杰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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